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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将军的振振有词使得天子和公卿们下了平定凉州的决心。
对西北采取放弃的政策，是从世祖光武皇帝光复本朝以后开始的。这与高皇帝开创的大汉帝国风格迥异，特别是与孝武皇帝一朝北击匈奴、开拓西域的雄武气魄大相径庭。以国力论，本朝并不逊于前汉，而且，本朝还曾经动用了小部队和几个勇敢的使者，就成功地迫使王莽篡汉时期纷纷背叛大汉而投向匈奴的西域诸国重新归顺。这便是本朝大学者和历史学家班彪先生的小儿子班超创下的伟业，他年少时就不愿意像他的哥哥班固一样继承父业，做个文人，于是他扔掉笔，穿上了军装。此外，本朝安丰侯窦融之侄、光禄勋、车都尉窦固，其曾孙、外戚大将军窦宪，都曾于孝明皇帝朝和孝和皇帝朝大破匈奴和西域叛国，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从地理上看，这些征服的地区尚在凉州的西北，而且大汉还在这些地域设置了行政机构和卫戍区。再则，居住在凉州的羌人比起匈奴和西域诸国来，其文明进化、部族人口以及武装力量都落后一大截。《潜夫论》中说羌人开始叛乱时，“党羽未成，人众未合，兵器未备，或持木枝，或空手相搏，草食散乱，未有都督，甚易破也。”又说：“虏或持铜镜以像兵器，或负案板以类盾牌，惶惧扰攘，未能相持。”
为什么大汉竟然对付不了这样的敌手？为什么甘心让羌人扰乱凉州，再次切断大汉西部的通道，丢失了班超和窦宪的成果？又是为什么，大汉的子民也参加了凉州的叛乱？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推究起来，首先要追溯至世祖光武皇帝的立国姿态。
从周武王灭商那个遥远的年代直至大汉，所谓中国，指的是黄河中下游流域，其政治和文化中心有两个，一是华山以西、渭水流域的长安一带，当叫宗周。一是华山以东、洛水流域的洛阳，当时叫成周。华山在她们之间设置了天然的关隘――函谷关，所以习惯上又称长安一带为关西或关中，洛阳一带为关东或山东。长安一带，周、秦皆为都城。这不仅因为这两个国家根源于此，而且有着高屋建瓴的军事地理优势，渭水流域富饶的大平原、函谷关的天险，使之成为进退有据的地区。而洛阳的营建始于周公，开始的目的，是作为来自关西的征服者周人，控制关东商代遗民以及其他各个氏族的军事据点。由于周公是中国历史上制礼作乐的圣人，加之洛阳被认为是天下之正中，西周被戎狄扫荡以后，洛阳就成了都城。这个都城，更多地具有文化象征的意味，因为她的军事价值远逊于长安。
高皇帝是楚地沛县人，他和他的战友们都是关东人，尽管他们曾经打进秦都咸阳，但他们不想去远离故土的关西享受高官厚禄；再则，高皇帝想开创一个在声誉上比得上周代的帝国，因而他决定以洛阳为都。可谋臣们不让，原因是天下初定，并不安宁，洛阳的规模又不及秦帝国的旧都。一个叫娄敬的谋士对高皇帝说：“陛下您取天下的方法和周文王、周武王不同，他们是以德服人，因此可以不依靠天险。而您得天下，杀了这么多的人民，使天下人肝脑涂地，已经谈不上有什么仁德了。不如现实一些，入据关西。陛下您也曾和人打过架，应该知道关键在于卡住对方的脖子，摁住对方的背吧？进了关西，您就算是卡住天下的脖子，摁住天下的背了。”
高皇帝粗暴地说服了他的战友们，车驾幸关中。到了关中，高皇帝很高兴，硬让娄敬改姓了刘，因为高皇帝的家乡土话中，娄和刘本来就发一个音。不过，高皇帝的思乡病还是加重了，最后臣下们只得在长安城里造了一个和高皇帝老家一模一样的村子，并将他的老父亲和一些穿开裆裤时的朋友们安置在里面，给高皇帝提供了一个仿真旅游景点。
事实证明，关西的武力加上关东的经济文化，相得益彰，所谓“关西出将，关东出相”，造成了大汉空前的强盛。特别是对付西北匈奴、羌、胡等民族的入侵，关西有着不可替代的支撑与震慑作用。大汉也同样重视洛阳的枢纽地位，从孝武皇帝起，分天下郡县为十三州，每州设刺史一人，作为监察官员，代替中央巡视所在郡县的吏治。其核心地区归司隶校尉部，所辖七郡包括了长安至洛阳的狭长地带，洛阳作为大汉东都的观念随着儒学在大汉的确立而深化，因为这是周礼和德治的象征。
光武皇帝也不是关西人，他的家乡南阳与洛阳靠得很近，即皇帝位后，进了洛阳。他认为一个好的国家并不一定以拓土开边为事业，而是达到德治的境地。有一天，光武皇帝在披阅地图时，也曾感慨自己的国土尚不够辽阔，马上，太傅邓禹就告诫他：“古之兴者，在德厚薄，不以大小。”可一个叫杜笃的人写了篇《论都赋》呈上来，说关西是守卫国家的利器，不可以久虚。一些故国老臣也伫立西望，书生加上买卖人出身的光武皇帝没有乡村流氓出身的高皇帝那么粗暴，他利用了广告和信仰的手段，让人造谣说洛阳发现了神雀凤凰等祥瑞，留住了人们。由于光武皇帝相信谶纬学说，这一学说认为天下的帝王兴替都按照木、火、土、金、水的五行相生次序，大汉禀承的是火德，火与水相克，因此帝国政府下令洛阳的洛字一律写成“雒”。直到孝章皇帝朝，还有人想念长安，于是朝廷让班固写了篇《两都赋》，在比较两座都城时，玩弄写作技巧，抬高了洛阳的形象。
可是，大汉从此失去了关西的好处，人们也渐渐忘记了关西。而关西也得不到关东文化和经济的润泽，渐渐衰萎。
关西的故都都可以放弃，何况是更加遥远的凉州呢？
严格地说来，羌人的暴动是叛乱，因为这是大汉帝国内部的民族问题，而不是外来民族入侵造成的边患。
这和前朝的匈奴问题不同。尽管太史公司马迁认为他们是夏后氏的苗裔，但事实上匈奴是一个由境外游牧民族组成的对等的国家，这个国家与大汉这个农业民族组成的国家碰撞之后，像是大漠上的风暴，来得迅猛可怕，但终不能持久。到了本朝初期，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归顺并进入大汉的边塞定居；北匈奴则继续保持原有敌对的状态，他们时而犯境，时而求和，目的都在于要从大汉得到生活必需品和一些奢侈品。大汉为了对南匈奴讲信用，没有接受北匈奴的求和。孝明、孝章皇帝时代，北匈奴与大汉展开了争夺西域的战争，终于在永元三年（91）金微山一战中，大汉取得了彻底的胜利。汉军出塞远达五千里之外的漠北，匈奴的主体走上了西迁的道路，而且不知所终。直到四世纪七十年代，一支号称“匈人”的骁勇善战的骑兵部族出现在欧洲东部的哥特境内，几战之后，哥特人被他们赶到了多瑙河以南的罗马帝国境内，哥特人无奈，只得与强大的罗马帝国争夺生存空间，罗马皇帝战败身亡。匈人在现在的匈牙利平原上建立了国家。对于欧洲来说，这是一场比成吉思汗更早的“黄祸”，这场从亚洲来的风暴加快了西罗马帝国和西欧古典奴隶制度的解体。当然，这个事实，直到十八世纪才由法国学者德？揆尼发现，十九世纪末才由大清帝国的访俄使者洪钧得知并介绍给国内的史学界。
至于羌，则和南夷、百越等南方民族一样，一开始，就是居住在大汉行政疆域内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汉人杂居的少数民族。
中国人分别民族的方法相当的独特，也就是说，根本不采用人种学的自然分法，而是采用文化学的分法。他们认为一切人类都来自一个祖先，因而没有必要按照血缘关系划分不同的种族。大汉帝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司马迁、班固，在他们名彪青史的著作《史记》、《汉书》里，将包括匈奴在内的一切周边民族，都说成炎黄子孙。所谓不同的民族，在他们眼里，仅仅是生活方式不同的社会群体。这样，在汉人的四周，就划分出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大异族群。当然，汉人有极大的优越感，他们认为吃五谷、穿衣服、有君长是汉人的专利，只要一个异族人按这种方式生活，就可以视其为汉人；相反，只要一个汉人按异族的生活方式生活，则视其为蛮夷，这就是很多异族汉化后反而能够成功地统治汉人的原因。不过，汉人虽然有着文化上的优越感，却不把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周边的民族，据说大禹到了一个裸体的异族地区，便脱了衣服进入。中国的文化圣人孔夫子甚至认为汉人的文化也是从蛮夷那里发展而来的，他在指导学生研究礼仪风俗时，告诉他们：“礼失求诸野”，也就是说，如果找不到一种风俗礼仪的来源，就去土著民族那里看看吧。汉人将天子居住的京城作为圆心，向外围画了五个同心圆表示汉族的政治和文化应该统治和波及的范围，即：甸服、侯服、绥服、宾服、要服。最外面的要服，是归顺汉人政府的异族居住地区；要服之外则是荒服，那是蛮夷的世界，中国天子不能去管。按照这个说法，匈奴属于荒服，羌人则属于要服。汉人如此机械地划分，旨在说明不同的治理方式，对于要服的管理只能是相当松散和象征性的。如果要服乃至荒服的少数民族主动归顺中国，则被看作政治昌明的象征，所谓“远方来服”嘛。中国的天子在登基乃至各种国家庆典中，都要表演少数民族歌舞，陈列少数民族进贡的鸟兽珍宝，招待和赏赐少数民族的酋长，用来粉饰太平。
这样的民族观念决定了大汉对境内民族问题的做法是矛盾的：一面将他们视为同类，有责任去安抚他们，给他们种种便利，希望他们归顺大汉；一面又觉得他们是大汉的负担，要放弃他们。
羌人几乎和汉人一样古老，商周时代就自中国的西部而来，其中一支很大的单一聚落可能向青海高原和西藏高原迁徙，成了现今西藏人的祖先。大汉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出自姜姓，即炎帝的后代。《诗经》里面说周人的老祖母叫做姜源，可能就是羌人，不然，孟子为什么要说周文王是西羌人呢？
不过，与周人的联姻并未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一直以松散的游牧部落的姿态向东推进。他们的风俗在《后汉书》中被描述成没有一定居所，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牧产为业。又以父名或母姓为氏族的种号，十二世后便可以相与交婚。为了要保持种族的人口繁衍，他们实行多妻制，并且父死之后，儿子以其后母为妻；兄死之后，弟弟以其嫂嫂为妻。他们的社会结构也保持了先民们的方式，没有君臣上下，强健有力的部落酋长则为领袖，弱小的则主动成为依附。整个民族崇尚勇力，以抄掠其他部落和民族为荣，氏族内部只有杀人偿命一条法律，以战死为吉利、病死为不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