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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地区的头人夏格刀登不听劝说，带领2000藏族骑兵阻挡红军。红三十军为争取和平解决，白天坚守不战，夜间派第二六五团这支有名的“夜老虎团”神不知鬼不觉地摸进对方营地，扑到夏格刀登的帐篷里将其活捉。军政委李先念接见了他并以礼相待，于是夏格刀登与红军签订互不侵犯协定，还出任了“博巴自治政府”的副主席，参加为红军筹粮的工作。
红军变成了“菩萨兵”
几万红军进入贫瘠的藏区后，必然产生与民争食的局面。朱德率红军总司令部到炉霍时，便提出要同群众一起展开生产。在总部机关动员大会上，他亲自作动员强调：“我们和藏胞是兄弟，是一家人，我们要帮助他们把地种上种好。”红军总部许多首长都参加了春耕，各部队也掀起了助民劳动热潮，提出了“不让一寸土地放荒”。红军还向藏族人民传授了驾驭骡马耕地的技术，群众交口称赞红军是“菩萨兵”，“红军人好、心也好，种的庄稼也特别好”。由于被红军助民生产所感动，广大藏民随后也积极帮助部队筹粮。
红军进入西北的回族地区后，总政治部专门发出了《关于回民工作的指示》。这一指示也改变了过去在汉族地区对农村土豪采取打击的政策，实行了团结争取上层的办法。政治部门规定，各部队进村以前先派代表与阿訇接洽，得到同意以后才进村宿营；在营区内禁止食用猪油、猪肉，不得借用回民的生活用具；不得进入清真寺，不准破坏回教经典。在宁夏回民区，马家军设下了众多苛捐杂税，民众痛苦不堪，红军到后全部予以废除，红军就此得到回族群众的大力拥护。
【点评】政策灵活培养干部
红军长征时期，民族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最大程度地争取少数民族群众的理解、信任和支持，顺利通过少数民族地区。在长征途中，红军正是靠着实行灵活和正确的政策，得到苗、彝、藏、回和其他少数群众的拥护和帮助，才保证了战略转移任务的完成。
红军有了广泛与频繁接触兄弟民族的机会，使民族政策得到了实践机会，也获得了不少宝贵的经验。1935年8月，毛泽东曾在藏民区的毛儿盖会议上指出，必须挑选一部分优秀的少数民族人员，“给以阶级的和民族的教育，以造成他们自己的干部”。红军到达陕北后，还专门把少数民族同志集中进行培养，为日后国内各民族的解放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章 坦诚是金（1）
——小叶丹当上“红军支队长”之谜
“汹涌的金沙江、大渡河，蛮荒的大凉山倮倮区；我英勇的红军真是无坚不摧……”红一方面军在征途中所唱的这首歌，述说了1935年5月，刚渡过金沙江时遇到的严峻险阻——处于奴隶社会的三百里彝区。此时，国民党飞机不断撒下传单，上面赫然写着：“前有大渡河，后有金沙江，几十万大军追、侧、堵，共军插翅也难逃！”“让朱毛做第二个石达开！”
夺下冕宁城，放出彝族首领
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薛岳率领的中央军很快又渡江追来，南返已不可能。1935年5月初，中央政治局在会理举行了扩大会议，提出北上会合红四方面军的战略任务。随即，中革军委任命刘伯承和聂荣臻担任先遣队的司令员和政委，率一军团为北上开路。经过侦察，他们发现川康军阀主力部署在西昌至富林的大道上，红军只有经过大凉山彝族区，走冕宁、安顺的羊肠小道才能迅速接近大渡河边。5月20日，中央军委在礼州发出了总司令朱德“关于过彝区、大渡河的命令”。
刘、聂二人都是四川籍，尤其是刘伯承曾在川军中任职十几年，阅历丰富且作风细致，很熟悉川西地理风俗人情，对彝区的“黑骨头”、“白骨头”和家支的状态都非常清楚。刘伯承知道，彝族聚居区内部家支林立，各家支都有自己的武装，且相互械斗不息，但却能保持一致对外，并擅长山林作战。历代统治者以及地方军阀对彝区用兵进剿，大都以失败告终，因而把彝区视为畏途，以往汉族的军队想通过彝区几乎不可能。1863年太平天国的石达开部深入此地，前有清军拦截，后有彝民围攻，才落得个全军覆没的结果。
红军到达彝区时，在方圆几百公里的区域内分别有沽基、罗洪、倮伍三大黑彝家支分片统治。四川军阀为控制他们，抓捕了不少彝族首领关在冕宁县城监狱里当人质，哪个家支若不听令便杀这些头头。这种压迫政策，使彝区上下对汉人普遍都有疑忌甚至是仇视情绪。红军占领了冕宁县城后，马上把黑牢中的彝民囚犯放出来，还请一些头头喝了酒。有些彝族头领懂得点汉语，刘伯承便向他们宣传民族平等政策，说明此次只是想借道通过。这些人出于感激，表示愿意带路。一些获释的彝族同胞得到红军发给的食物衣物，回家后又当了民族平等政策的宣传员。
红军工兵连被扒光衣服
1935年5月21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彝区。许多彝胞听说红军是仁义之师，但还是半信半疑。看到这支以汉族为主体的军队进入自己的控制区，有不少彝民拿着钢枪、土枪、弓箭围拢过来，呐喊着听不懂的口号，占据了山口要隘并拦住去路。
刘伯承、聂荣臻等下令，遇到彝民拦阻和抢劫不得开枪，只能说服解释。当先遣部队经过额瓦垭口时，突红军帮助彝族群众建立了红军地方武装。图为小叶丹的妻子手执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军旗然有一股彝族武装冲下来，袭击了走在队伍后面的工兵连，把他们的衣服剥光。这个连的指战员严格遵守命令未加抵抗，结果光着身子流着泪跑了回来。
红军只得缩短行军距离，严格军纪，对侵袭采取不予理睬和不还击的态度。刚从冕宁监狱中被解放的彝民，走在红军队伍的前面当翻译，说明红军此次只是借路北上，绝不会与彝族人为敌。此时，沽鸡家支的头人小叶丹派了他的四叔和精通汉语的沙玛尔各到喇嘛房姜家店子探听情况，得知红军确实不同于以往所见的国民党军队。在双方形成对峙时，小叶丹乘马赶到前沿。红军发现这人装束不一般，便经翻译向他喊话，得到的回答是同意会谈。
小叶丹首先同红军群众工作队队长萧华席地而坐，进行了交谈，了解到红军只想借道而过。他看到红军解救被国民党关押的彝民，纪律又很严明，便本着“朋友越多越好，敌人越少越好”的传统理念，表示同意交朋友。此时，红军前进路上的两个彝族部落——“沽基”和“罗洪”正在不断械斗，小叶丹作为“沽基”家的领袖提出愿与红军结盟，也是想借红军的力量打败“罗洪”部落。红军愿意结盟是为减少北上途中的阻力，并不想介入彝族内部冲突。当小叶丹提出愿与红军先遣队刘伯承司令结拜为兄弟时，萧华马上回去报告。刘伯承为了团结彝族同胞，确保主力顺利通过，毅然决定去担当这一结盟的主角。
歃血盟誓，小叶丹成为“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队长
5月22日，在冕宁县城以北20多公里的彝海湖畔，红军先遣队人员和众多彝胞参加仪式，刘伯承和小叶丹歃血盟誓，结拜为兄弟。小叶丹还拿来一只公鸡在湖边宰杀，两人喝了鸡血酒并对天盟誓。仪式完成后，刘伯承把随身佩带的左轮手枪和一些步枪送给了小叶丹
，小叶丹也将坐骑送给刘伯承作为纪念。
当晚，刘伯承在宿营地大桥设宴款待了小叶丹叔侄一行。针对小叶丹希望得到外援打冤家的想法，刘伯承建议，彝族内部要团结，不要打冤家，要和好；汉族彝族是一家，不要隔阂，要共同对付军阀刘文辉。随后，刘伯承将一面写有“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队旗授予小叶丹，任命他为支队长。小叶丹至死都珍藏着这面旗帜，解放后由他的妻子交给了人民政府，捐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博物馆，成为珍贵的革命历史文物。
彝海结盟后，小叶丹考虑到其他家支仍有可能袭击红军，于是亲自陪送到喇嘛房，然后派手下的果基尼迫、果基子达、沙玛尔各等人护送到岔罗。由于红军通过彝区时秋毫无犯，加上刚刚解救了被押的各部落民众，其他家支也很感动，均未攻击红军。为了抢时间和防止意外，红军强行军，在三天时间内全部通过彝区。指战员们快步行军时，路边彝胞一片欢呼，出现了歌中所唱的“兄弟民族夹道迎”的动人场面。一些彝胞看到红军如此善待少数民族，还参加了队伍，有的人还一直走到陕北。美国记者斯诺采访时，拍下了几个彝族红军战士的镜头。
参加红军的一部分彝族战士
快速通过彝族地区，抢出三天改写历史
“彝海结盟”对于中央红军的长征，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刘伯承曾回顾历史说：“如果不结盟，再推迟三天，蒋介石的重兵就调到大渡河堵住我们了，就有可能走石达开的下场了。”这三天时间，真是改写了历史。
对于红军先遣队能如此顺利地通过彝区，中共中央领导人极为高兴。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到达安顺场，同刘伯承一见面，周恩来就兴奋地说：“你们走了以后，大部队经过彝族地区时，约达拿着你们给他的旗，护送红军部队顺利通过彝族地区，你们简直把彝族地区赤化了。”毛泽东也问刘伯承：“当年诸葛亮七擒七纵，才把孟获说服了，你怎么这么短的时间就把约达说服了呢？”刘伯承回答说：“我们靠的是正确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是重视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的结果。”
四川解放后，西南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曾嘱咐要尽快找到小叶丹，并说政府已决定要他参加将要成立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可惜，小叶丹已于1941年在彝族内部械斗中身亡。后来，政府安排小叶丹的弟弟果基尼迫担任了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凉山彝族自治州人大副主任等职务，他每次去北京都被刘伯承接到家招待并以兄弟相称。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央还特别批准将小叶丹的孙子和外孙保送上大学，不忘旧情。
【点评】丰碑屹立影响深远
“泸沽的铁苗多又多，不及红军的队伍多。泸沽的河水深又深，不及刘司令的情谊深……”
多年来，关于彝海结盟的歌谣一直在大凉山传唱，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盟誓的铜雕像如今也矗立在西昌市中心，栩栩如生地反映了这段民族团结的佳话。红军总参谋长与彝族头人能顺利结盟，并非幸运之神偶然光顾，而是统一战线理论在民族地区运用所取得的第一个突出成果。正确的民族政策不仅为红军赢得了后来北渡大渡河的宝贵时间，而且在少数民族地区留下了长远的影响，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民族理论的形成和实践过程中的一次创举。“彝海结盟”作为民族平等和团结的历史丰碑，在党史、军史和民族团结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第三章 留下情感（1）
——“娃子”变成革命种子之谜
1936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驻扎的康区甘孜县城里，正在召开有16个县代表出席的“博巴人民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华苏维埃中央博巴自治政府（即中华苏维埃藏族人民政府）”。这是藏族历史上建立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