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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他们的话，“保证你没事儿。”
在可怕的心理攻坚面前，要一个人不动摇是不可能的，柳溪年轻，对配合一片忠心，更面对深渊的威胁，心中更有党的多年教诲，一时做了违心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
柳溪站出来的消息报告到北京，周扬大喜过望，立即召开作家协会扩大理事会，据参加过那次扩大会议的人回忆，会议开始时，丁玲和陈企霞走进会场态度还非常轻松，他们坚信周扬想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也不是容易的事。但当天津作协代表走进会场的时候，丁玲陈企霞一下子面色灰了，他们看到天津代表们簇拥着柳溪，柳溪头也不抬，匆匆地就被带到了最前面的座位上。
丁陈反党集团的事件，在中国、在全世界都引起了巨大震动，从此丁玲和陈企霞落入深渊，他们从社会上消失了。
可怜的柳溪回到天津，以为自己没事了，她想找领导谈些今后的打算，出乎她的意料，方纪不肯见她，天津市委宣传部长，更不肯见她了。
从此柳溪像是一个瘟疫患者，在机关里人们躲着她，作协机关领导见了她，话也不敢说，绕着道儿就溜开了。
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柳溪顺理成章地成了右派，到这时她才又看见方纪，又看见了宣传部长，但此时的方纪和宣传部长是主持批判大会的领导，铁着脸，横眉冷对阶级敌人，散会后，柳溪想靠近一下领导，立即被人推开了。
揭发批判柳溪，天津作家协会组成强大阵容，首选战士，非鲍昌莫属，鲍昌理论水平高，博学，口才好，政治坚定，年轻有为，前途看好。鲍昌一马当先，柳溪再“狡猾”，也逃脱不了被打成右派的命运。
批斗大会上，鲍昌慷慨陈词，从理论上反驳柳溪的反动小说，揭发柳溪的右派言行，柳溪面向革命群众，站着洗耳恭听，还要做记录。
革命传统，批斗会，被批斗的人没有座位，面对革命群众，挨批的人要做低头认罪状，像挨罚的小学生那样，站在大家的对面，听台上的批判发言，还要做记录。
站着如何做记录？这是一种本领，好在中国文人有倚马可待的能耐，伏在马背上一挥而就，就是一篇传世文章，到了革命一代，革命运动中的罪人为了感谢革命的拯救，就必须站在革命群众对面，恭听革命群众的批判，更要把大家的批判记录下来，晚上根据大家的揭发写成交代材料，明天再来低头认罪。
柳溪站在台下听批判，鲍昌在台上义正辞严，“柳溪，你我虽然只有一面之雅，但我对你的灵魂早在洞彻…………”云云云云，鲍昌的发言有理有据，柳溪只得甘心挨批。
最后，鲍昌向柳溪说：“柳溪，今天对你的批判斗争先给你一个警示，你休想避重就轻从革命群众的斗争中逃掉，明天这个时间我还要继续对你进行揭发批判，你要做好准备，不要顽抗到底。”说罢，鲍昌得意地走下了讲台。
第三部分十、一九五七年的“阳谋”（3）
柳溪不敢对抗革命拯救，连夜写出认罪材料，第二天早早来到会场，准备听鲍昌对她新的批判。
柳溪走进会场，做低头状，她知道自己的位置，老老实实地走到主席台下面，找到昨天站的地方，规规矩矩站好，恭候革命群众进入会场。
也是柳溪淘气，她站在昨天挨批的位置上，居然想抬头看看会场情况，举目向上看去，主席台上一幅横标，上面一行大字，“坚决将右派分子鲍昌批倒斗臭”。柳溪打了一个冷战，以为自己眼花，看错了字，用力揉揉眼睛，再举目看去，那一行大字更清晰了，标语还是昨天的标语，就是将柳溪两个字撕下去，换成鲍昌两个字了。
就在这时，鲍昌挟着公文包走进会场来了，当他走过柳溪身边的时候，看也不看柳溪一眼，大有今天让你粉身碎骨的气慨，柳溪历来爱开玩笑，她拉了一下鲍昌的衣角，悄声对鲍昌说：“别往前走了，你就站在我身边吧。”
一夜之间，风云变幻，昨天的战士，今天右派了。
一九五七年的阳谋，就是如此荒唐。
…………
就是在文艺界今天出一个右派，明天又出一个右派的时候，我那位在报社做记者的朋友，却被搅到运动中去了。他在一个会议上讲了什么话，也是他平时有些骄傲情绪，反右斗争一开始，他就成了报社里的运动对象。我的这位朋友比较脆弱，经受不住斗争会上的种种折磨，一天晚上回到家里，喝了一瓶DDT。那时候还没有DDV，他母亲发现之后，立即唤来邻居，急忙把他送到医院里去了。第二天早晨报社来人找我，一是要我到医院去做他的“工作”，动员他老老实实交代问题，不要和人民对抗，二是向我了解他的思想情况。对于他的思想情况我不了解，我只好匆匆赶到医院去探视，到了医院，说是已经送回家去了，赶到他家里，看他正躺在床上休息。我们两个人是从小一起的好朋友，他母亲见到我哭了，连连对我说：“家门不幸呀，家门不幸呀。”我劝她不必过于难过，事情总会过去的。
走到我这位朋友身边，远远地就嗅到一股DDT味道，据说是刚刚在医院洗过胃的，医院不收留这样的“病人”，还要回单位接受批判，报社还算仁慈，让他休息两天，但也还布置了任务，要好好地考虑问题。
人们疯狂了，1957年反右斗争会，比1955年反胡风时的斗争残酷多了，1957年反右运动，被批判的右派分子要站着挨斗，一站就是8、9个小时，众人可以向他喊叫，可以向他挥拳，可以对他辱骂，一些脆弱的人做出错误选择，也是情理中的事。
我没有多少话好劝这位朋友，我只能对他说，我在1955年的事，你是看到过的，不是已经过来了吗？我那时也没喝ＤＤＴ，怎么你就经受不住了呢？而且，你更要想想，万一你有了什么意外，你的老母亲怎么办？和他一起坐了一个上午，我还帮助他出主意，后天如何交代问题，她母亲草草地为我们煮了面条，下午又安慰了他几句话，我就回家了。
记者朋友的自杀未遂，对我是一个不祥的征兆。
没过多久，工厂里的反右斗争也开始了，我自然是重点对象，因为我是犯错误送到工厂来改造的，犯过错误的人对共产党能没有意见吗？有意见能不反对共产党吗？顺理成章，我就成了工厂里的头号右派。大院里贴出了大字报，揭发我为胡风翻案，说我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真是莫明其妙了，我什么时候为胡风翻过案呢？而且以我一个无足轻重的小青年，能有什么本事为胡风翻案呢？揭发的材料说我到工厂报到的时候，人事科领导问我犯了什么错误，我只说是思想问题，没有说胡风反革命，这就是为胡风翻案。至于我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那是有人揭发我在投票选举人民代表时，曾向身边的人问过，选票上的候选人是谁？这不明明是说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民主吗？而且我还有这么多的右派朋友，我的朋友是右派，我能不同情他们吗？既然同情右派分子，我自己能不是右派分子吗？
工厂反右斗争，比机关、学校反右斗争搞得更是热火朝天，工人们不会写大字报，就画些“漫画”丑化他们的敌人，有一幅漫画把我画成一条毒蛇，工人阶级正阔步走在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上，一条身子上写着林希二字的毒蛇，吐着长舌头妄图咬工人阶级，幸好工人阶级发觉了这条毒蛇的阴谋，一铁锨切断了毒蛇长长的身子，连蛇脑袋上的眼镜都掉进了草里。如此野蛮的人身侮辱，在那样的年代是很正常的事，被侮辱的人无权反击，反要虚心表示接受，认为这是革命群众对自己的挽救。
到这时，我的三条罪状已经被确认下来了，第一条，我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第二条，我反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第三条，在作家协会时我宣扬不学马列也能搞创作，恶毒攻击马列主义，而且我还和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一起向党进攻。
凭着这三条罪状，我被定为运动对象，工厂对我隔离反省，我又一次遭到非官方的拘禁。
白天写检查，晚上接受群众斗争。工厂知道，要想让我“认罪”，也不那么容易，工厂党委书记亲自挂帅，集中了工厂几位文职干部，选拔工厂里理论水平最高、表达能力最强，阶级立场最坚定的优秀人才组成战斗队，专门对付我一个人。
第三部分十、一九五七年的“阳谋”（4）
一天早晨我被带到了斗争大会的会场，会场四面的墙壁上挂着大标语，一些标语表示革命群众的决心，一些标语敦促我弃暗投明，我记得迎面一条标语写着“一定要把右派分子林希批倒斗臭”。会场里座位摆成半圆形，革命群众为一方，坐成扇形，留给我的座位是一只小木凳，放在众人的对面，显然是受审判的位置。
党委书记宣布大会开始，还没容我说话，立即就是一片口号声：“打倒林希！”“打倒右派分子！”上百人举着胳膊挥着拳头向我喊叫。据说这叫先发制人，胆小的人，只这一阵口号，就被吓倒了，然后无论让他交代什么，他就交代什么了。这些人一直吼叫了10分钟，党委书记做了一个手势，口号声停下来，接着，才有人开始发言，揭发我的“罪行”。
1957年，我22岁，年纪不算大，但对于斗争，我已经有过一些经验了。听着众人喊口号，我表现得十分冷静，我不但没有害怕，我反而在众人喊口号的时候注意观察着他们的表情。我发现许多喊口号的人都避开我的目光，他们不敢正视我，脸色变得铁青，看得出来，他们比我更害怕。当然，也有人表现得非常出色，他们把参加斗争会看做是组织对他们的信任，在斗争会上他们拚命表现自己，他们喊口号的声音特别宏亮，发言也特别愤怒，甚至还有人声泪俱下地为我恶毒进攻社会主义怒不可遏。这些人一面揭发我的罪行，一面观察党委书记的面色，党委书记脸上稍微显露出一点赏识，他们就格外地兴奋。
“站起来！”有人拍着椅子扶手向我喊叫，我自然不肯站起来，就向这个人怒目而视。50年代的斗争会还不像文化大革命那样残酷，群众也还不会给斗争对象坐喷气式，也还不敢打人。众人看我不肯站起来，他们就一起站了起来，向着我又喊了一通口号，也算是向我示威了。
老实话，1957年在工厂里被批斗，我一点也不害怕，我看不起工厂里的这些人，我甚至于觉得和他们没有多少道理好讲，他们根本就不知道胡风是一个什么人，也不知道反胡风运动是一场什么运动，我真不知道他们的愤怒是从哪里来的。但我也知道在政治运动中千万不要和大家对抗，他们说什么，你就承认什么，会议开过，该说什么你再说什么。会上，我不反抗，也不申辩，就是听他们喊口号，由他们揭发罪行。我想他们总要回家吃饭去的，到那时会议也就该结束了。
但我还是太天真了，他们可以轮番地回家吃饭，而斗争会却可以一直开下去。
最残酷的一次斗争会，时间长达16个小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种斗争方法，斗争会从晚上8点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