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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毛泽东报告有关情况。同时，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薄一波、中共上海市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并各中央局电，批转薄一波关于上海“五反”各个战役的基本经验总结及战役部署的报告。
在周恩来起草的批转电中，指示非常清楚。对物如何处理？周恩来指示要区别对待：
清理隐匿财产的案件，应有意识地区别易于解决和不易解决，急于解决和不急于解决，需要解决和不需要解决等情况，将不易、不急、不需要解决的案件推迟或暂时放下不去解决，留待以后再说。
对人如何处置？周恩来提出的办法与“三反”恰恰相反，“三反”是要使全党大受震动，而“五反”则不然：
各地捉人以少为好，有些已捉了而态度较好或情节较轻者还可提早释放一批。判处死刑者，既要比“三反”少，又要使工商界不受震动，且应先报中央，待中央统筹全局，提出控制比例数后方可执行。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周恩来一贯持谨慎态度。建国以来，他曾多次将一些著名企业家和民主人士引见给毛泽东。在发展生产、搞活流通等方面，他也曾多次向工商界求教，甚至亲自登门拜访。建国初期，老舍先生创作话剧《春华秋实》，周恩来得知后，还专门向老舍详尽地解释过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迁就政治宣传。这出戏写出后，周恩来看完演出，又立即打电话给老舍，婉转地告诉他哪些地方还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
在周恩来的认识中，虽然资产阶级的本质是唯利是图，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既有跟反动势力妥协的一面，也有积极的进步的一面——保持中立或者同情革命甚至参加革命。这种两面性是长期的。因此，对民族资产阶级要团结又要斗争。
周恩来在“五反”中的指导思想，就是在上述认识下确定的。到了“五反”后期，周恩来到全国统战部长会议上讲过这样一番话：
“三反”“五反”（9）
斗争就是改造，就是要把“五毒”去掉。
在“五反”中，有些同志曾经在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上发生过摇摆，这是不对的。
如果只说交朋友，“五反”斗争就会轻轻过去，将来“五毒”又会严重起来，又要进行“五反”。反过来，如果只说阶级矛盾、思想矛盾、对立、限制，现在就要把资产阶级打倒，就会发生“左”倾。因此，应该全面地说。现在反对他们的“五毒”，联合与改造他们，都是为了将来便于和平转变到社会主义……
“五反”中要严厉打击的，只是一些不法资本家。
资本主义工商业要联合、要改造，然而最终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工商业。这就决定了在工商界中开展的“五反”运动具有极强的政策性，搞不好会起一定的副作用。在执行政策中，也曾一度出现一些偏差，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及时发现后，进行了妥善的处理。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五反”运动总的来说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1952年5月30日，周恩来主持政务院第138次会议。专门讨论了薄一波提出的关于《结束“五反”运动时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会上，周恩来宣布：运动在取得重大成绩的基础上，将于6月结束。
6月13日，周恩来正式签署《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这份《指示》，对运动定案处理的原则、核实定案工作、退财补税、“三反”退赃与“五反”定案工作相配合等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指示》强调：在目前运动的结束阶段，必须反对“虎头蛇尾，草率结束”和“不愿意根据实际违法情况，认真核实，正确定案”的两种错误倾向；“必须掌握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进行定案处理工作，务求做到合情合理，始能既有利于清除工商业者的‘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
……
“三反”、“五反”运动在全国的结束，是在10月份，然而，自7月份以后，这两项工作都基本可以告一段落。周恩来轻轻地舒了一口气。对他而言，工作重心可以稍作调整了。
尽管由于运动给经济工作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但是，“三反”、“五反”基本结束后，在党和干部内部，高悬了惩治腐败和保持廉洁的警示钟，挽救和教育了一大批干部，促进了党风和社会风气的全面好转；在党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方面，把民族资产阶级的发展纳入国家法制的轨道，引导他们看到社会主义的前途，团结和改造了一大批工商业者。
看到这些成绩，很久以来与周恩来一样心情沉重的毛泽东稍稍松了一口气，拿起笔在周恩来的信上批示：同意。
折冲樽俎（1）
折冲樽俎，求同存异，“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
1949年10月1日，就在中国共产党终于领导全中国人民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真正意义上的“红色中国”——一个由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开始以她那红色政权的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从此，新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也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刮起一股体现中国共产党外交风格的“红色风暴”。
11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北京举行了隆重的成立大会。这天，周恩来以总理兼外交部长身份来到会场，发表了《新中国的外交》的重要讲话。
新中国按照什么样的外交思想搞外交？
周恩来回答非常明确：
外交是一门系统化的科学，苏联的外交学可以借鉴一部分，资产阶级国家的外交学只能取得一些技术上的参考。我们应当把外交学中国化。
新中国外交部的任务是什么？
周恩来回答简明扼要：
我们现在的外交任务，是分成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兄弟的友谊。我们在斗争营垒上属于一个体系，目标是一致的，都为持久和平、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途而奋斗。另一方面，是反对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是敌视我们的，我们同样也要敌视帝国主义，反对帝国主义。
简单地说就是：“一面是联合，一面是斗争。”
周恩来深知，外交搞好了是一门艺术，它绝不是只凭信心就能搞好的。为此他又交代了一些如何联合和如何斗争的策略。他细心地给麾下的外交新兵们传授了经验：
在开辟战场之初，应当在工作中锻炼培养，要求每一个同志一切从学习出发，不要骄傲，不要急躁，不要气馁。……同时还要有纪律，外交同军事一样，外交不过是“文”打而已。
我们说一句话，做一件事，都可能影响战斗，必须要有严格的纪律。一切都要事先请示、商讨，批准后再做，做完后要报告，这一点很重要。
新中国奉行什么样的外交方针？世界各国都在关注着。
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格局中，在新中国所面临的特殊历史环境下，毛泽东和周恩来毫不犹豫地提出：新中国外交的总方针是“一边倒”——鲜明地倒向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
这一点，周恩来明确地告诉了新中国所有的外交官们。
为了使大家对这个简明扼要的“一边倒”不至于产生误解，周恩来曾经多次指出：“一边倒”并不是依赖别国，“不能够存在依赖心理，应以平等精神来合作”。
刚刚建国，在“一边倒”政策确定下来后，毛泽东就决定出访苏联。这次酝酿已久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首次出访活动，主要是由周恩来主持筹划的。
1949年11月10日，也就是在新中国外交部成立大会召开后的第三天，周恩来约见刚到北京就任一个月的苏联首任驻华大使罗申。
周恩来告诉罗申：“毛泽东主席准备去莫斯科参加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和进行国事访问。访问期间还打算提出签订新的中苏友好条约问题。”
他请罗申尽快转告苏联领导人。
得到消息的苏联领导人自然非常高兴，因为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又多了一位兄弟。他们迅速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11月13日，周恩来立即起草了中共中央致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和参赞曾涌泉的电报，告知：毛泽东主席将于12月初访问苏联。
12月6日，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等人前往北京火车站，欢送毛泽东一行出访苏联。新中国首脑的第一次出访行动，自然任重而道远。行前毛泽东与周恩来商定：由我先行一步，一方面为斯大林祝寿，另一方面与斯大林商谈签订中苏友好条约问题。如何达到后一目的，恩来将随后前往莫斯科。
毛泽东欣赏周恩来的外交才能，他心里清楚，在外交谈判方面，周恩来比他强。
折冲樽俎（2）
经过10天左右的长途跋涉，毛泽东于12月16日中午抵达莫斯科。
半个月后，周恩来等来了毛泽东1950年1月2日夜里自莫斯科发来的消息：
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莫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贷款、通商、民航等项协定。……今日下午八时，莫洛托夫、米高扬二同志到我处谈话，问我对中苏条约等事的意见。我即详述三种办法：
（甲）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
（乙）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一下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
（丙）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当我详细分析上述三项办法的利害之后，莫洛托夫同志即说，（甲）项办法好，周可以来。
毛泽东力主（甲）项办法，得到苏方的同意。谈判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毛泽东认为非周恩来莫属。（甲）项定下来以后，毛泽东心急火燎，恨不得恩来早日到来。他在电报中给了周恩来五天的准备时间：
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5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1月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
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贸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和必要文件材料，于1月9日从北京动身……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进行准备，实在不易。毛泽东深知这一点。末了，他又在电报中以商量的口气对周恩来说：
以上是否可行，五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需多一二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或其他同志同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复。
周恩来极为理解毛泽东在苏联的处境。在谈判缔结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问题上，斯大林原先并没有这方面的打算，他只认为毛泽东去莫斯科就是为他祝寿的；况且苏联政府认为在1945年8月14日曾经与中国的国民党政府签过一个《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一定的约束力，没有必要再签。所以毛泽东与斯大林的意见一度出现分歧，毛泽东受到了斯大林的冷落。
此时，毛泽东好不容易使苏联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