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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畅谈《渔父》
支道林、许询、谢安等等高僧和名士们都到王蒙他们家聚会，谢安环顾着大家，忽然有点儿伤感，就说：“今天真是高士会啊，既然时光这么难以留住，这样的盛会也不能常有，所以大家就一起畅所欲言，来抒发自己的情怀吧。”名士们一听都说好，于是许询就问王蒙，你有《庄子》吗？（哈哈，废话，那时候，这名士们的家里，啥没有也不能没有《庄子》啊。）王蒙立刻拿来，随手翻开，一看正是《渔父》这一篇，于是拿给谢安，让他拟题。谢安拟好题，就请大家各自发挥，阐述自己的心得。高僧支道林第一个说话了，一谈就谈了七百多言（这是按字数论，就是700多字的意思），说得是既精致又优美，才思文辞都非常不一般，大家听得这个佩服，人人赞不绝口。紧跟着，名士们都一一发了言。谢安是出题的，所以轮到最后才说。他等到大家都说的很尽兴之后，才开始谈他的看法。没想到这一谈，居然就一发不可收，一下儿就说了一万多言。而且是才气不凡，文采俊逸，再加上他意气飞扬又从容洒脱的神情，竟让满座的宾客都听得着了迷，觉得听着都是种享受。支道林听完，立刻赞叹说：你一言切中要旨，然后直入佳境，说得真是太好啦……读了这个故事，谢安这“风神潇洒”的气度，真是如在眼前哪。
第二：与王羲之的争论
这个故事很有名，也恰恰是通过这件事儿，我们谢太傅对“清谈误国”这问题做出了明确的表态，弄得王羲之是毫无办法。故事的大略是这样儿：
那是他们俩都在建康的时候，有一天，俩人就一起到冶城（离建康很近）去游玩儿。然后登上城头，极目远眺。这时王羲之一看谢安，只见他沉默中望着远方，渐渐现出了悠然暇想的神色，仿佛已经不再置身在这尘世间了一样。王羲之是谢安最好的朋友，他是十分了解谢安的。谢安那满脑子的老庄，他也清楚得很。
于是，他就由谢安推崇老庄，想到了名士们整天清谈玄虚，越想越觉得心里不舒服，然后就对谢安说，安石啊，你看，那大禹王为了勤劳政事，双手双脚都长满了老茧；周文王为了国家而忙碌，老是忙到好晚好晚才吃上饭，即便这样，他还觉得时间不够用呢。可你再看看咱们现在这个国家，正是处在危难之中啊，难道不是人人都应该为国效力吗！这些官员们整天清谈，荒废政务。文章倒都写得不错，可这对国家有什么用外！这清谈可不是现在应该提倡的呀！
其实王羲之为什么非要对谢安说这些呢？他是指望谢安能接受他的“金玉良言”，然后率先废了清谈，谢安在名士中影响大呀，他要先干了，其他的人不就好办多了吗？其实王羲之说得很好啊，没有哪句不对，而且他是把谢安当成朋友，句句都是发自腑肺的真心话。
那么再来瞧我们谢太傅是怎么回答的。他也没说好还是不好，只是看看王羲之，然后淡淡地说，当年秦国任用商鞅，施行严厉的法制，秦朝后来又怎么样呢？两世而亡。难道这也都是清谈惹的祸？王羲之愣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来，心想，你这不是强辞夺理吗！但无论如何，人家谢安的态度已经表明啦，你让我不再清谈？对不起，我不乐意。王羲之瞧着他，是一点辙也没有，谢安不是个喜欢扯皮的人，这他知道，谢安要不想改，再说什么都没用。王羲之是除了闭嘴以外，别无选择。
这件事儿大概是发生在谢安42岁到50岁之间，那时候，他的官还没做大，王羲之也还在世。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来看这件事儿呢？
应该说，谢安是一个非常自我的人，在外界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他就会尽可能地追求自己心灵的自由和满足，甚至不惜以物质条件来换取。在他看来，清谈玄理，给他带来了美好的心灵享受，这完全是他自己的事。这与你们外人又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改？
谢安可不是一个“以天下为己任”的人，他也不想名垂青史。所以，不少史学家和朋友说他是晋室的“忠”臣，就总让人觉得有点儿偏差。也许从他做的事儿来看，倒是个忠臣的路数儿，但是，他可不是为了“尽忠”才这么做的。这说不上是抬高了他，还是贬低了他，因为这不是他的思路。其实他的思路也很简单，那就是顺应大局。而这个大局，其实就是自然。在他眼里，山水是自然，庙堂同样是自然。所以，虽然他不得已出山，不得已当官儿，不得已扛东晋的天下，但他总能够调节自己去顺应，能够一生“风宇条畅”，并把一切都做到无懈可击。山水和官场是一样的。他把自己和外界的关系理顺了，不让任何事情处在斗争当中，所以外面的事情可以做好，而自己也能快乐。这对一个有情有欲的“人”来说，何其难也！！这个，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一种人生境界——出处同归。
有这样一件事，谢安去世之后，有一回，桓玄问谢道韫：“当年谢太傅高卧东山，没有想作官的意思，后来为什么又出山了呢？”谢道韫想了想，庄重回答说：“对亡叔来说，出山和不出山，又有什么差别呢？”……道韫的确是她叔叔的知音啊。
当搞懂了谢安的思路之后，对他这个“清谈”，还有后面要说的“奢华”，也就能够理解了，也就不会去指责他。但是，我们不从他这个角度去看，而是从对国家的影响来评价的话，却又不能认同，反倒觉得王羲之被气得怪可怜。关于太傅这个“清谈”的事儿，其实，王安石的这首诗还是比较客观的：
谢公功业自超群，误长清谈助世纷，秦晋区区等亡国，可能王衍胜商君？
第三：关于“清谈”
这里，多少该为“清谈”正正名。一说起“清谈”，大家立刻就会想到“清谈误国”，几乎都快变成一个成语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
举个例子说，“清谈误国”这个词儿，其实它跟“红颜祸水”的意思差不多。我们把后面两个字挡起来看，那么“红颜”是个好东西吗？是的。它跟“祸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实“清谈”也是这样。是因为当年西晋的大清谈家兼宰相王衍同志，因为“清谈”误了国，所以这个词儿才流传了下来。
那么就来瞧瞧，这“清谈”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首先，“清谈”到底谈的是什么呢？是谈“玄”，具体说就是《周易》《老子》《庄子》这“三玄”，还有用道家思想来解释儒家义理。它是非常好的哲学思考和讨论，老庄思想到了那个时代才和人们的生活结合得这么近。正是因为有了“清谈”，有了玄学，魏晋南北朝的文化才会绽放得如此绚烂。实际上，“清谈”这个活动，是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思想价值，甚至艺术价值的。
其次，“清谈”有它一定的规则，可不是几个人在那儿胡侃。而且清谈的名士们，都非常看重为人的品质，大家都希望自己能做“君子”，做光明磊落的人（是不是能真正做到另说，但大家都有这个愿望）。这对我们现在这个几乎越“小人”越能得利的社会来说，是完全不能想像的。有时，“清谈”起来，他们可能会争得很厉害，但又都很虚心，一旦发现对方有理，就会很坦率地认输。另外，“清谈”是很讲究引征和辩驳的，引征事例都是有理有据，他们都不会轻率地去褒贬人物和事物。
那么“清谈”到底误不误国呢？应该说，不误。
如果你把国家的事儿料理好了，然后探讨人生哲学，是很好的事啊，应该举双手赞成才对。
但是，如果你把该为国家做事儿的时间，都用来探讨人生哲理了，那就是“误”了。的确，在那个时代，是有一批这样的官员，他们喜欢当“清官”，这个“清官”可不是指的清廉，而是指啥事儿也没有，能天天混日子的那种。他们把这叫“清贵”，反而那些辛辛苦苦为国家做事儿的，他们却看不起，倒把人家称为“浊官”。不过有一点，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这样儿。他们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其实形成这种怪异风气，原因也复杂着呢，这里就不多罗索了。
总之，清谈这事儿，其实是这样：
第一个：“清谈”的人，并不一定就是“误国”的人。
第二个：“误国”的人，也不一定就是“清谈”的人。（谢安答王羲之，就用的这条儿）
第三个：即“清谈”又“误国”的人，也就是这些个“清官”，他们的品质也不一定不好，甚至有些人还是很有品行的。
这里面挺复杂，甚至同一家族里的兄弟，情况还都不一样呢，所以，评论魏晋名士，要想拿着一把尺子一下儿都衡量下来，那肯定是不行的呀。
第六章 奢华与风流
如果说，挑谢安这一辈子，到底有什么毛病的话，那么第一个，就是上面所说的“助长清谈”，虽然他这样做也并非不可理解，但是，也不该因此就认同。这里我们就再来说说他另一个同样一直被人们争议的事儿，这就是奢华。
其实这个，跟“清谈”那件事儿异曲同工，谢安是从不认为，自己有给别人做“表率”的义务，或者他觉得，那样是对别人的轻视。他的一贯思路是：“每个人都应该为了自己的性情活着”……要了解他为什么是这样，还得从他的个性说起：
圣人自有情
谢安是个有情人。这看上去好像有点儿不可思议，看他处大事的风格，极其老道而且十分理智，跟他这个“有情”简直就是正相反。不过，他的确是个有情人。而且，他还能把这个“有情”和这个“理智”十分自然地融合到一起。因为他“有情”，所以人们才都愿意亲近他；因为他“理智”，所以人们又都愿意信赖他，这也是他无形中取得成功的最根本的东西。
那一阵儿名士们常年清谈，自然就形成了不少“学术流派”，其中就有个著名的争论，其焦点是：真正的圣人，到底是有感情的呢？还是四大皆空，心里什么都没有呢？这个问题争了好长时间。我们谢太傅，就是“圣人有情论”的坚定支持者。而且，他还认为，平常人和“圣人”之间，并没有太远的距离。这可并不是人人都能接受的。
那是他还没出山的时候，有一回带着孩子们，到临安那边儿的山里游玩，周围风景极好，谢安是心旷神怡，坐在山石边儿，遥望着前面幽浚的山谷，忽然就自己感叹起来了，这真是和伯夷没什么差别啊！“伯夷”在那时，可是被视为“圣人”的。谢安这心思，颇有点儿以“伯夷”自比了。他意犹未尽，转脸就对孩子们说，其实，圣人跟咱们平常人之间，有时候差得并不远哪。孩子们个个瞧着他讪笑，不以为然。他们想啊，叔叔（伯伯）虽然是很不一般的人了，但是要比起“圣人”，想来还是有点儿差距。谢安一看他们的神色，知道他们没明白自己的心思，也不当回事儿，倒一下儿想起他一直比较认可的郗超来了，于是也不以为然地一笑说，郗超要听了我的话，才不会像你们这样，觉得不着边迹呢。
谢安认为，人就该有情的，圣人也是要有情的。而且这个“情”，不光是“感情”，还是“性情”。要不，对“一往情深”的桓伊，没有实干但“任情”的谢万，他怎么会那么喜欢呢。其实说到底，这就是人性的“真”，这才是他最推崇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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