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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笑声又颤抖着响了起来……”
在这次对话中，蝇王还预言了西蒙的不幸结局：“杰克、罗杰、莫里斯、罗伯特、比尔、猪崽仔，还有拉尔夫会要你的命。”
在这里，西蒙很明确的发觉，其实真正的“野兽”在人的内心深处，是人的原恶、原罪的表象。当他得知山顶上一直被误认的“野兽”其实是飞行员的尸体后，坚持要下山把这一真相告诉大家。但没有人听得进去他的话。他在一次原始野蛮的狂舞中被当作野兽活活打死了。每个人，包括拉尔夫都参加了那次疯狂的行动。
对西蒙的谋杀，是孩子们心中的“暗影”恶性发展的必然结果，标志着他们道德良知的毁灭。在他们看来，蛇、水中怪兽、空中来的怪兽，甚至他们追逐的野猪，都是“野兽”，他们甚至把已经变得邪恶了的目光投射到西蒙身上，把他也看作是野兽，所以他们毫不顾忌地将西蒙杀死而不感到任何良心的不安。人性的堕落和独立人格的丧失使这群孩子经受了最为深重的打击，野兽”的预言得到了证明。
由于把罪恶只是看成发生在别人身上的或外界的事物，而自己承担的却是“神圣”的使命，是为“正义”而战，于是内心的邪恶迅速演变成暴力行动，惨烈的搏斗发生在一群十几岁孩子中间。暴力一旦蔓延，便无法抑制，总要血流“够”了才算完成整个荒谬的过程。很快，猪崽仔也成了四方祭坛上的“祭品”，同样的命运也差点降临在拉尔夫身上，如果不是及时得救，他的头也将像野猪一样被插在木桩上。
短短的时间里，本来应是一座“乐园”的世外小岛变成了“地狱”，而造成这场灾难的却是孩子们自己。
可见，书中扮演那个重要角色的“野兽”到底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它只是象征了人类本能的恐惧和邪恶而已。
四
1983年，威廉·格尔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声称，这是“因为他的小说用明晰的现实主义的叙述艺术和多样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阐明了当今世界人类的状况。”这句话精确地诠释出《蝇王》的艺术特点，那就是现实主义的描绘叙述和象征体系的巧妙结合。小说比较典型地代表了战后人们从那场旷古灾难中引发的对人性思考，旨在呼吁正视“人自身的残酷和贪婪的可悲事实”，医治“人对自我本性的惊人的无知”，从而建立起足够的对于人性恶的防范意识。
戈尔丁向我们展示的是人类社会浩劫的一个缩影，至于导致灾难的原因，他将其归结为人性恶，正是人性恶导致了人类自身的不幸。“野兽”即是人性恶的象征。正是由于人们总是不能正视自身的恶，于是悲剧才一次又一次地发生。以人们印象中“天真无邪”的孩子为主角，也许能更深刻地揭示出人性中最容易被掩盖的和最深层的一面。男孩们在文明社会培养而成的现代民主意识在这个小岛上短短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迅速衰落的过程，其根源就在于人性的堕落，就在于理性判断和道德良知的分崩离析。
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至今仍是一句天启式的至理名言。在人类发展史上，人类对自身的恶的认识的确是极不清楚的。而人要认识自己，最深刻的莫过于认识自己的人性，如哲学家黎鸣所说：“自知者莫过于知己之人性，自胜者莫过于克服自己人性的弱点、抑制自己人性中潜在的恶念。”
西方古代哲人，特别是宗教先知是明确的人性本恶的代表者，认为所有的人生来有罪，要用一生来忏悔、赎罪，只有笃信上帝，才能获得灵魂的拯救，即原罪说。中国古代圣人主张人性善的观点，孟子说：“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宋代王应麟在《三字经》中将其总结为：“人之初，性本善。”中国人与西方人在关于人性本善还是本恶的问题上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这种文化传统的巨大差异深刻地影响了中西方文化长期以来极其不同的发展道路和命运。
应当怎样认识人性？哲学家告诉我们，人性在本来不可分的意义上统合以下三重属性。即：
1．人性第一层：生物性，偏于恶；
2．人性第二层：社会性，善恶兼而有之；
3．人性第三层：精神性，偏于善。
人性本不可分而强以分，目的在于更准确地理解人性。但这三层属性却不是三一三十一的平均数，否则还是善恶难辨。我国学者黎鸣在他的哲学著作《人性的双螺旋》中，使用了一个带有假设性的公理，即，越是历史悠久的事物，其惰性越大，发生变化的可能性越小，而且这种惰性与它出现至今的时间成正比。黎鸣运用复杂的数学模型进行推导，结论是：
人性的90％偏向恶，只有10％偏向善！
这便是对人性善恶倾向的总估计，如果再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进行推理，这个结论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也就是说，西方学者关于人性的认识基本上符合真实的人性，因此，他们对善的理解也是相应地真实而有效的。而中国古代圣人关于人性的认识则基本上是错误的，与真实的人性不相符，因此，他们关于善的观点不过是一厢情愿的空想，虚假、无效，而且“自欺欺人”。中国古代哲人带头在“认识自己”的道路上走偏了，所以中国文化在2000多年的发展中始终处于自相矛盾的状态中，无法走出这个怪异的“局”。
人的生物性层次的恶，主要表现为恶的潜意识，任何人在这个层次上都具有以邻为壑、损人利己的倾向，即任何人都自然地有作恶的潜在性或倾向性。在社会生活中只要人们缺乏外部的压力，这种潜在的可能性就会变成显在的可能性，从而产生真实的恶意识，乃至恶行为。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原恶”。人的社会性层次的恶，则主要表现为有意识的恶，以及表现为行为的恶，如诈骗、强奸、盗窃、抢劫、杀人等。《蝇王》就是对人性恶的最好的诠释。拉尔夫身处邪恶的环境，他逐渐认识到，人类内心的恶在威胁着和吞噬着人性，自己和同伴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境地。杰克和他领导的那帮孩子不断作恶，形同走兽，但最终却是这伙走兽摧垮并吞噬了每一个人，使孩子们丧失人性，与之为伍。人类内心中的原始冲动在光面堂皇的幌子下无限制地发展并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而它留给人们的就只有恐惧、敌意和仇视，生活于是演变成为一场无法无天的权力之争。这就从开始表现的人的生物性层次的恶过渡到了社会性层次的恶。
在中国古代，甚至今天，说人性本恶，或人生来就自私是绝不会受欢迎的。杨朱说：“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本来一语道破天机，但这样的观点遭2000年的唾骂，也决不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墨子讲“兼爱”，孟子斥之为“无父”、“无君”，是“禽兽”。中国人好讲假话，好讲漂亮话、好讲面子，还要理直气壮地讲，其实早从孔孟时代就开始了。试想，在一个由原恶的人组成的社会中宣扬“克己复礼”、“清心寡欲”、“上智下愚”，会是个什么样的结局？只能是恶人当道，好人受气，甚至有生命之忧。正如诗人北岛所说：“卑鄙诗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一语道出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圣人们被历代中国人捧到了天上，顶礼膜拜两千年，但正是由他们开创的文化只不过被统治者当作作恶的为所欲为的遮羞布而已。一直到现在还有人在鼓吹“新儒家”，要让自己的孩子们继续“读经”，真是撞了南墙还死不回头，没救了。
在《蝇王》里，杰克有一个面具，它的寓意是，人之所以作恶而毫无顾忌，关键在于有一张“假”脸。人一旦带上了面具，就有了狂欢的欲望，兽性就可以尽情地宣泄，而事实上掩盖恶的又绝非仅仅只是面具，更可怕的还是善的借口和理由，这种“面具之恶”比更对人类具有威胁性。小海岛上发生的恶性事件，西蒙的被害，就是限制毁灭性冲动的人类文明被孩子们画在脸上的面具所冲破的。人类的历史上灾难性事件，有几个不是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希特勒的“冲锋队”、“党卫军”，文革的红卫兵运动在作恶时不都是高喊着自己漂亮的口号吗？可见，对人类威胁最大的还不完全是人们容易看到或体会到的人性恶，而是人在善的面具下所从事的恶。建议大家读一读我写的《风中芦苇》和《普通法西斯》，也许对这个道理有更深刻地认识。
阻碍一个人进步的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这个人自己，同理，阻碍一个文化发展的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这个文化自身。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常常缺乏对自身的原恶的认识，普遍存在于一切人身上的人性的原恶。这是任何人从生到死都必须与之战斗的不可轻视的敌人。这就是《蝇王》带给我们的最大的启示。
发生在太平洋孤岛上的这场未成年人之间文明与野蛮的斗争，不能被认为是虚拟的和无意义的。它是人类历史的演绎，并且今后还会继续演绎下去。
参考文献：
1．（英）威廉·格尔丁著，龚志成译：《蝇王》（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
2．黎鸣：《中国人为什么这么‘愚蠢’》，华龄出版社2003年版。
《蝇王》作者：＇英＇ 威廉·戈尔丁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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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海螺的声音
金发少年从岩石最下面的一截攀下来，又开始试探着朝环礁湖方向走去。虽然他已经脱掉了那件学校里常穿的笨重运动衫，但还是大汗淋漓；灰衬衫湿淋淋地粘在身上，湿漉漉地头发贴在前额上。忽然在这个少年的四周一条长长的孤岩猛插进丛林深处，天气的闷热使得孤岩就象个热气腾腾的浴缸。这会儿少年正在藤蔓和断树残干中费劲儿地爬着，突然一只红黄色的小鸟怪叫一声、振翅高飞，紧接着又响起了另一个声音。
“嘿！”这声音喊道，“等一等！”
孤岩侧面的矮灌木丛有大量的雨珠啪嗒啪嗒地直往下掉，使得矮灌木丛摇来晃去。
“等等。”这声音又叫，“我给缠住了。”
金发少年把脚停住，很轻松地紧紧袜子。他这动作此刻让人觉得这孩子好象是在老家一样。
那个声音又叫开了。“这么多的藤蔓我真没法摆脱。”说这话的孩子正从矮灌木丛中脱身出来，细树枝在他肮脏的防风外衣上刮擦刮擦直响。
他光着的膝盖被荆棘缠住擦伤了。
他弯下腰，小心谨慎地拨开棘刺，然后转过身来。
与金发少年相比，这个男孩稍矮一些，身体也胖了一些。
他用脚小心地试探着往前走着，寻找着安全的落脚处，随后又透过厚厚的眼镜往上瞧瞧。“那个带话筒的大人在哪儿？”
金发少年摇摇头。“这是一个岛，至少在我看来是一个岛。那里是一条伸进外海的礁脉。兴许这儿没大人了。”
胖男孩睁大眼睛，张大嘴巴。“本来有个驾驶员，他没在客舱，在前上方的驾驶舱里。”
金发少年眯起眼睛凝视着那条礁脉。
“剩下的全都是小孩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