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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站起来——没有叹息，没有言语，甚至没有任何愤怒的神情——他打了我一巴掌。
我踉跄着倒在地上，父亲的行为比我脸上的疼痛更让我震惊。随后他做了件更加不可思议的事。他坐下，用手抱着头，开始哭泣。
现在我非常害怕。我跑去找妈妈。
“他受了惊吓，”妈妈说，“胆小的人经常会本能地反击他们害怕的东西。”
“爸爸有他的教堂，有他的职位，有他的圣经，什么东西会吓着他？”
“你。”妈妈说。
这个回答和爸爸打我一样让我不知所措。
妈妈问还记不记得在教堂的争执后父亲骑着雅马哈消失了一个星期的事。我说记得。
“他向南，到了内罗毕，甚至更远。他想去看看他害怕的事，他看到了——光凭他的信仰，他不能打败恰卡。”
父亲在书房里待了很长时间。然后他走到我身边，跪下来，请求我原谅。他说，这是圣经的要求——不要让太阳在你的愤怒中落下。虽然还在遵循圣经的原则，但从那天开始父亲逐渐消沉并和我疏远了。这就是生活：一系列的衰亡、谅解和新事物的开始。
和生活一样，基奇奇也在一步步逼近死亡。
那天早晨，外星生物珊瑚礁似的螺旋体越过了山谷隘口的树梢，基奇奇这时候只剩下20户人家了。
破晓后不久UNECTA的卡车来了。它们是些肮脏的苏丹军队的车，二手的俄国货，漆得乱七八糟，还喷着黑烟。当我们看见黑人士兵走下车时？大家都很警觉，因为我们听说过关于非洲人落在其他国家的非洲人手里所遭遇的可怕的事。我不信任他们的长官：他非常瘦，刮过的脸颊一侧有个奇怪的凹陷，就像月球表面的坑洞。
所有人在教堂前的空地上聚集起来，打好的包裹就堆在周围。
我们家有十二包用康加包扎的行李；我拿着收音机和一些罐子。爸爸的书用绳子扎好同定在红色摩托车的油箱旁。
月亮脸的长官摆摆手，第一辆卡车倒过来放下门。一个士兵跳下来，打开放在车门口的折叠沙滩椅，拿着夹纸板和铅笔坐下。
第一个装车的是库里雅一家，他们一向争强好胜特别霸道。他们把孩子们抱上卡车，然后递上包裹。
坐在沙滩椅上的士兵看了一会儿然后摇头说：“太多了，太多了。”他用蹩脚的斯瓦希里语说，“你必须减少些东西。”
库里雅先生皱了皱眉，用眼睛丈量了一下后车厢的空间，拿下了一包衣服。
“不，不，不。”士兵说着站起来，用铅笔敲敲他们的电视机。另一个士兵过来从库里雅先生的手里抱走了电视机，搬到停在路边的一辆小卡车上。
“现在，你上车。”士兵命令道，并在他的夹纸板上打了个勾。
如此野蛮的行为。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没人注意。没人关心。没人说一个字。
我们家“留下”的是那辆摩托车。父亲的脸因为愤怒而绷紧了，他眼睁睁看着那些暴徒违反上帝的戒律，但他连一声都没吭就放弃了摩托车。长官把它推到一群士兵那儿，他们正蹲在一堆熄灭的火堆旁。这群人兴高采烈地围着摩托车，用他们的贼手发动引擎。从那以后每次我听见雅马哈的引擎声都会向外张望一下，看着是不是我们那辆被抢走的红色山地摩托。
“上去，上去。”强取豪夺的家伙说。
“我的教堂。”父亲突然叫着跳下卡车。刹那间一排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对准了他。父亲举起手回头望着我们。
“坦德莱奥，你应该看看这个。”
长官点点头，枪放了下来，我也跳下车。我跟着父亲走进了教堂。我们走上过道。祈祷书都放在长凳上，编织跪垫整整齐齐地搁在教堂的靠背长椅上。我们进入小礼拜室，我曾经在那偷了捐款盘里的钱。父亲从已被洗劫过的橱柜里拿出一个被砸瘪的红色汽油罐放在祭坛上。他举起圣餐杯，奉向上帝，然后往杯里倒满了汽油。他转过身面对着圣台。
“耶稣基督的血使你的生命永恒。”他高高举起杯子，然后把它倒在圣坛白色的桌布上。一个动作太快了我没有看清——父亲点了火。黄色的火苗蓦地一下窜起。我哭了出来。我想父亲已经随着腾起的火焰彻底心灰意冷了。他转向我。火焰在他身后翻涌。
“现在，你明白了吗？”他问。
是的。有时候亲手毁灭你所挚爱的东西要比让人把它从你身边夺走或留给外星人要好。等我们回到卡车上时浓烟从屋顶涌了出来。苏丹士兵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火，享受着毁灭带给他们的兴奋。毕竟这只是座外国上帝的教堂。
老基库比实在是太老了也太笨了，不懂得逃跑，他又在玩“坐在卡车前”的把戏。每次士兵把他拉开，他又急速地跑回原来的地方。以前他经常这么做。我们后面的卡车开始发动，驾驶员没有注意到这个破衣烂衫的脏家伙飞奔过来。随着一声尖叫，基库比被车撞倒，轮子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我们沿着山谷的路离开，从恰卡方向吹来的风夹带着教堂的烟尘笼罩着我们。基奇奇的教区消失了。
第六章
时间把每样东西都改变为它原来的相反面。年轻人长大，纯真无知变成了世故老到，坚定执著变成了犹疑不定。从生到死。在内罗毕最后的漫长日子里，时间正在把它变得像恰卡一样。一千万人口挤进了环绕市中心高楼的简陋小棚屋。每时每刻都有更多的人进来。他们从北方和南方，从峡谷省和中央省，从以比锡、纳瓦沙，从马金杜和基奇奇源源不断地拥来。
以前内罗毕是个很优越的城市。现在它却成了难民营。过去的大型绿地变成了活动屋问被人践踏的烂泥地。街道绿化带的树被砍倒做了引火木。就像珊瑚岛上的漂流者，难民在马路的环形路上建起村落，足球场和运动操场上也人满为患。武装的巡逻警察每天都要从两条机场跑道上赶走擅自占住者。铁路被弃置了，南北方向的通道已经切断。目前有一万人居住在被遗弃的车厢、车棚和轨道两旁。国家公同成了个脏乱不堪的杂物间，堆满了燃料和建筑材料。野生动物要么逃跑了要么被当作食物宰杀。内罗毕的空气里充斥着柴油味、呛人的烟雾、还有下水道的恶臭。贫民窟向四面延伸至20公里。取水要花一个小时的路程，污浊的饮用水臭气熏天。和恰卡一样，棚屋也在每时每刻一户户地增长——系起几片塑料布，把几个纸板箱堆在一起，在报废的马他图里安个家，支起偷来的砖、麻袋布和锡皮。城市和恰卡变得越来越相似，互相蔓延伸展。
我不太记得初到内罗毕头几天的事了。事情来得太多太快——麻木了我对现实的感觉。没人需要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穿过一排排白色的帐篷寻找自己的号码，其他游荡的难民望着我们木然地做着该做的事。大多数时候，我的耳朵里总是充斥着尖锐的嚣叫，想哭却哭不出。
这是个讽刺：我们从圣约翰来，现在我们又到了圣约翰。
这是座新的营地，靠近主机场的南边。1832。一个号码、一顶帐篷、一盏油灯、一个塑料水桶、一把米铲。每一百个帐篷有一个供水的龙头和一个厕所。下水道就在我们门前过。恶臭熏得我们难以人眠，随后又是夜晚的寒冷让人辗转反侧。廉价的帐篷很单薄，在晚上根本起不了任何保护作用。我们在毯子下蜷成一团。没人想第一个哭，所以也就没人哭。在大型飞机起飞降落和人们吵闹打斗之间也没一刻安定。第一晚，我听到了枪声。我以前从没听到过，但我很清楚那就是枪声。
在这个圣约翰，我们不再是显要的人。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就是1832。即便是我父亲牧师的硬领也不能赢得尊敬。第一天他去水管那儿打水，被一个年轻人揍了，他抢了爸爸的塑料水桶。硬领成了对上帝背叛行为的象征，父亲不再戴他的硬领了。不久，他根本就不出门了。他独自坐在帐篷最里面听收音机或者看书。圣约翰已经毁了与父亲生命息息相连的东西。我想在我们被营救前，爸爸就会撑不下去的。
在一个像圣约翰这样的地方意味着你快死了。在前往食品供给车的路上你能看到那些正在迈上死亡之路的人——他们坐在帐篷前，抓着脚趾，摇晃着，茫然地看着地面。
我们在营地里待到第十五天——我用烧过的火柴在帐篷的墙上做记号算着日子——那天我们听见一辆车停下，有人在喊：“乔纳森·柏。有人认识牧师乔纳森·柏吗？”我认为即使是耶稣叫父亲的名字他也不再会惊讶了。
我们的救星是牧师斯蒂芬·伊莱扎克，他逃到了乔古路的教会成员中心。以前他和我父亲一起在神学院上学；他们曾是很要好的足球队拍档。我父亲还是伊莱扎克孩子们的教父；而伊莱扎克牧师好像也是我的教父。他把我们塞上一辆白色尼桑小面包车的后座，面包车的一边写着“大声赞美上帝吧”，另一边挤挤挨挨地写着“用索特里尔琴①和竖琴赞美上帝吧”。他从一帮年轻人不满的喧嚣声中驶离，那些人似乎对坐在教堂车里的基督徒很愤怒。
伊莱扎克解释说他是通过网络找到我们的。大型的教区正在召集一些牧师。柏正是他们在寻找的一个。
【① 索特里尔琴：一种古代弦乐器，用手指或一个拨片拔弦演奏。】
因此我们到了乔古路。教会成员中心曾是一个古老独立的教学中心，还带有一幢现代的两层住宿楼。不过这里很早以前就人满为患了，现在每个开放的空地上都支满了帐篷和木制的棚屋。我们在金属加工厂的车间旁有了两间房。它们挺舒适，就是太狭小，一到工人开工时就非常嘈杂，而且没有什么私人空间。
教会成员中心有座白色的小礼拜堂，样子像个鼓，盖着茅草屋顶。帐篷和斜顶棚屋拥挤在礼拜堂周围，但保持着一段敬畏的距离，因为礼拜堂是庄严神圣的。许多人到那里祈祷。许多人背着其他人在那里哭，只有在礼拜堂里哭泣才不会像脏水那样四处传染。我经常看见父亲去小礼拜堂。我想过要靠在门口听听看他是在祈祷还是在哭，但我没那么做。无论他在那儿寻找什么，看起来都不能再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了。
我母亲试图把乔古路变成基奇奇。在住宿楼后面有块干枯的草地，远处是条敞开的排水沟。排水沟外就是一排篱笆和一条路，这条路对面是乔古路市场一它的名字就写在锈迹斑斑的锡皮屋顶上，在市场后面就又是棚屋了。
这块地没人用而且是开放的，母亲和另外一群妇女想把这块地开垦成耕地。伊莱扎克牧师同意了。她们用车间里一些报废的汽车零件做了几把鹤嘴锄i“，刨开地，种了玉米和甘蔗。
【① 鹤嘴锄：在柄的右边安装有与柄成角度的扁平刃的挖掘工具。】
到了夏天，庄稼茁壮生长起来，而乔古路市场周围也已经被棚屋挤满了，棚屋把市场团团包围，无数屋顶和墙把市场遮盖住了。但棚屋没有侵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