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敲击的响器拿了出来，大鼓，铜锣，牛鬼蛇神们每人一只脸盆，大家一起敲着、喊着、跳着，走着。
第五部分十八、革命又起（2）
走了将近1个小时，走到天津最热闹的劝业场地带，那里正在开斗争会。就在马路的中间，搭起了一个高高的台子，和戏楼一般，上面挂着横幅，台上高压水银灯亮如白昼。向高台上看过去，一下子，我几乎吓呆了，满满地在台上跪着几十个人，听下面的人说，是斗争原来的一家财主，“劝业场就是他们家的”，老天津卫有名的高姓人家，跪在最前面的是这户人家的家长，后面是他的儿女，男人们穿着西装，自然是被丑化了的，女人们则穿着那个时代早就绝迹的旗袍，最最让人不忍心看的，就是跪在成年人身后，还有几个孩子，看着最小的一个孩子，也就是三、四岁的样子，他会知道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只是乖乖地跪在台上，听他身边的人喊口号，更有一个红卫兵抬起一条腿，把穿着军靴的脚，踩在孩子的头上。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台上台下，几万人同声高喊口号，让人听着毛骨悚然。
台上的红卫兵小将们个个气宇轩昂，人人都是一只手叉在腰间，一只手抓着牛鬼蛇神的头发，抬起一只脚，踏在牛鬼蛇神的背上，大有革命成功的气概。最最让人不寒而栗的景象却是，围在台下看热闹的人们，许多人的眼里闪动着兴奋的目光。看那神色，就像革命许诺给他们的美丽人生，今天已经降临到他们头上了，他们终于看到了敌人的可耻下场，
绕开热闹地区，我只能选择僻静些的小胡同走，小胡同里灯光很暗，人们也都跑到热闹地方看革命去了，走着走着，就看见在黑暗处有两个黑影，呆呆地立在那里，不像是什么生命，可又看不清是什么物件，胆怯地向前走着，啊，我几乎吓得喊出了声来，原来那两个黑影是两个人，跪在那里，再走近些看，是两位老人，一男一女，一对老夫妻，他们已经跪了很久很久，两个人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几乎瘫在地上，让人不敢相信他们还有呼吸。
再向四周看看，两位老人身后，并没有任何人看守，红卫兵显然跑走看热闹去了，可怜两位老人就在红卫兵离开他们的时候，也不敢稍稍休息一会儿，他们还是跪在小黑胡同里，一点声音也不敢出。
走过热闹的劝业场，再走进黑暗的小胡同，台上跪着的孩子，红卫兵踩在孩子头上的一只大脚，更有小黑胡同里跪着的一对老夫妻，我觉得自己正在地狱中穿行，中国，发疯了。
这一切不需要理解，也不需要思考，我读的书不多，经历也不丰富，但眼前发生的这一切，很容易使我产生了许多联想。我只是一个平民，我只知道以自己的直觉感受世界，我不懂得什么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也不需要站得高些、或者是看得远些，更不知道要去看什么深远意义，我就是看见红卫兵踩在孩子头上的那只脚，我还看见了小黑胡同里跪着的一对老夫妻。
革命会使一些人吓得精神崩溃，但看见眼前发生的这一切，我反而变得镇定。革命总是要消灭一些人，如果说我曾经逃过了1955和1957两次劫难，那么1966年，对于我来说，将是大限了。一个孩子尚且被踏上一只脚，谨小慎微的哥哥尚且被打成牛鬼蛇神，一贯“立场反动”的我，能逃过这一场革命吗？作好思想准备，一场大劫，正在等着我。
回到家里，妻子看我没有什么变化，舒了一口长气，然后才向我询问工厂里的革命情况，据妻子说，他们工厂的革命已经开始了，许多工程师被拉出来跪在大院里，造反派的英雄们，在工程师们的身后狠狠地踢他们。
没有说什么话，早早地睡了，第二天，我起得很早，去工厂的路上匆匆赶到哥哥家里，祖父告诉我说，后半夜大约3点，哥哥被红卫兵从家里拉走了，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点消息。
…………
文化大革命的烈火愈烧愈烈，工厂里一些革命狂徒也开始骚动起来了。工人本来成分很复杂，天津是一个水旱码头，许多人沾染着流氓无产者习性，看到学校的学生们可以造反，他们更期望工厂也有造反的一天。学生们造反有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防止修正主义，防止中国改变颜色，工人造反也有了理由，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工厂里第一批出来造反的英雄，很少生产骨干，我在的车间，带头造反的，就是一个小流氓，这个小流氓技术不如人，政治上也没有什么表现，看着别人提级提干，心里很是怏怏，几年前征兵，他是应征对象，为了逃避兵役，他在大雨中站了一夜，第二天重感冒，这才没去检查身体。后来有人告密，他受到团内警告处分，政治上可靠的人就看他不起。
文化大革命给这类小流氓带来了希望，以串联为名。多少日子看不见他的影子，从外面回来，就像回到未庄的阿Ｑ一样，神气起来了，写大字报，表示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到工厂。
工厂里贴出了大字报：《为什么我们这里还是死水一潭？》看着社会上的革命热潮，富有革命热情的小流氓们早就坐不住了。革命自然要有对象，随之就有向我发难的大字报贴了出来。本来，从农场回来之后，我在工厂里最是小心谨慎，不多说一句话，更不敢发表评论，让我做什么我就低头去做什么，要想拿我开刀，我自认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了。当然，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时时讲的年代里，想从我身上找点什么罪名，那不是太容易了吗？
社会上闹革命，学生们斗老师，地富反坏右、反动资本家都受到了“冲击”，工厂里，“群众”情绪一时时地高涨，工厂党委没有接到通知，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就只好一旁看着，听天由命地等着革命形势的发展。
1966年8月26日，工厂里的革命终于爆发了，才到工厂，就觉得情形不对，一些工人手持木棍站在工厂门口，和警卫一般，活像是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当我走过工厂大门的时候，我看到持棒站岗的工人向我投射过来凶恶的目光。不光是我有了某种预感，工厂里每一个人都预感到今天一定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平日我走进工厂，人们还很随便地在我身边走来走去，今天走进工厂，迎面走过来的人就像躲避瘟疫一般地躲着我走路，人们连头也不敢抬，似是不敢看将死的人一样，人们害怕留下可怕的记忆。
难道今天真的要活活把我打死吗？
我做好了精神准备。
上班铃才响过，就像是刮起了狂风暴雨一般，安装在大院子里，安装在车间里的每一只大喇叭都放出了赞美领袖的革命歌曲，真的革命就要开始了。还没容我去观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就看见人们呼喇喇地全往大院里跑，最先高举革命大旗的英雄们正在工厂大院集合呢。
第五部分十八、革命又起（3）
领头的是一个工人，我认识，肤色极黑，没有文化，可能是因为出身好吧，就自觉地担任了领袖，他手里拿着一根大木棒，就是镐头的大木柄，一米多长，胳膊一般粗，一棒子能打死一个人。可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战士们站成一列长队，胳膊上佩着红臂章，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大木棒，至少也有五六十人。这些人站成一列长队，正听那个领袖喊话，远远地我听见领袖向他的战士们喊道：“革命的同志们，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站起来的日子到了，现在我们立即出发去抄那些反革命的家，把他们的老窝砸碎，回来我们再收拾那些王八蛋们，牛鬼蛇神们听着，你们的末日到了。”
然后，这些人跳上一辆大卡车，一阵风，就开走了。
他们去砸谁的老窝呢？想都不去想他，即使他们去砸我的“老窝”，我也没有办法，抄家之风已经在社会上刮起来了，红卫兵们耀武扬威地抄牛鬼蛇神的家，一大车一大车的家俱，衣物被拉到不知道什么地方去了，也有的当众焚烧，熊熊大火就在街头上燃烧着，满街砸碎的器皿，据说保留封建时代遗物，都是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他们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
大约到中午，抄家的英雄们回来了，拉回来几汽车的旧家俱，还有贵重的衣服，都是工厂里那些富裕人家的东西，这些人虽然不反对社会主义，但他们的家庭比一般工人家庭富裕，就成了革命对象，再有的人过去是私方人员，还有的人家有历史“污点”，革命一来，就无一能够得以幸免了。
看热闹的人回来说，造反英雄们没去抄我的家，因为我是思想反动，立场反动，这些反动货色是带在身上、藏在脑袋瓜子里面的，去家里，很可能倒抄出著作来了，我不会把反动思想写在纸上、再贴在墙上的。
抄家英雄们回来之后，倒也没有别的行动，但工厂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人人都预感到一场暴风骤雨就要降临了。这场暴风骤雨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想，也不过就是社会上的那些做法吧，游街，当众罚跪，任由人们辱骂，逆来顺受吧，人人都接受这个现实，我一个人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做好了精神准备，我不想反抗，也不敢反抗这场暴风骤雨。
我正在车间扫地，到这时，我已经是车间辅助工了，早从一开始革命，就有人提出不能把生产指挥权交给一个右派，那时候有一部电影，说农村一个地主破坏生产，公社让他赶大车，他就狠命地打牲口，贫下中农说，要把赶车的鞭子从地主的手里夺过来。按照这个逻辑，我也就不能再做生产管理员了，工厂人事部门通知我当辅助工，我立即拿起大扫帚，打扫卫生了。
在车间里扫地，就看见许多人在外面贴大字报，把车间外面的墙壁都贴满了，偷偷抬头向墙上看过去，许多大字报上都歪七竖八地写着我的名字，名字上还打着红叉，名字下面写着“坚决砸烂狗林希的狗头”之类的字，除了我之外，大字报还说要砸烂其它几个人的狗头，都是五类分子之类的人物，也点了工厂党委书记的名，问他为什么压制工人的革命热情。
午饭过后，工厂大院里闹起来了，只听见人们喊革命口号，也看见人们往大院里跑，我不敢出去看热闹，就蹲在车间角落里等着有人来抓我，果然，就在大院里一片口号声中，几个工人闯到车间来，在角落里找到我，恶凶凶地向我吼道：“狗林希，出来！”
不敢违抗，我跟着这几个人从车间里出来，那几个人带我走到工厂大院，我心里突然烧起一种火焰，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就像是一只被激怒的野兽，我几乎要发疯了。
黑压压，工厂大院里跪满了人，我看见跪在最前面的是总工程师，后面有几个有历史问题的人，还有几个技术人员，跪在院里也无所谓，外面革命的情况我也不是没看见过，最最无法接受的是，工人们想出最下流的作法，让每一个跪在院里的人，嘴里叨着一只臭鞋。
车间里，总是堆着一大堆臭鞋，也不知道是谁的鞋，干脏活的时候，找来一双穿上，穿过之后，就丢在车间里，日久天长，车间里总有一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