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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日薄西山-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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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子的精力也快耗尽了,他不像前几年那样容易被激怒,看这两封上疏时,他一天之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已用在御榻之上了。鸟之将死,其鸣也悲;人之将亡,其言也善。他叫来王甫,让他去狱中审讯范滂等,妥当地将此案了结。窦武上疏中提到的杨乔,这个年轻人多次上疏批评朝政,天子虽不爱其文意,但却嘉其文采。杨乔容仪伟丽,天子想到自己的公主终身未有所托,读到此处,天子还让中宫去杨乔家中,传达欲招其为驸马的意思。可杨乔太不知趣,坚决辞婚。为了不让天子丢面子,他居然闭门不食,七日而死。
   天子大失所望,他觉得这不仅仅是杨乔的辞婚,而且是整个士大夫集团的辞职。
   由于李膺、范滂等人的执拗脾气,北寺狱的中官和狱吏发了狠地要整死他们。王甫到来时,看到范滂等被枷号在庭院的阶下,手足头颈皆不得展转,呻吟喘息。王甫拿着鞭子,挨个地敲打着他们的木枷,来回走动着说:“唉!卿等相互举荐,迭为唇齿,究竟图个什么呢?”
   阶下囚中有人答话,那是范滂的声音:“仲尼有言:‘见善如不及,见恶如探汤。’滂欲使天下人同心向善,清白如水,同弃奸恶,如视污泥,以为这就是王道仁政之所愿闻之事,没想到反被认为是构党。古之修善,自求多福,今之修善,身陷大戮。身死之日,愿埋我范滂于首阳山之侧,上不负皇天,下不愧伯夷和叔齐!”
   听到这里,王甫的鞭子不再挥动了,他的脸上现出严肃和惭愧的神色,显然,他也被打动了。他下令狱史们解除了党人的桎梏。
   天子的病更加绝望,再无能力过问此事。北寺狱中的犯人,这些天似乎开窍了许多,供辞中忽然交待出不少同党来。可中官们看了,却着了慌,原来这些同党,大多数是他们的子弟。这些人也要在太学读书,与党人为师为友,甚至也和士大夫有同样的理想,因为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士大夫,而不是要成为宦官。显然,李膺等在押的党人改变了斗争策略。
   延熹九年的六月,朝臣和术士为了挽救天子垂危的龙体,建议改元。照例,改元之际,要大赦天下。王甫等中官对天子说天时宜赦,可将党人赦归故里,交地方禁锢终身,并将党人中二百多名首要分子的姓名书于三公府,提醒三公,永不征辟这些被打成党人的士大夫。
   七月十三日庚申,帝国宣布改元永康,大赦天下。
   数百辆马车和上千名的士民等候在北寺狱门前。李膺、范滂等人出来时,人群一片欢呼。李膺对大家说道:“吾得免此,贾生之谋也!”
   每一个党人回到故里的时候,都受到了当地士人和民众的欢迎。范滂回老家汝南,经过南阳郡时,迎接的车辆达数千之多,其中的殷陶、黄穆是范滂的同乡,他俩帮着范滂应对宾客。经过此难,范滂似乎更加成熟,他忙对殷、黄二人说:“公等如此,实是加重我的灾祸啊!”范滂没有参加地方的欢迎活动,悄悄地遁还乡里了。
   党人们被赶出了京师,可禁锢又使天下的士子,一窝蜂地追随党人,并以此标榜自己。帝国政治舆论的中心,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那些好编歌谣和品评人物的学生,又出台了一套名人榜。其中有所谓的“三君”,为窦武、陈蕃、刘淑,言其能为一代宗师;有所谓的“八俊”,为李膺、苟翌、杜密、王畅、刘钓、魏朗、赵典、朱寓,言其为人中之精英;有所谓的“八顾”,为郭泰、范滂、尹勋、巴肃、宗慈、夏馥、蔡衍、羊陟,言其能以德行导引士人;又有所谓的“八及”,为张俭、翟超、岑?、苑康、刘表、陈翔、孔昱、檀敷,言其能导人追随宗师;还有所谓的“八厨”,为度尚、张邈、王孝、刘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言其能以财物营救士人。这个名人榜,显示了以党人为核心的清流士人组织的清晰轮廓。当然,也为他们的政敌开出了更为详尽的黑名单。
   孝桓皇帝在改元六个月后就宾天了,大将军窦武和太傅陈蕃主持朝政之际,党人大都恢复了自由,主要的党人如李膺等人皆被起用。可朝廷一直没有下过正式的诏令,宣布解除党禁。所以在此期间,中官们仍旧利用天子的诏令,一再地重申党禁。随着大将军的自杀,被起用的党人也随之被抄杀或废黜,党人之禁,在新天子的治下,看来是没有解除和平反的希望了。
   话再回到本朝。
   建宁二年(169),张奂、谢弼上表事件之后,长乐卫尉、育阳侯曹节生了场大病,天子下诏,拜他为车骑将军,以便出宫休假养病。以中常侍侯览为长乐太仆,代曹节总领禁中。
   侯览最恨党人,他一直盯着他的仇家、山阳郡东部督邮张俭。恰恰此时他接到一封控告张俭的上书,是由张的同乡朱并写来的,说张俭与同郡二十四人,结为部党,图危社稷,而张为党魁。他将这封上书奏明天子,天子让他草诏,下发通缉令逮捕张俭之党。
   张俭知道大势不妙,这个同乡朱并的品行极其低下,可多次请求自己为他引导提携,遭到了拒绝,他一定怀恨在心。现在;通缉令发往全国,天下虽大,可孑然一身,何处可逃?
   不过张俭毕竟是个刚健顽强的人,他身上流着英雄的血脉,他的高祖张耳是与高皇帝同时起兵,争雄天下的豪俊,立为赵王。可是现在,这点乱世英雄搏击天下的勇气,只够他的后裔作逃亡之用了。他的逃亡开始时相当窘迫,没有人掩护,跑到天黑的时候,只要看见有门的地方,就去求宿。这些人家,让他感动和后悔,因为他们看重自己的名声,开门收纳,许多人家因此而受到牵连。
   他逃跑的路线一直向东,因为东面的鲁国,有他的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本朝太山都尉孔宙之子孔褒(字文礼)。张俭仓皇来到的时候,出来迎接他的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告诉张俭:家兄孔文礼出远门了。张俭见其弟如此年幼,不便多言,打算马上离开。可小孩却开口了:“先生请留步,兄虽在外,难道我不能作主人吗?”说着,将张俭让进门里。
   张俭知道孔都尉三年前就过世了,孔家惟有高堂健在,孔氏兄弟七人,这一位不知排行第几。他问起后,小孩告诉他:“小弟名融,字文举。排行第六。”
   张俭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这个小子不同一般。
   孔文礼曾告诉过自己,家中六弟幼有异才,四岁时,与诸兄食梨,他就知道谦让,专捡小的吃。大人问他,他说:“我为小儿,法当取小者。”十岁时随父进京,想见识一下李校尉。可当时要见李校尉的人太多,故而李校尉以简重自居,不轻易接待宾客。孔文举居然独自造访。他对看门的人说:“我是李君通家世交,请予转告。”
   李校尉觉得新鲜,让他进来,劈头便问:“您的祖上,与我有何通家之好?”
   孔融从容答道:“当然,吾祖孔夫子,与大人您的祖上李老君同德比义,互为师友,所以融与大人累世通家。”
   一番话,说得李校尉和坐中宾客大为惊叹。李校尉又来逗他,将他拉到身边,指着桌上的水果说:“您想吃点什么吗?”
   “想吃。”
   “您原来不知道做客的礼节,主人问吃什么,一定要谦让。”
   可孔融反唇相讥:“大人原来也不知道做主人的礼节,主人摆设食物,是不能问客人吃不吃的。”
   坐中,有太中大夫陈炜,也来逗他说:“人小的时候聪明,长大了未必出众。”
   “看来,这位大人小时候一定很愚钝吧?”
   这个小机灵,逗得大家哈哈大笑。李校尉叹息一声说:“卿将来必为伟器,可惜我老了,看不到您成就的那一天了。”
   张俭将自己的事告诉了孔融。没几天,风声忽然紧了起来。孔融告诉张俭,事情让鲁国相国知道了,正打算来搜捕。张俭立即谢过孔融,潜遁而去。
   不久,孔融和哥哥孔褒一道被捕。审讯时,孔融对法官说:“藏纳逃犯的是我,应当由我坐法。”
   孔褒对法官说:“张俭是来找我的,不是小弟之过,我甘愿受法。”
   这时,他们的母亲又来自首,声称:“家中之事,由妾作主,应当罚妾才是。”
   法官左右为难,只得上报朝廷,诏书下达,命地方判处孔褒下狱。
   张俭继续逃亡。一个月后,他来到东莱郡黄县的一个大户人家,主人名叫李笃。第二天,李家大门外站满了军士,县令毛钦因为李笃的身分,没有直接冲进来拿人。李笃忙着出来,将县令迎到大堂的主席上坐下,向他顿首,说道:“大人,在下知罪,张俭负罪亡命,现确在李某家中。大人试想,他是朝廷通缉之人,大人又操兵到此,在下就是想藏,也藏不住。可张俭为天下名士,今日逃亡,亡非其罪,大人忍心逮捕他吗?”
   毛钦的反应也令人吃惊,他起身移向李笃,抚着李笃的背说:“古代贤人蘧伯玉以独为君子为耻,如此大仁大义之事,为何只能由足下一人来做?”
   “在下虽然爱好仁义,可现在,大人截去一半了!”李笃流着泪答道。
   毛钦叹息而去。
   李笃让张俭持信去北海找一位叫戏子然的人。在戏子然的护送下,张俭由渔阳郡出关,流亡塞外。
   张俭一直没有归案,让中官们大为气恼。这时曹节的病好了,向天子交还了车骑将军的印绶,诏令复为中常侍。不久,又进为大长秋,秩二千石。这是中官的最高职位。
   冬天,京师奇冷,可大长秋雪上加霜,打算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一场令人齿寒的大狱。他向天子上奏,建议将一些禁锢在地方的党人领袖就地逮捕治罪,首要分子即行诛杀。
   年仅十四岁的天子不像他的叔父孝桓皇帝那样,整个后半生都在与党人生气。他看了上奏以后,对大长秋所说的“构党”二字,不甚了了,便问道:“何以为构党?”
   “构党者,即党人也。”
   天子又问:“党人为何如此可恶,而要诛杀去除?”
   大长秋又答道:“他们相互举荐联络,欲为不轨。”
   “不轨欲如何?”
   “欲图社稷!”
   大长秋的语气坚厉,天子听了有些悚然,宣布可依其奏。
   很多党人已经听到风声,更知道这次事态的严重性。
   被免官还乡的李膺,这些天几乎天天都接到让他逃跑的忠告。一天,他叫来家中的亲属及门生弟子,从容地与他们诀别。
   “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李校尉说完自己去了京师的监狱。没多久,诏书下到他的家中,声言罪臣李膺死有余辜,妻子徙边,门生故吏禁锢在家。禁锢的名单中,漏了一名学生,他是侍御史景毅的儿子景顾。景毅慨然长叹:“正因为李膺是天下大贤,老夫才遣子师之。岂能因为名籍脱漏而苟且偷安!”
   第二天,景大人上表辞官。
   捕杀令到了山阳高平,这是王畅的老家。王司空回家,并非因为大将军事件,而是建宁元年的八月,帝国许多地区都发生了水灾,按本朝的惯例,有大灾异发生,一定要像征性地免去三公中的一个,以搪塞天变,因而王畅被免。令中官们遗憾的是,王畅已经病死了。他再次地被免。像他这样卒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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