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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你需要改变一下环境。”他说，“那些人正在找个管库存的会计。”
那些人是无国界医生组织①的。他们在东非战场需要个库存会计。
【① 无国界医生组织：以紧急医疗援助为目的的国际民间援助团体。1971年在法国设立。】
我从停在蒙巴萨的飞机上走下来，距离坦被带走的那晚已经有八个月了。
作为肯尼亚共和国的首都，最后日子里的蒙巴萨犹如地狱般混乱——城市的基础设施瘫痪了，经济瓦解，海港有一大批船民流离失所，还有超过一百万人居留在施巴山的里寇尼营地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了控制混乱局面开始了一场新的宗教战争，恰卡经过坦噶从西部前进到了南部。
就在这些纷繁混扰之间，我——肖恩·基登在做存货账目。
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总部做会计是项很有挑战、艰苦而又一成不变的工作——我要考虑在哪里、什么时候、怎样才能买到药品；要与卡车司机和西伯斯克喷气飞机驾驶员讨价还价；当越野车的备件逐渐耗损，我还要谈判维修服务合同……每天的需求总是很大，预算即便经过了篡改仍然嫌太少。
比起以前干的任何活我都更喜欢现在的工作。我是那么忙碌，有时都忘了自己为什么来这儿。
工作结束后我会坐公共汽车去空旷的地方，看着浓烟从海港的另一边升起来，听枪声在古老的阿拉伯建筑间回响，这时绿色金属网罩着的玻璃窗后面的那张脸庞又浮现了出来。
我的上司是个粗犷魁梧的法国人，叫让·保罗·加斯特农。除了南极洲外他经历了所有大陆的战争和灾难。他喜欢古巴雪茄和家乡山谷里出产的葡萄酒以及歌剧，而且不管路程多远费用多昂贵，他都要得到它们。他从不用毒品。
我非常喜欢他。照他的话说我是个他妈的冷血的对数字着迷的黑皮肤英国佬，但他欣赏我创造性的会计方式。他在蒙巴萨实在是浪费——他是个真正的前线军医，他渴望战斗。
一次午饭时间，他打开一瓶红葡萄酒，我问他到难民营找个人容易不容易。他精明地看看我，然后问：“她是谁？”
他倒了两杯酒，请我喝一杯。酒的味道真不错，我边喝酒边告诉了他我的过去和坦的事。
“那么，我该怎样才能找到她？”
“光靠托人打听你永远找不到她。”让一保罗说，“最容易的做法就是你亲自去那里。你有外出的获许权。”
“不，我没有。”
“不对，你有。大约三星期假期。哦，是的。”他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扒拉了一番，扔给我一个黑色的塑料玩意，样子像个大号手机。
“这是什么？”
“美国人的身份芯片，具有无线电发射应答器①。他们总是想要知道他们的人在哪儿。拿着吧。如果她植入了芯片，用这个就能找到她。”
“谢谢。”
他耸耸肩，“我来自一个浪漫的国家。再说你是这个鬼地方惟一懂得品尝波恩红葡萄酒的人。”
【① 无线电发射应答器一种收到预定信号之后就开始发射信号的无线电或雷达发射接收机。】
我乘一架西伯斯克包机前往北方。通过机窗我可以看见恰卡的边界。它太大了，很难描述出它形成的地形，哪怕是个地理实体也很难形容。它像一片阴森的汪洋，看起来就像是……另一个世界正在挤兑我们自己的世界。和它一样，有些理想太宏大了很难融入我们日常的世界，它们一旦进入掌握了世界，改变了社会，反倒把世界弄得面目全非。如果曼彻斯特皇家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事——关于坦血液里的东西——是真的话，那么这就不只是一个新世界而是种新人类。所有关于我们如何生存，如何相处，如何引领我们生活的一切法则都改变了。
营地也是大得令人难以接受。它们的存在让你对曾经相信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蒙巴萨毫无准备。它就像是世界末日到来的最前线。
“这么说你在找人。”黑诺·罗塔瓦那问。
在内罗毕陷落的时候他和让·保罗工作过，让说我可以信任他，但我认为他一定当我是个傻瓜，或者，最好的想法是，一个浪漫的人。
“这没有难民流动。”
让·保罗提醒过我记录可能不准确，但我仍抱着一丝希望。
我去了北萨布鲁，我在英国找到的坦最后的记录就是在那里。
没有她的踪迹。联合国难民署的营地负责人——一个表情冷漠个子矮小的美国女人——带我把所有的帐篷跑了个遍。我搜索着一张张面孔，我身后的追踪器一直没响过。那晚我躺在帐篷里，无数张脸庞浮现在我眼前。
接下来的许多天仍一无所获。
“你难道希望第一次就能中大奖吗？”黑诺对我说，这时我们正乘一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越野车在泥路上颠簸着前往唐图。
我在唐图要幸运些——如果这也能叫作幸运的话——坦两个月前就待在这儿，但她只待了八天就离开了。
我查看了出入难民的记录，但记录上没说她去了哪里。
“营地里也没有。”黑诺——这个严厉刻板的家伙——告诉我说。
他没法再带我去更远的地方了，但他授权让我搭乘伊斯兰红十字会的护卫车，它们要顺着北方的边界跑五百公里前往沿途的各个营地。
两周内我看到的苦难比我以为人类所能承受的痛苦要多得多。
我看到了无数挣扎求生的面孔，企求的双手和颠沛流离的难民。
人们的命运怎么成了这样？
联合国到底解救了难民什么？
恰卡的世界真的很糟糕吗？
人的寿命变长，对疾病完全免疫，大脑发展出新阶层有什么不好？
人们能进入外星地盘，控制它，把它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有什么可害怕的？
我看不见恰卡，它在南边的地平线后面，但我时常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这就好比脑袋里要是有块金属片就总能觉察到一种轻微的压力。有时，当那些浮现在眼前的脸让我昏昏欲睡时，我就会被一种奇怪的味道惊醒，气味并不强烈但很清晰：麝香味、水果味，甜蜜的、性感的、温暖的。那是恰卡的味道，从南边飘过来。
帐篷——卡车——营地——帐篷，日复一目，一无所获，三周假期快用完了，我不得不安排搭车先回萨布鲁，再飞回蒙巴萨。
还剩下三天假期，于是我去了埃尔多雷特——UNECTA的维多利亚湖区中心。
这里给人一种熙熙攘攘的繁华印象，商店、旅馆、咖啡店都很热闹，但白人的长相、美国的口音和穿着打扮都说明埃尔多雷特是个企业生活区①。在经过18天艰苦的营地搜寻后，这里的峡谷旅馆就像是天堂了。
【① 企业生活区：其居民依靠一家公司的经济支援来解决生活、教育、医疗和住房问题。】
我在游泳池里泡了一个小时，想让自己尽情放松一下。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把所有人从水池里赶了出来，除了我。我在水池里漂浮，感受着在我周围四散飞溅的雨点。
落日时分我去了营地。它们坐落在城镇的南碰，犹如一长排面对恰卡的加农炮。
我查看了记录和一些表格。没有坦德莱奥·柏。我就随便走了走，又去了另一个营地。
经过了反复的从希望到失望，任何人都会变得对痛苦无动于衷了。有时你必须这样，你住进大饭店，在游泳池游泳，在你离开前享用一顿美味的晚餐；在营地里你又不得不看着那些脸，尽量不去考虑那些面孑L背后的故事。我想只有最铁石心肠的人才能做救济难民的工作。
我在这些面孔前来回走动，在两排帐篷间停下。我记起让·保罗给我的小玩具。我把那个“大号手机”拿了出来，指示灯闪烁着绿色的亮光，显示屏上有字：已锁定。
我激动得差点把它摔在地上。
我觉得自己的心跳已经停止了，仿佛脑袋上中了一枪，我忘记了呼吸，世界在天旋地转。我那颤抖的手指没法按键看详细内容。于是我沿着一排帐篷跑，边跑边看着数字图像。阿拉伯数字告诉我该向北向东走多少米。方向错了。我折回来，迅速移动到下一排帐篷把仪器对准东面。各项数字正在不断减小。我偏过一点，读数上升了。再回过来，读数又下降了。对，这排。就是这排。
我在微弱的光线下觑视着。在远处尽头有一群人站在帐篷外的一盏黄色油灯边聊天。我开始奔跑，眼睛不时看看追踪器。我被绳子绊倒，踢到了罐头，跨过孩子，向撞上的一个老婆婆说抱歉。
数字在滴答声下降，35、30、25米……我能看见那群人中的一个身影——背对着我，穿着紫色的战斗服。东面零度，再向北面20、18……娇小的身材，女性——12、10——头发像柔软的刺耸立着——8——6——数字停留在了4上。我迈不开步子，浑身颤栗着说不了话。
那身影感觉到了我，慢慢转了过来。黄色的灯光照耀着她。
“坦。”我叫道。我在那张脸上看到了瞬间变幻的无数种心情。她向我跑过来，追踪器掉在了地上，我一下举起她把她搂在怀里，我没说一句话，其他人也默默无语，我想没人能说出我现在的感受。
现在我们的生活、故事、地点又汇集在一起了，我的故事也快接近尾声了。
第十二章
我相信感觉能把时空上分开的俩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唯一能解释我怎么会预先知道——在营地，在我转身看到他之前——我就知道是肖恩。他来找我，而且找到了我。我告诉你，另一个人为你做的事在某种程度上你能感受到。我看见他时就好像世界已经宣布了对我的判决，但突然他出现说：不，我现在要打破它们，为了你，坦德莱奥，因为这样让我高兴。他总是令人意外，他就在那儿，改变了我自以为了解的所有事。
那么多快乐的泪水，那么多辛酸的欢笑。
他带我回到他住的旅馆。他去大堂取电子锁卡，周围的人打量着我。他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只是不敢说。吧台边的白人也转过身盯着我看。他们很清楚我穿的衣服颜色代表什么意思。
他带我去了他的房间。我们坐在阳台上喝着啤酒。那天晚上有场暴风雨——大多数晚上都会有场暴雨，雷雨总是聚集在南帝山西边的高地乡村上空。闪电在云层间蜿蜒，远处的雷鸣把放在铁制茶几上的啤酒瓶震得当啷作响。我告诉肖恩我去了哪里，干了什么，我怎么过活。
故事很长，等我把故事讲完，天空已经放晴，新一天的黎明已经来临。我们谈了各自的生活还有对方的经历。
最后他提出了问题。他有很多疑惑。
“是的，我想，这就像从前护送奴隶逃亡的地下组织。”我回答了一个问题。
“我仍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不让人们进去？”
“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可以在那建立整个社会而不需要他们的任何东西。我们挑战了他们相信的所有事。这是创世纪——我们进入一个没有理想，没有哲学，没有信仰的地方。买来材料只需看着材料自己生长。就是这样。人们认为我们在一千年后才能进入高科技时代？不，现在我们已经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路。我告诉你，我已经学习了很多东西，理想、政治、哲学。它们都在那。那是像摩天大楼一样庞大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