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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已经是入夜10点多钟了，接待我的，是当时文艺处的王处长。这位王处长的名字我听说过，他在解放区写过一个极好的剧本，我也看过这出戏的演出，印象极深。王处长人很和善，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他没有对我板面孔，带着一种十足的文人气质。他看看我，笑了，笑得有点莫名其妙。也许他是笑我完全是一个孩子，也许是笑好不容易找到的这个潜伏极深的人，竟然只有19岁，好象是有点不带劲的样子。
第二部分八、人生不归路（2）
问过我的一些情况，话题就转到日前的这一场斗争上来了，王处长询问我和阿垅的认识过程，更询问了我和阿垅这些年的关系，然后他才对我说道：“你来得正好，我们正在找你。你不要害怕，只要你把情况说清楚就是了。你先回家把阿垅这些年写给你的信找出来，再把你和阿垅的关系写一份材料，尽快送到市委来，自己先在家里好好学习《人民日报》发表的文件，要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要认识到他们是一个反革命集团。”
还是我的记者朋友阅历深，他待王处长说过话过，抢在我前面向王处长说道：“是他自己主动要我带他到宣传部来的。”言外之意自然是表示对我要按投案自首对待了。
王处长笑了笑，仍然和善地对我说：“回家去吧，材料找齐了尽快送到市委来，把你的地址留下，有事我们好找你。”最后，王处长送我走出了他的办公室，在分手的时候，他似是无意地告诉我说：“昨天晚上阿垅已经被捕了。”
我被这个消息吓呆了。就算是胡风一些人有“错误”，就算他们的理论和马列主义“针锋相对”，可是总也不至于下大牢呀！这时，我才感到这件事太可怕了。这突发的事件，似是一枚重型炸弹将我炸得粉身碎骨。从市委大楼走出来，我变成一个呆子，大脑一片空白，眼前发生的一切我简直无法理解，而且一切也不需要我的理解，它只要我屈从。阿垅已经被捕了，“运动”才刚刚开始，如果一旦运动再有什么发展，等待我的又何尝不是铁窗和镣铐？我麻木了，麻木得顾不得恐惧，我觉得天都要塌下来了。
我不记得我的记者朋友是几时和我分手的，当我一个人走在回家路上时，心里空空荡荡，我总听见背后有人喊我的名字，只要耳际一响起这种喊声，我立即就打一个冷战，匆匆地回过头去张望，看到的只是匆匆的行人和陌生的面孔。
我只有19岁，这时候我正在准备高校的入学考试，而且我还是一个共青团员，共青团是共产党的后备军，我是把自己当做革命接班人看待的。无论我读书、工作，还有学习写作，我都以为自己是在从事神圣的革命事业，我总以为我是这个世界的主人，我为我们党，为我们社会的每一点成就感到欢欣鼓舞，我对落后、愚昧万分气愤，对于反革命分子，我更把他们视做是自己不共戴天的仇敌。我相信自己是新世界的创造者，我相信自己是旧世界的掘墓人，我认为自己是革命的一部份，我早就将自己的一切交给了革命、交给了党。
然而突然间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我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一个在逃犯，而且我的老师已经下狱，我已经是大祸临头了。
我实在不理解他们何以把我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名重要成员，我根本就没有见过胡风先生，尽管我对胡风先生的理论很崇拜，我读过许多胡风先生的著作，我视阿垅先生是自己的老师；但是《人民日报》不是说胡风等人是一个“小集团”吗？我只认识这个“小集团”里的一个人，难道也算是这个“小集团”里的成员了吗？
直到最后天津市委下达了“对于胡风分子侯红鹅的处理决定”的红头文件，将我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的时候，我也是没有闹明白，我是为什么被打成“胡风分子”的。
就是这样，一场劫难终于落到了我的头上。
直到1980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得到彻底平反，我才知道了一点我被打成“胡风分子”的原因，这还是罗洛先生告诉我的。
罗洛先生对我说，因为阿垅对我的过于欣赏，他曾在写给胡风先生的一封信中提到天津有一个叫侯红鹅的少年，很刻苦，读了些书，诗也写得还可以，对一些问题也有自己的看法，很可能有点希望。胡风先生有保存朋友来信的习惯，不料第三批材料公布之后，胡风先生被捕，公安部从胡风先生家里抄出了阿垅先生的信，对于信中提到的每一个人，公安部都要查出下落，这时几乎所有的“胡风分子”都已经“落网”了，只有一个侯红鹅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于是连夜下通电，一定要找到这个隐藏极深的“胡风分子”，也算是“归案”吧，这样，从一开始，我就被“定”为是“胡风分子”了。
侯红鹅找到了，事情远没有结束。有人要在我身上制造一个大事件，以轰动全国。一个青年，读了胡风的书，受了胡风文艺思想的影响，学着七月派的风格写诗，按照胡风的文艺理论写文章，这不正是由受胡风思想影响到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卖命的典型吗？于是事件扩大化了、升格了，我已经被编织到一个怪圈里去了。
过了几天，我忙将有关材料送到了宣传部，这次王处长向我介绍了鲍昌同志，此时鲍昌同志已经借调到宣传部，专门负责搞这场运动，鲍昌说话很原则，并嘱咐我一定要提高认识，才能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限。
第三次到市委宣传部去，王处长说方纪部长要见我，随后他就带我一起来到中苏友好协会，方纪任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的家住在中苏友好协会。来到方纪家中，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王处长说了些别的事情就回去了，把我留在了方纪家里。
后来有人告诉我，方纪那次让王处长把我带到他家去，有两重的用意，方纪看了我写的检查材料，不但没有对我产生什么仇恨，反而不相信这份材料出于一个19岁小青年的手，他私下对人说，这简直就是一个神童。方纪是一个典型的文人，他和胡风、阿垅的关系都很好，天津的反胡风运动，一开始是对着他的，但他也有政治化的一面，他在看到这场运动的残酷之后，立即上阵指挥，很快天津就因为有了阿垅、鲁藜这样的一些骨干分子，把方纪划到外边去了。
方纪的文人气质，使他没有把我当做“敌人”，他竟然在我写的交代材料中，看出了我的一点点“才气”，他想见见我，或者他就是想判断一下阿垅何以对我如此器重。
对于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来说，我一直对方纪十分崇拜，我读过他写的几乎所有作品，也听过他的讲话，方纪是一个才气横溢的大作家。方纪和我谈了很长时间，他问我都读过什么书？何以对胡风的理论如此热衷？我回答了他的提问，当然也是批判地“揭发”胡风的理论如何披着马列主义的外衣，而“贩卖”的却是反革命的黑货。方纪比我高明上百倍，他是不会被一个小孩子的假话蒙蔽的，看得出来，他对我并不反感，和我谈话也没有教训人的感觉。
政治是残酷无情的，天津领导反胡风运动的五人小组，把我列为重点人物，宣传部在和我谈话的时候明确指出，阿垅在他写给我的信中约我到他家里去谈话，就是对我进行特务拉拢，“胡风反革命集团”拿我当炮弹进行反革命勾当。为了让我集中时间考虑问题，宣传部长指示下属给我找个地方，后来说大理道文联宿舍的一间房子空着，鲁藜刚刚从那间房里被逮捕，这样，就把我送到原来隔离诗人鲁藜的房子里去了。
住在大理道空旷的大房子里，我万分恐惧，我不知道等待着我的将是一个怎样的结局。我没有政治经验，我也十分懦弱，我怕坐牢，我怕戴手铐，我从来不敢和什么人斗争。想一想，我已经几乎就成了一个囚徒，如今已经被关到一间大房子里了，会不会从这间大房子里放我出去，我一点也没有把握，天知道运动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有一天下午，我从大房子里向外张望，看见一位老太太正坐在我的窗下哭，也没有人劝她，也没有人理睬她。再仔细一看，我认出来这位老太太就芦甸的老母亲，这许多年她一直和儿子住在一起，卢甸从很小参加革命，全国解放之后，把母亲接到天津来住，儿子变成了反革命，被逮捕送进大牢，老太太失去了依靠，她坐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一个人痛哭。
芦甸的老母亲哭了好久时间，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走了，这时我又看见小陈沛在院里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站着，这些年在阿垅先生家里，我和小陈沛已经是很熟了，阿垅先生宠爱小陈沛，小陈沛离开爸爸简直就活不了，如今突然阿垅被捕入狱，小陈沛成了无家可归的孩子。
文联大楼里的人们听说侯红鹅找到了，就隔离在楼下的空房子里，人们都感到十分有趣，纷纷到我的窗外来张望，这里面的大部分人我不认识。有一天，我站在窗前发呆，可能是脸上流露出了害怕的样子，这时候突然我看见窗外站着一位老同志，他个子不高，圆脸，留着短短的平头，他好象是看我小小年纪就被株连到这样可怕的一场运动感到可怜，又看见我站在窗前的恐惧神态，他索性走到窗下，大声地向房里的我说道：“孩子，别害怕，没有枪毙的罪过。”说完，他还和善地看了看我，然后又向院里的人指了指房里的我，似是在向人们说，原来这个侯红鹅是一个孩子。
我没敢和这位老同志说话，只看着他从我的窗下走开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位老同志就是作家王林同志，我一直记着王林同志说话的神色，那神色中有一种对于这场运动的厌恶，尤其是当他看到把一个孩子当成“大敌”对待的时候，他于良知上有了感悟，所以他才有胆量走到我的窗下来，告诉我说“没有枪毙的罪过”。
我感谢王林同志。
第三部分九、耸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1）
在“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我算不得是什么“成员”，在大理道文联机关被审查了一个月，也就把我放回家来了。但是，事情并没有结束，既然受审查，事情就要有个交代，更要有个结论。市委宣传部的领导就对我说，可能把我的交代、批判材料作为一个检查在报上发表，就算是对我先作了结论。一天上午，方纪同志带我到了当时的人民剧场，在一个大会上由我作了检查揭发，这样我就得到了最先的解脱，到了5月底，《天津日报》上发表了我的“检查”，题目叫作《控诉阿垅、批判自己》，就算是对我的问题作了小结。
《控诉阿垅、批判自己》的检查“文章”，初稿是我写的，运动当头，胡风和他的朋友被钦定为反革命分子，报上“揭发”了他们“反革命”的历史和现行活动。这时，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设法保护自己。报上再三告诫和胡风有关联的人们，一要交出信件，二要交代自己的活动，三要揭发胡风的罪行。我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带去“自首”，我精神上的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端正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