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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好景不长，没有多少时间，工厂废除连队建制，还恢复车间、班组制，原来的车间主任得到解放，又回到原来的车间当主任，老主任恢复工作的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李连长下台，不知道是怎么就达成了一个妥协，李连长回到班级当大班长，老主任官复原职，仍然当车间主任。
李连长下台的那一天，情绪非常悲壮，李连长回到班组，又穿上工作服，师兄弟们看见他，也不好意思和他打招呼，他自己也觉得大失面子，才当了二年连长，又是工人了，革命到头一场空，什么也没有捞上。
孙局长倒没有下台，直到周总理逝世时，他还是局长，正在那时候，工厂向局里请示能不能开追悼会？孙局长回答说，上面没有布置。再到后来四人帮倒台，不让开追悼会的罪名就扣在了孙局长的头上，没过多少时间，孙局长也回来又当他的工人了。不过孙局长思想境界很高，回到工厂之后，仍然积极学习著作，可能他想在著作里找到答案，何以他就乘着直升飞机当上了局长，又一步跌下来，回到他原来的车间，还是做他的工人，革命这许多年了，怎么就是转了一个圈儿？著作里，可没有这样的教导。
姜同志的结局最好，直到四人帮倒台，因为他不是造反队的头头，所以算不得三种人，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之前，他就有干部职称，所以不算是直升飞机乘客，他还是大学毕业生，更是党员干部，几经审查，他正式被任命当上了工厂的党委书记，尽管有人有意见，揭发说给五类分子用细钢丝挂砖头，就是他出的主意，但这也是查无实据的事，最后也就不了了之了。
1980年，我得到彻底平反，被调回原单位，据说姜同志准备为我召开一个欢送会，但我没买他的账，就在准备开欢送会的那一天，我给他来个不辞而别，说句工人的话，把他“晾”在旱地儿上了。
后来过了很长时候，又见到工厂的人，这时我才得知，姜同志竟然精神分裂，失去了工作能力，人们不理解姜同志何以会得了这样的一种怪病，他想得到的已经都得到了，他怎么还会精神分裂呢？
没有办法解释，只能为他感到惋惜，年纪轻轻的，就得了这种病，这辈子受罪了。
…………
第六部分廿一、迟来的春天（1）
收听“敌台”广播历来是一种犯罪行为，一旦被发现就要被派出所“带走”，严重的还可能判刑。50年代初期，很少有人收听“敌台”，“三个月内中共崩溃”的咀咒，就是对共产党怀有仇恨的人也不会相信。只是后来，中国人面对着无法理解的现实，人们开始热衷于收听“敌台”广播了。
所谓的“敌台”，最早可能就是指台湾广播电台，后来扩大到美国之音，英国、德国、日本、韩国的华语节目，苏联变“修”之后，连以《莫斯科－北京》乐曲为开始曲的老大哥台也沦为敌台了。
收听“敌台”是一桩冒险的事，那时候没有耳塞，收音机即使调到最小音量，一个院子住着几户人家，也可能被人发现。更何况类如我这样的阶级敌人，时时被人监视，派出所更是经常找同院住户了解我的“动向“，为了避嫌，我房里连收音机也不放。
上世纪60年代后期，半导体收音机传入中国，一台五管半导体收音机卖到60元，绝对是我一个月的工资，也不知道是怎样积蓄的钱，终于我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
半导体收音机有耳塞，夜里将脑袋裹在被子里，由你一个一个地搜索敌台。当然有强大的干扰声，但也有的电台可以收听到。1976年一天夜里，我意外地收听到日本电台的华语广播，广播说中国可能发生了重大事件，日本监测到，中国上空3天没有飞机起飞。同类现象曾经于彭德怀事件时发生过，全中国的上空3天没有飞机起飞，绝对是不正常现象。
日本电台可能不会造谣，无论出事没出事，反正中国上空3天没见飞机，过了几天，也没感觉到什么变化，报纸上更看不到一点端倪，可能又是反华大合唱吧，我也就不再思索日本电台的消息了。
但是，我还是有了一点感觉，我发现，马路上偶尔会看到一个眼睛里含有微笑的人，中国人已经10年没有由衷的笑容了，什么事情使极少的几个人感到可喜可贺呢？中国没有别的事情让人可以为之高兴，中国只有一件事情可能给人们带来快乐，那就是一个时代终结了，那个制造了几十年灾难的时代结束了。
北京揪出四人帮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比当年林彪事件传播得还要快，回想那时，一个朋友伏在我耳边告诉我林彪出逃死于温都尔汗的消息时，吓得我一把将他推开，直着一双眼睛瞪了他好半天，怕他得了精神病。但这次，一听说北京出了四人帮，没有丝毫怀疑，历史只能是这样的选择。
在工厂里，我不敢有任何表示，绝对不敢让人看出居然我也敢高兴，我是一个摘帽右派，还是胡风分子，革命群众高兴的日子，就是我受难的日子，四人帮倒台，右派休想翻天，领袖钦定的罪人，永远不可能翻身。
后来，遇到流沙河，我们谈起各自的经历，流沙河对我说，当他得知四人帮倒台的消息时，最直接的感觉，就是庆幸从今之后，可以靠自己的劳动养家活命了。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四人帮倒台的传言最终被证实，兴高采烈地跑回家来，我对家人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也许我们能有几年平安日子了。”
庆祝揪出四人帮的游行，我没有权利参加，报上再三强调一切要遵从“凡是”。我是属于“凡是”范畴的人，惟有不“凡是”，才会出现奇迹。有我什么好高兴的呢？
打倒四人帮，再不挨批斗了，也没下通知，牛鬼蛇神们也拉倒了，3年前，工厂大院立起一座毛泽东的大塑像，革命群众每天早晨进厂，直奔主席像下高举红宝书连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有的女工，踩着上班铃进厂，抱着孩子，急匆匆跑到塑像下面，以闪电速度高举红宝书，一口气万岁万岁万万岁地咕噜一秒钟，那也是一道风景了。
阶级敌人，没有高呼万岁的资格，我们要等最后一位工人进厂，完成早请示之后，自动集合在塑像下面，集体向领袖请罪，无论春夏秋冬，也无论是刮风下雨，最悲惨是大暴雨，在塑像下面站5分钟，全身衣服淋得湿透，回到车间还不许更衣，穿着湿衣服干活，那滋味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是想像不出来的。
四人帮倒台之后，早请示没有了，牛鬼蛇神们也不请罪了。早晨到厂，淡淡的阳光下走进工厂大门，看着大院中央孤零零一座塑像，塑像前面一没有人请示，二没有人请罪，也真是替塑像感到凄凉了。
不管是怎么说吧，反正不请罪了，不开批斗会了，不写材料了，还是勤杂工，没有额外劳动了。下班按时离厂，晚上也没有人召集开会，多少年的专政对象，一下子没人管了，还真有点失落感呢。
四人帮祸国殃民罪行揭发出来，市委门外大墙贴出了控诉四人帮罪行的大字报，人们沉浸在幸福欢乐之中，光明终于到来了。
四人帮倒台不久，一位厂长坚持调我负责工厂的生产管理，人事部门极力反动，一个工厂的生产管理大权怎么可以交到一个右派手里，莫非要搞阶级斗争熄灭论吗？这位厂长对人事部门说，你们还要不要这个工厂了。多年来，工厂的生产总调度都是工人出身的干部，没有文化，只知道大干，就是完不成生产计划，一个产品上千种零件，总是丢三拉四，每个月都瞎抓。厂长了解情况，什么也说不清楚。用工人的话说，满脑袋浆糊。这位厂长和我一起住过牛棚，他对我的记忆力印象颇深，他认为没有好脑子，不可能将生产调度好。也不知道经过怎样的争执，最后还是将我安置到生产总调度的位置上了。
说老实话，我虽然不懂技术，也没学过工业管理，但按照图纸调度生产，我还是能够胜任的。用了一个月时间，我编出了生产总账，无论厂长问什么，我可以对答如流，各个环节都考虑得十分周密，才两三个月时间，工厂生产面貌改变了，连工人们都说，还是人家脑袋瓜子好使，许多人认为过去斗我，是不应该的，早让这样的人来管生产，大家不至于累得胡说八道。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使人们开始反思中国近几十年走过的道路，使人们开始正视左倾错误所造成的重大失误，多少年来，惨遭迫害的广大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历史与时代所经历过的曲折与坎坷。
我的右派冤案，是在1979年平反的，工厂党委的一个干部，把我唤到办公室去，通知我说，根据上级的精神，对我的右派问题给予撤销。也没说什么对不起的话，也没表示歉意，就是极不心甘情愿地通知我说，原来定的右派，现在不算了，而且，因为我已经25年没有调过工资，工厂决定给我长一级工资，由原来的62元，长到70元，并说这并不是对我的什么补偿，右派问题是没有补偿的，搞错了，改正过来就是了。工厂还通知我说，原来定我右派的档案，已经全部销毁，今后再填写什么表格，不要写曾经被定为右派分子了。
第六部分廿一、迟来的春天（2）
平反右派，一些文学界的朋友又在生活中出现了，朋友们找到我，告诉我应该开始写作了；这时我的右派问题虽然得到了平反，但是胡风问题还没有得到平反，这个尾巴比右派厉害多了。别人可以开始写作了，我却依然没有写作的权利。感谢朋友邵燕祥，当我把自己写的诗作寄给他的时候，他毅然做出决定，在他主编的《诗刊》上发表了，这就是我于1979年发表的诗作：《夫妻》。
北京传来消息，说是胡风问题也开始着手解决了，如何一个解决的办法？解决到什么程度？还得不到任何消息。就在此时，和我在天津同时被定为“胡风分子”的一位作家余晓，给我写来一封信。信中余晓告诉我，自从1957年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之后，他也和我一样被送进了劳动改造农场，后来从农场放出来，又被“下放”到农村安家落户，如今还一个人住在天津郊区的一个小村子里。按照余晓告诉我的地点，我乘郊区长途汽车去农村看他，至此，失掉联系长达20年之久的老朋友，才重新见了面。
余晓老了，一双睿智的眼睛不见了，已经55岁的余晓，一副老态龙钟的样子，25年的磨难，他没了锐气，对生活不抱希望，多少年来，他总是一个人在土房里面壁而坐，一天不说一句话。见到老朋友，也没有激动，只是呆呆地看了我半天，叹息一声，就再不说什么了。
自然，我们说到胡风问题。余晓告诉我说，天津已经成立了专案组，正在着手调查天津“胡风分子”们的情况，至于如何解决，现在还没有说法，一切都要等中央文件。不过据我们一起猜测，情况只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总不会再像过去那样，永世也休想翻身了。
无论如何，情况总是向好处发展，耐心等待吧。
没有过多久时间，有人到工厂找我来了，来人说是专案组成员，也不是通知我什么精神，只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