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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还是太天真了，他们可以轮番地回家吃饭，而斗争会却可以一直开下去。
最残酷的一次斗争会，时间长达16个小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还有这样的一种斗争方法，斗争会从晚上8点开始，声讨、批判、揭发、喊口号，整整4个小时，中间吃饭，我被带回到了反省室，吃了一只馒头，没有休息1分钟，会议继续进行。但是参加会议的人换了，想必是上一批人已经精疲力竭了。只有党委书记和几个骨干还在场，喊口号的人换了，果然气氛极是激烈。急风骤雨地又是4个小时，已经是入夜时分了，会议休息，我想这也许就要等到明天再开了，可是连一口水也没让我喝，斗争会又继续开始了，昨天晚上换下去的那一批人又回来了，显然他们已经休息过了，养精蓄锐归来，果然精神焕发，于是一场更残酷的斗争又开始了。
口号声更加激昂了，发言的人站到我的对面，挥着拳头向我喊叫：“今天你休想蒙混过关，不老实低头认罪，只有死路一条，你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是赖不掉的，你对于共产，对于亡国是不会甘心的，你是人民不共戴天的敌人！”发言人的唾沫溅到我的脸上，我也听不清他喊什么，我只是觉得累，觉得疲倦，我已经被他们熬了十几个小时了。
这种斗争方式叫车轮战，是制服敌人的最好手段，他们轮番睡觉休息，一轮一轮上来围攻斗争你，熬得你没有一点精力；最后在你处于半昏迷状态的时候，他们无论说什么你都只能承认了，这时候，他们就胜利了。
当批斗会进行到夜里12点的时候，我已经被折磨得失去了知觉，我只是觉着会场里的人走了一批、又换进来一批，我只是感到有人站在我对面向我吼叫，随之又有人愤怒不已地向众人讲着什么，似是在讲我对于国家民族的危害。过后又有一只拳头举起来，似是要向我砸过来，兜起一阵风，拳头停在我的鼻子前面，我听到那拳头攥得咯咯响。我自幼身体不好，再加上读书过于努力，20岁的时候，我的体重只有52公斤，而且胃口一直不好，这样的批斗会对于我来说明明就是一种残酷的私刑，大概有人已经看出我的疲惫，他们就向我喊口号，不许我装死，我听着，没有一点反应。
直到第二天天明，斗争会结束，已经是早晨8点了。批斗会整整进行了16个小时，我没有听清党委书记在宣布散会时说了什么，我只是感到头晕，感到恶心，我想吐，但吐不出来，我只是感到一种可怕的疲倦，我几乎已经没有一点力气再走回那个反省室了。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我一步一步地走回了反省室，才走进屋来，我就跌倒在地上，我已经没有力气爬到小木床上去了。
这时我只是感觉有一块千斤重石压在我的胸前，我的呼吸短促艰难，冷汗濡湿了衣服，眼前一片混乱不清的图象，我想大喊一声，我想砸碎自己的脑袋，但我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我只是倒在地上慢慢地想舒缓一会儿，我想重新站起来。
我不能死，突然一个可怕的念头掠过我的脑海，使出全身最后的力气，我在地上挣扎，双手按在胸前，我想呼吸，我想只要呼吸正常，我就能恢复平静。我一定要活下去，此时此刻，也说不上还有什么意志，我就是不想死，至少不能死在这里，不能死在这些人的面前。我激励自己活下去，至于活下去能期待什么，我不知道，但我对自己说，一定要活下去。
倒在地上休息了一会儿，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刚才那场可怕的折磨，已经变得遥远，大脑一片空白，好像我已经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了，我来不及想未来等着我的是什么结局，我只是知道我还活着。
我活着，我还活着。
第三部分十一、“吃饱了肚子不想家”（1）
淀南饲养场隶属于天津河北区区委和区公安局，位于天津北郊区，距离市区只有8公里，在天津市区的地图上找不到这个地方，它是一个苍促成立起来的收容农场。到了1958年，劳改农场人员爆满，许多右派还留在原单位，于是各区急着办农场，好尽快把右派分子们收容进来。
我是在一天晚上被送到农场来的。送我到农场来，工厂也没有做什么解释，就是人事科的科长把我叫到人事科去，也和作家协会通知我离开作协一样，谈话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你回去准备一下，明天送你去农场。”
这是最客气的结局了，反右之后，对于右派分子的“处理”分6类，最严重的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和逮捕一样，要召开大会，宣读公安局判决书，戴手铐押上汽车，在众人口号声中，离开原单位。我的“问题”没有那么“严重”，不是极右分子，送农场，没有那样隆重的仪式。
我被送进农场，一没有判刑，二不是劳动教养，人事科找我谈话，也没说是一种什么对待，反正就是通知要把我送到农场去。一直过了许多年，我才得知，本来以我“胡风分子”加右派的身份，机床厂申报公安局对我逮捕法办，公安局不好签逮捕证，没有理由对我判刑，可是又不能把我放在工厂里，最后只好硬把我送到公安局的农场来，名义上叫作是“代管”，实质上就是剥夺人身自由。
机床厂是用一辆送货的小“三马”把我送到农场来的，小车开到公路边上，说是里面进不去了，司机把我放在路边就回去了。我走下公路，经过一个部队农场向里面走了大约有10分钟的距离，部队农场的人说，后边就是淀南农场的办公室，这样我才找到了地方。
农场只有几间泥巴房，走进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个个子矮的干部，他穿着一身警服，面色严肃，一双冷冷的眼睛看了我好长时间，我拿出工厂开具的信给他看，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围着我绕了好几圈，似是不知道应该对我说什么。过了好长时间，他才一字一字地向我说道：“你这号人，应该枪毙，现在不杀你，留着你作一个劳动力，你要好好干活。”
说完，他就走出去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人是农场的场长，姓马，大家叫他马场长。
马场长走了之后，进来一个干部，也穿着警服，他向我说了一句：“跟我走。”然后我背起行李，就跟着他走出办公室了。
我想，一定是送我到宿舍去吧，举目望去，这里哪里有房子呢？一望无边的荒地，紧挨着一条河，高高的河堤，天黑了，没有一盏灯光，他们会把我引到哪里去呢？
跟着这个干部走了一段路，在一片荒草之间穿行，最后看见了几座蓬帐，不高，蓬帐的顶端，比人稍高一些。看着似是库房，比库房简陋。蓬帐四个墙角是用砖砌的，墙基之间，堆起着半截土坯，土坯上半截拉着苇墙，顶子是用盘条编的，上面铺着泥草，泥草上面铺着油毡。
农场干部引我走进蓬帐，里面地上躺着许多人，蓬帐顶上有一盏灯，很暗，什么也看不清。
“来人了，腾个地方。”干部招呼了一声，回身就走出去了。我知道他为什么忙着走出去，一股恶臭呛得人几乎要吐出来。直到这个干部走出去之后，我才看清楚，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小的蓬帐里，地上至少躺着上百个人。
这就是我住的地方，蓬帐很宽，中间一条走道，走道里烂泥巴，走道两边有两道砖头码起来的矮台，类似马路行人道上的台阶，砖头后面，就是一个一个的蚊帐，每一个蚊帐里面，躺着一个人。蚊帐外面，青蛙在走道中间跳着，还有一双一双的鞋子，放在烂泥巴里，空气混浊得令人窒息。
干部走出去之后，过来一个人，想来一定是队长之类的人物吧，他把我带到一个地方，对躺在地上的人说：“挤挤，来人了。”应声，两个蚊帐往两旁拉了一下，让出一个地方来，我立即拉好蚊帐，就算是到“家”了。
说来也怪，我才躺下，很快就睡着了，而且没有做梦，我心里有一种终于有了结局的感觉，后来我写了一首旧体诗，记述当时的心情，诗里有两句：“若将人生比险途，此行也当是尽头。”此时此刻我心里倒有终于有了结局的感觉了。
第二天早晨，我随众人一起“起床”，又随他们一起抱着洗脸盆上了河堤，蹲在河边，洗脸漱口，然后又回到了蓬帐，这时候有一个人走到我身边，看样子，似是一个管点事的人吧，他看了看我，告诉我，他是这里的班长，我已经被编到他的班里了。
“老右。”班长和我面对面坐在砖头台阶上说，“这地方不能来，来了也不能白来。我不是老右，我原来是一个豆腐房的经理，卖豆浆的早点铺。豆浆铺遍地是水，我们都穿着高腰胶鞋工作。我呢，没出息，有时候就把收的零钱硬币扔到鞋筒里了，也没多少，你想，一碗豆浆才3分钱，若不怎么就没出息呢，顶多一天几毛钱。有一天遇见了麻烦，一定是我平日得罪什么人了，若不谁也想不到我会把零钱扔到鞋筒里。也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站出来一个人，说是公司里干部，一定要我把胶筒鞋当众脱下来，没有办法，我只好把胶筒鞋脱下来了，一数，里面的硬币将近1元钱。1元钱不算贪污吧？可是按3年估算，这一下问题严重了，我就被送到这儿来了。”
这就是淀南饲养场，它不完全是一个收容右派的农场，被送到这里的人都是不够逮捕、劳动教养条件，但又必须要受到惩处的人。后来我才得知，淀南饲养场最兴旺的时候达到上千人，右派大约有三、四百人，基余的几百人，有历史反革命，有贪污、盗窃分子，也有人犯了“花案”，反正都是要由公安局收容的人。农场管理干部，一部分是区委干部，另一部分则是公安局干部了，那个姓马的场长，就是公安局的人，还有一个副场长，管生产，是区委的人，管生产的班子，全是区委下放干部，管理“学员”的干部，是公安局的人。
淀南饲养场，把右派和其它劳改人员编在一个小组里，组长是“内部矛盾”，譬如我所在的那个班，那个有贪污行为的班长没有文化，在他的思想里，右派和反革命属于一种人，而他呢，只贪了一点钱，又不反对革命，就内部矛盾了。
“既然到了这里，就别胡思乱想了，多吃饭，好好劳动，夜里好好睡觉。”班长向我交代说，随之，他又向我交代这里的规矩：凡是被送到这里来的人，彼此不许称呼同志，大家全都是学员，以同学相称。二，对管教干部，一律称为队长，队长不叫你，你不得到队部去，去队部要先站在门外喊报告，里面没说让你进来，你不得进队部办公室，否则一切后果自己负责。三，农场允许自由行动，但不许出农场，不许跨越农场界限。四，有通信自由，但不允许约人到农场来见面，亲朋有人来探望，要先到队部登记申请，批准之后，才能和亲友见面。
别的规矩，没有了。
第三部分十一、“吃饱了肚子不想家”（2）
听了这些规矩，我已经明白，我虽然没有被判刑，不是劳动教养，便我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我已经成了公安局管理下的一名罪犯了。
我所在的这个班，属大田队，大田队的劳动，就是开荒。这里全都是荒地，一片盐咸地，从来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