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唉，世上居然还有“法律”二字。
反胡风运动，已经在全国开展起来了，每一个单位，每一个人都要被清算，你知道不知道胡风这个人？有没有读过“他们”的书？受没受过“他们”的影响？你的亲属里有没有“胡风分子”？随之就有好几个单位找到我向我了解我亲戚的情况了，最大的玩笑竟然有一个单位找到我，要我交代我和一位从生下来就没有见过面的一位远房表哥的关系，运动搞到这种程度，真是令人啼笑皆非了。但啼笑皆非只是一种表现形式，它的后果却是十分可怕的。因为，如果一个单位能揪出一个“胡风分子”来，这个单位的领导就会得到表扬，如果“放跑”了“胡风分子”，这个单位的领导就要受处分，谁又敢在这种事情面前掉以轻心呢？那真是一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年代呀。
这里，向我“了解”毫不相干一个同学的干部才走，随之云南又来人向我了解一个更与我毫不相干的人。来人自称是云南省委的干部，要向我了解一个人的情况，阿垅曾经说过，云南有一个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受到了围攻，阿垅没有说这个人是谁，他们要我说出这个人的名字。这真是天大的笑话了，阿垅没有说出名字来的人，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说不知道，他们又开始对我做“工作”，所谓的做“工作”，凡是有过被“整”经历的人都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滋味，不外就是整天地向你讲“政策”，讲“坦白从宽”罢了。他一会儿说得那样和善，一会儿又向你大吼，用各种方法吓唬你，似是过一会儿你就要被送到大牢里去了。
被渲染成反革命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在中国，尤其是50年代，那是一个人人自命为革命者的年代，在政治上犯“错误”，是一桩极可耻的事，比偷儿、吸毒还见不得人。在人们的思想里，我们的社会这样美好，我们的领袖如此伟大，我们的革命事业如此辉煌，一个人怎么还要反对革命呢？不需要组织，也不需要动员，全社会的人都把政治上犯“错误”的人看得和社会渣滓一样，受到全社会的歧视。好长一段时间，我不敢上街，老邻居们都躲着我，每一个认识我的人，都向我投过来歧视的目光。有一次我在路上遇见了我的一位长辈，我规规矩矩地向他走过去，想向他问好，万万没有想到，他一看见是我，转回身去立即就匆匆地跑走了，就象是躲避瘟疫一样，我成了一个不可接近的贱民。
除了到市委听候处理之外，我绝对不敢出门，我原来曾经在唐山教书，一位从唐山回来的表哥对我说，你万万不要回唐山去了，唐山说，只要侯红鹅一下火车立即就逮捕他，唐山人还说，只要在街上看见侯红鹅，就把他活活打死。人们对于反革命的仇恨情感是可以理解的，人们已经被煽动起来，“胡风分子”无处藏身了。
就在这时，消息不断地传来，天津的“胡风分子”已经全被送到监狱里去了，外面只剩下两个人，一个是余晓，另一个就是我。我在家里等候处理，派出所警察常到家里来传讯我，每次派出所警察把我带走，家人就站在阳台上张望，那时候，我祖父还在世，他更是一个胆小的人，每次我从派出所回来，他都长舒一口长气，为我终于又回来感到庆幸，这时他非常自信地对我说：“我早知道你今天会回来的，派出所警察带你走的时候，他走在前边，如果是让你走在前边，那你就回不来了。”
一个人的“出事”，使全家人为我担惊，至今想来，我还有一种负疚感。
第三部分九、耸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3）
不久，开展了全国范围的肃清反革命运动，我父亲在教书的学校里被列为重点对象，哥哥也是一个老师，他也在学校里受到审查。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他们不知道“审查”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认为“审查”不就是查查你有没有这么一回事吗？其实不然，政治运动中的受审查，那是有一定形式的，被审查的人要站在中间，由审查你的群众向你提问，你的回答不能令人们满意，人们可以向你喊口号，可以向你吼叫，强迫你低头，而且一审查就是几个小时，其实就是体罚。当然50年代肃清反革命运动的审查还是最文明的，到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被审查的人就是挨批斗了，一斗就是十几个小时。1957年的斗争会，也还是最文明的，到了文化大革命，批斗会就成了私刑，被斗的人要“喷气式”，“革命群众”还可以触及你的灵魂，触及你的皮肉，直到把你打死，算是消灭了一个害人虫。
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不可能是一个孤立事件，中国的左倾毒害，早就从50年代开始了。据我的感觉，50年代的左倾，比60年代的左倾更可怕，到了文化大革命时候，已经许多人看出问题来了，无论是被整的人、还是整人的人，都感到这不是一种正常现象。但是在50年代，被整的人，由衷地认为就是自己有错误，努力想认识自己的错误，整人的人，也对犯“错误”的人怀有一种真的仇恨。所以，50年的左，是一种真诚的左，60年代的左，在有些方面就带有表演性了。
…………
天津在反胡风运动中，一共涉及了几百人，最后被划进到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只有十几个人，天津还给“胡风分子”们排出了座次。骨干分子，第一号人物阿垅，第二号人物芦甸，第三号人物鲁藜。下面有四大金刚，何苦、余晓、李离，冯大海，四大金刚下面，有两个小青年，一个是文化局干部吴继云，第二个就是我。
后来听人们说，天津的反胡风运动搞得最“左”，全部“胡风分子”几乎都投入了监狱，连小青年吴继云，都因为查出曾经有过三青团的历史被捕入狱了。余晓和我历史绝对清白，和胡风没有见过面，只是和阿垅有关系，就没有被捕。
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我以为运动过去了，也就没有什么事了，至少对于我来说，那种可怕的日子一去不返了；我也知道还有个最后处理，但我想不是治病救人吗？思想批判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所以，多多少少，我心里松了一口气。
但这时，我已经错过了考学机会，没有工作，我就只在家里读书。为此，我也找过市委宣传部，希望给我一个安排，总不能就这样在家里呆下去呀。虽然家里还有父兄，吃饭不成问题，但我还不到20岁，无论是什么地方总要有个去处呀。而且，我已经是尽人皆知的“胡风分子”了，任何单位也不会收留我，总要给我出路吧。
到了1956年春天，情况似是有了一点点好转，一天，天津文联的一位秘书长告诉我说，周扬到天津来了，天津向他请示对于“胡风分子”如何处理，周扬指示说，骨干分子由专政机关处理，一般问题可以解脱，确有才华者，还可以留用工作。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暗自为之庆幸，因为我自知属于一般问题，而且就是在“运动”时期，我也感觉到包括方纪在内对我都没有反感，甚至他们对于我的努力读书，还有所赏识。我想，也许我属于那种有点才华的人，也许还可能被安置工作。当时，我对秘书长表示，我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新的开始，今后无论做什么工作，我都一定听党的话，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著作，改造思想，走深入工农兵的道路，做一个革命的新人。
50年代初期，不光是我没有政治斗争经验，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也不知道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们以为反胡风运动真地已经过去了，而清除了“胡风反革命集团”之后，大家就可以安心工作了。1956年4月，秘书长找我说，市里安置你到作协工作，天津要召开作家代表大会，你先到会务组工作，代表大会之后，天津准备办一个文学期刊，那时候你再到编辑部做编辑。听到这样的安置，我当然有点喜出望外，我感觉自己真地得到了从轻处理，而且我已经和“胡风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了，从今之后，我是一个革命干部了。
立即，我就搬到文联宿舍住来了，给我安置住在二楼的一个小房间里，楼下，就是我被审查时住的那间大房子，如今已经住进一户人家。开过作家代表大会，正式决定创办《新港》杂志，我成了《新港》杂志的第一个编辑。《新港》杂志的主编方纪，副主编李霁野，鲍昌任编辑部主任，我和余晓做编辑。
创办刊物的消息公布之后，立即就收到了许多稿件，也开始有人找到编辑部来谈作品，这时就遇到一个问题，那个已经被全社会公认为是“胡风分子”的侯红鹅，怎么有资格和作家们打交道呢？一位革命作家找到编辑部来，而出来和他谈话的却是一个“胡风分子”，这于情理上有点说不通。一天下午，说是方纪说了，侯红鹅最好换一个名字，这样对工作有利。方纪的想法转告给我，我立即说，那就改名字叫林希吧。我怎么就想改叫这个名字了呢？因为我曾经在开滦煤矿的林西矿工作过，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名字，就以地名取名吧，这样，林希两个字，就伴随我过了后来的一生。
到了5月份，又传来了消息，说是鲁藜也被放出来了，被安置在南郊区任农业合作化办公室副主任。一天下午，余晓和我正在编辑部里看稿，突然有电话找余晓，余晓接过电话答应了几声，随后就放下电话了。趁着房里没人，余晓告诉我说，刚才是鲁藜打来的电话，想和我们见见面，我想鲁藜一定是想了解一些原来文联的情况，他被放出来之后，不好到机关来，只好打电话找我们了。余晓说，不能两个人一起去，还是他一个人去的好。过了几天，余晓到南郊去了，回来后情绪颇好，据他说，南郊区对鲁藜还算不错，也是暂时的安置，将来还是要回作协的。
令人欣慰的是，到了1956年夏天，中国的政治空气变得稍微宽松一些了，报刊上发表了一些具有独立见解的文章，一些独具艺术个性的作品，也相继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氛似是正从酝酿走向成熟。我所在的《新港》编辑部也开始收到一些针贬时弊的文章，经我的手发表了蓝翎署名司马牛的杂文：《半间屋手记》，还发表了天津一些作家的杂文。这些文章的发表，使刊物从一开始创办就具有了一种虎虎生气，很快就在社会上唤起了反响。当然，谁也没有估计到，第二年就开始了又一个更残酷的政治运动，许多人因为在《新港》杂志上发表杂文而被打成右派分子，其中就有蓝翎同志。20年之后，我见到蓝翎同志，向他讲起了这件事，他还对我说：“我知道我那篇文章是经你处理后发表的。”后来我和蓝翎之间的这点缘份儿，也就从那时候开始了。
第三部分九、耸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4）
当然，这其中我也处理过一些带有明显政治偏见的文章，其中有武侠小说作家宫白羽先生的一篇文章，宫先生不懂政治，到了1956年，他还要写文章大发议论，对于当时执行的文艺政策说了好多不中听的话。我看到这篇文章后吓坏了，立即送了上去，还签了不能发表的意见。编辑部出于种种考虑，把宫白羽先生的文章扣下了，怕引起麻烦，但是到了1957年，在我被调出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