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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服务员向我打招呼：“喂，格鲁博士，很高兴又同您在一起……”
我在走道上停下脚步：“我能在近处什么地方换个后面的座位吗，克拉拉？”
“啊，我想——让我看看……”
“那一个怎么样？”我见上面没有订票单。
“哦，那不是靠窗座……”
“不过，没有人吧？”
“嗅，让我查查。”她翻出纸夹中的座位表格，“当然可以。我把您的包放起来好吗？”
“哦——哦，我还有工作要做。”我真的有工作要做，这也就是我不愿坐在麦肯齐旁边的原因。我俯身坐进座位，同时皱眉瞧瞧坐在我旁边的男人，暗示他我无意找话题交谈。他也皱眉相敬，以示正合他意。此时我看见麦肯齐走进舱来，但他并没有看到我。
就在飞机起飞时，我看到克拉拉弯腰检查他的安全带，而且还以同样姿势将上面写有我名字的预订单握在手中。好漂亮的女孩，我心中暗想。
我不愿给你们这么一个印象：我是有钱享受飞机旅游四处周游的富翁，同航空小姐总是一见钟情，难舍难分。我平时遇到最多的也不过是纽约航空公司的一两位——啊，对了，我跟法国航空公司的一位航空小姐一道飞过那么一两次，那也只是因为有一次巴黎地铁工人罢工无车可乘，她让我坐了她的雪铁龙，这算是搭便车。不过，仔细算来——对，可也真是的——我想我飞的次数不算少。那可都是些危险的买卖。尽管我的学位是在大气力学方面取得的，但我的专业却是信号调节——你知道，就是设备测量器或者光学观察器，我们用它们来解释这样那样的压力、温度、化学成分，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现在这是个十分有趣的学科，所以我总是被邀参加会议。我说“被邀”，不是指我可能拒绝那个意思。如果我想在这个部门保住位置以求有工作的自由，就无法拒绝。而会议总是奢侈之极，欢乐异常的，所以我至少有时间乐一乐。真的，在堂皇高雅的旅馆下榻，我觉得心醉神迷（还可在机场品尝墨西哥式食品），何况还可以品评高档酒类呢。
那自然也是可笑的，因为我并没有想到会议会开成这般模样。年轻时，我喜欢读威利·李的文章，爱到波茨坦（我指纽约的那一个）树林中寻找人参，以便挣足钱到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然后要建造宇宙飞船。那时，我想像自己未来会成为一个破衣烂衫、身体瘦弱、满腔渴望的科学家；我想到，我可能从不会逾越实验室一步（我现在猜想，那时我还以为宇宙飞船是在实验室里设计的），而且通宵达旦地研究计算直到把身体弄垮。可是，现在的情况证明，损伤我身体的倒是杏仁鳟鱼菜以及不停的时空倒换。
但我知道，该如何处置。
这便是我何以不愿把四个半小时的时间浪费在同戈迪·麦肯齐进行冗长而无聊的谈话上的原因。
那本不属于我的领域。不过，我倒是跟几个研究系统论的专家谈过它。正如你想跟他们谈论他们的专业问题的人一样，他们态度极不礼貌。现在且让我来解释一下。在任何一个适当规模的领域，每一个月都要举行大约二十个各类聚会、讨论会和座谈会，你无论如何起码要参加一些，否则就说不过去。这还不包括工作会和计划例会。而且，会议不一定在什么地方开。自从上个圣诞节以来，一周整整７天，我都没有在家睡过觉，尽管一直患有流行性感冒。
现在的问题是，所有这些会议有何效果呢？我曾经一度考虑过一种理论，设计出了整个模式。这属于一种灵巧的驱动器，制造出来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使我获得信息——不过，假若你乘坐一个喷气式飞机以每小时６００英里的速度到什么地方去，你毕竟明白自己有重要事情要做；不然，就不会到这么远的地方去。可是，有谁愿意这么做事呢？
所以，我放弃了这个念头，力求寻找更好一点儿的途径。你知道，要飞上３０００英里，坐在旅馆大舞厅的镀金椅里洗耳恭听２５个人向你宣读论文，有比这样交流信息更合的办法吗？这些论文中有２３篇你是不屑一顾的，而第二十四篇又无从了解，因为宣讲者的口语方言太重，而且由于他急着赶飞机参加另一次会议，所以讲得极为草率。这样，就只为第二十五篇一篇论文白白浪费了你四天时光，其中包括旅行时间。假若在自己办公室里，你只需花１５分钟就可了然于心，而从中所得到的一定更多。当然了，你如果在咖啡厅中，邻座的什么人说不定会给你讲一番最新技术，因为你知道他所在的公司正在试验遥测术，这你是无法从书本中了解到的，正可以取长补短。但是，我已经注意到，想寻求这样信息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而且兴趣也越来越少，这可能是由于你在第３００次会议之后已经心灰意懒再不愿结交新友。你脑子里满是回来时书桌上等你去做的事情。而那次布鲁塞尔国际学术联合会上，那个该死的埃及人唠叨个没完，让人在一个半小时里好像参加苏伊士战争一样拂之不去印在脑海里，至今记忆犹新。
好了，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如此繁多讨厌的会议既浪费时间，又浪费宝贵的飞机燃料，对不对？
这是由于会议留下了缺憾：电讯传导实在是既省钱，又便利的。我不知道你是否看到过贝尔试验室有关他们的图像显示电话的录像——他们在十多个会上放过——这种电话几乎使一切如在眼前，它比电话要便利快捷，而且各种信号尽数传达，不过呼吸中含有的威士忌味这样的内容是传达不出来的。这还不过是一种微型机械，其他诸如传真机、传播器、远程电脑等等还有很多……对，我们既然造出了它们，为什么不加以利用呢？你知道，人们是怎样剪辑信息录音磁带的呢——消除可有可无的讲话内容，剪掉停顿的部分，甚至将没有作用的音节都洗掉。而你仍然可以完全透彻地理解，尽管一分钟语速只有４００个词，而不是六七百个（但后者半数都是在重复或者“我的意思是说”）。
好了，这是系统领域；正如我上面所讲，而不属于我的研究范围。但有必要听取专家意见，而不是我的意见。也有一两个同道心急如焚，我们准备一旦找到时间就聚集在一块儿商讨此事。
或许你想知道我提供什么建议。我认为，我确实能讲出个道道儿来。比如说，讨论解决会议问题的方法是什么？我已经看到一些文章，谈及简化会议的办法以及参与者真正参与的会议。我自己也有了我自己的想法。我暂且命名为讨论定额，此即探讨讨论会每个参加者发言要在最低限额的时间内讲解一个单独问题，并使听者弄明白（且予以辩论或反驳），然后再讲下一个问题。
是的，如果有半数的会议能像我想的，像我这样的人便可以在现在我们花费的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把事情办好——而这还是比较保守的。
会下另外四分之三的时间用来做什么呢？啊，用来工作呀！用来做那些我们该做而没有找到时间去做的事情。我这样讲是严肃的，切合实际的，也是可行的。我确认，我们可以比现在多做四倍的工作。而且我的确还认为，我们能够在５年而不是２０年里登上火星；我们能够在１２年而不是５０年里治愈血癌，如此类推。
好了，就是这样，这也就是我不愿浪费时间跟戈迪·麦肯齐闲聊的原因。我已经把我所有的笔记都放在箱中带着，四个半小时时间定能把它们整理出来，放在一块儿交给我研究系统工程的朋友们以及其他有兴趣的人。
飞机一起飞，我便将小桌拉开，开始整理一大堆小纸片。
不过，纸片并没有理出头绪。
事情总是办不成，这是可笑的——我是说，当你想做某件事，你向前看看，预定在什么地方有时间去做，但忽然时间却不翼而飞，你什么也没干成。情况是这样的：克拉拉小心翼翼拿来了鸡尾酒——她知道我一向喝加柠檬的不带甜味的特殊马丁尼酒——出于礼貌，我只好把纸片挪开。接着她又端来了小菜，我饥饿难耐，不得不将纸片收入包中。然后，我又觉得是否有用正餐的必要。就这样，用餐花去了我几乎两个小时，当然包括喝酒以及饮料的时间。尽管我并不真的想看电影，但面前就是那种银幕，上面的人物就在你面前狂轰滥炸，放枪呜炮，火花四溅，即使斜着眼也能看得到——还有，甚至前夜在酒吧间另一排荧屏的影像，也混入你面前的荧幕——所有这一切都犹如时光一起交错重叠起来，成为一个“现在”，终于粉碎了我的注意力。当然了，这其中还含有酒精的作用。等到电影一结束，第二道咖啡和薄荷酱就又上来了。接着安全带上方亮起了信号：我们已抵达威尔逊峰上方。下飞机后，我已再无时间整理笔记了。不过，我已经习以为常。我在波茨坦树林寻找人参时，不一样空手而归吗？经过如此经历，最后只好靠助学金去求学。
我登记过后，洗一把脸，来到会议室，刚好赶上参加一个令人厌倦的导师会，讨论的是游移不定的大气中无污垢的空气产生的动荡。参加人数很是不少，会议室有七八十人。我却想像不出，他们能搞出什么名堂来。所以我一拿到时间表，就溜了出去。
咖啡机旁有人对我叫道：“嗨，奇普。”
我走过去，跟他握握手。这是一个年轻人，名叫雷斯尼克，来自我获得硕士学位的那个小学院，他看来闷闷不乐，面带温色。他身边还有一人我不认识，这人个子高大，头发花白，颇有点儿银行家的派头。“拉莫斯博士，这位是奇普。这是拉莫斯博士，在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我觉得好像是国家航空航天局？”雷斯尼克介绍道。
“不是。我在一个基金会工作。”他说，“见到你真高兴，格鲁博士。我一直在沿着你的道路展开工作。”
“谢谢你，非常感谢你。”我很想喝杯咖啡，但又特别不愿一边喝咖啡一边站在那儿同他们谈话，所以只好说：“哦，我最好去登记一下，所以假如你们谅解的话……”
“请随意，奇普，”拉里·雷斯尼克说，“一个半小时前我看见你登记过了。你是想回你房里工作吧。”
这真有点儿叫人尴尬。拉莫斯博士微微一笑道：“拉里给我讲了你的一贯作风。刚才你过来时，他实际上讲过三十秒内你必定出来，果真不出所料啊。”
“哦，无污垢空气产生的游荡不属于我的专业……”
“啊，没有人怪您，向上帝起誓。想喝点儿咖啡吗？”
惟一可做的就是表示感谢了，所以我说：“是的，请吧。谢谢。”
我看着他拿过杯子，用大银壶注满了它。他似乎有些面熟，但又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见过。“我们曾经在达拉斯二次高层云讨论会上见过面吧？”我说。
“我想没有吧。要加糖吧？不，我实际上很少涉足这种会议。不过，您的论文我倒读了不少。”
我搅了搅咖啡：“谢谢你，拉莫斯先生。”我通常要做的就是复述一个名字，直到不会忘记为止，不过大约有半数倒真的给忘了。“我明天上午发言，拉莫斯先生。讲‘从激荡不停飞船中测量斜度的光度学技术’，我想，没有什么不是以他们在兰利做的一切为蓝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