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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就此作罢，不再游泳，去更衣室淋浴，然后骑车回家。吃着简单的早饭，他想，灰田恐怕也是堵在我心里的事物之一。
去芬兰旅行的休假手续没有遇到问题。他的带薪休假几乎从未用过，就像屋檐下冻凝的雪堆那样高高堆积。只有上司露出诧异的神情，“芬兰？”仅此而已。高中时的同学住在那里，是去看她。他解释道。而且我想今后也不太有机会去芬兰。
“芬兰到底有些什么？”上司问。
“西贝柳斯？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玛丽梅科？诺基亚？姆明。”作把想到的列举出来。
上司摇摇头，似乎对哪一样都没兴趣。
作打电话给沙罗，参照成田与赫尔辛基之间直飞航班的时刻表，定了具体的行程。两周后从东京出发，在赫尔辛基住四个晚上再返回东京。
“要跟黑联系好再去吗？”沙罗间。
“不，我打算跟上次回名古屋一样，不打招呼直接上门。”
“芬兰可比名古屋远多了。来回一趟要花好长时间。弄不好你跑去一看，却发现黑三天前就到马霍卡岛度暑假了。”
“如果那样也没办法。我就悠闲地在芬兰逛一圈再回来。”
“既然你这么想，当然没关系了。”沙罗说，“不过巴巴地到那么远的地方，要不要顺便去其他地方看看？塔林和圣彼得堡都近在眼前。”
“不用。只去芬兰。”作说，“从东京到赫尔辛基，在那里住四个晚上再回东京。”
“护照你当然有吧？”
“刚进公司时就说要按时更新，以便随时可用。说随时可能去海外出差。可到现在还是崭新的。”
“在赫尔辛基市内说英语大致就够用了，可到了地方上是什么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我们公司在赫尔辛基有一间小小的事务所，跟办事处差不多。我会跟他们联系，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们，万一遇到弄不明白的事情，就去找他们。有个叫奥尔加的芬兰女孩，她会帮你的。”
“谢谢你。”作致谢道。
“我后天去伦敦出差。飞机票和赫尔辛基的酒店订好以后，我马上用电子邮件把详细信息发给你，还有我们公司驻赫尔辛基事务所的地址和电话。”
“知道了。”
“我说，你真的不事先约好就去赫尔辛基见她吗？万里迢迢地穿过北极圈？”
“有悖常规吗？”
她笑了。“我倒想用‘大胆’这个词。”
“不过，我感觉这么做会有好结果。当然，这只是直觉一类的东西。”
“那祝你好运。”沙罗说，“在那之前要不见一面？周一我就从伦敦回来了。”
“不了。”作说，“我当然想见你，但觉得还是先去芬兰更好。”
“这也是直觉一类的东西吗？”
“对呀。是直觉一类的东西。”
“你本来就是直觉灵敏的人？”
“哪里。那倒不是。我几乎从来没有凭直觉行动过。就像从不凭直觉建造车站一样。其实我都不知道这能不能叫直觉。只是忽然这样感觉。”
“反正这次你觉得这么做更合适？不管这是直觉还是什么。”
作说：“上次在泳池里，我边游边想，想你，想赫尔辛基。该怎么说呢？就像顺着直觉向前回溯。”
“边游边想？”
“游泳时能好好思考问题。”
沙罗好像挺佩服，沉默了一会儿。“就像鲑鱼一样。”
“我不太了解鲑鱼的事儿。”
“鲑鱼会朝着某个特定的目标漫长地旅行。”沙罗说，“你看过《星球大战》吗？”
“小时候。”
“愿原力与你同在。”她说，“别输给鲑鱼。”
“谢谢。从赫尔辛基回来后，我再跟你联系。”
“我等你。”
然后电话挂断了。
然而乘上去赫尔辛基的飞机几天前，作很偶然地看到了沙罗的身影。只是沙罗不知道。
这天傍晚，作想给黑买些简单的礼物，便走到青山。送给她的小首饰，还有送给孩子们的日本绘本。适合购买这些的店在青山大道后街的小巷里。花了约一个小时买好东西，作打算休息一下，便走进一家面对表参道的玻璃墙面的咖啡馆。在临窗的桌前坐下，点了咖啡和金枪鱼色拉三明治，眺望着夕阳下的街景。走过面前的大多是一对对情侣，他们看上去似乎幸福无比，好像都在走向某个特别的地方，那儿有开心的事情正等着他们。人们这样的身姿越发让作的心宁静平和。类似无风的冬夜里冻结的树木般寂静。但其中几乎没有痛楚。在漫长的岁月里，作已经完全习惯这样的心境，不再感觉分外痛苦了。
尽管如此，他还是情不自禁地想，要是沙罗也在这里多好。没办法。是自己拒絶和她见面的。这是自己希望的。是他让自己赤裸的枝条冻僵的。在这舒爽的夏日傍晚。
那是正确的吗？作没有信心。这种“直觉”是否可以信赖？会不会其实不是什么直觉，只是毫无根据的臆想？沙罗说了，“愿原力与你同在”。
作想象了一会儿听从本能或直觉在黑暗的大海中漫长地旅行的鲑鱼。
恰好在这个时候，沙罗的身影进入了作的视野。她穿着上次见面时那件薄荷绿短袖连衣裙，脚穿浅褐色船鞋，从青山大道朝着神宫前方向走下徐缓的斜坡。作倒抽一口气，脸不禁扭曲了。他无法相信这竟是现实的风景。有几秒钟，作还以为她的身影是自己孤立的心灵制造的精巧的幻影。然而毫无疑问，那是活生生的现实的沙罗。作反射性地从椅子上抬起身，差点把桌子掀翻。咖啡溅落在小碟里。但他立刻把抬起一半的身子放下去。
她身旁有个中年男人。体格健壮，不高不矮，穿深色调的外衣和蓝衬衣，系一条小圆点图案的藏青色领带。打理得整整齐齐的头发中混杂着几缕白发。大概五十多岁。下巴略尖，但算得上相貌堂堂，神情中能看出那个年代的某类男人常见的简洁安静的从容。两人似乎很要好地拉着手走在大街上。作微微张着嘴，目光透过玻璃墙追逐着两人的身影。像一个在穿衣打扮的时候怔住了的人。他们就在作眼前缓缓走过，沙罗却没有把目光转向他。她好像沉浸在与那男人的谈话中，周围的东西根本没进入她的视线。男人简短地说了句什么，沙罗开口笑了。连牙齿都清晰可见。
然后，两人被薄暮中的人群吞噬。作隔着玻璃望了许久他们消失的方向，心底暗暗期待着沙罗也许会返回。也许她会忽然发现作在那里，回来向他说明情况。然而沙罗一去不返。只有长着各种面孔、穿着各种衣服的人络绎不絶地走过眼前。
作重新坐回椅子上，喝了口冰水。留下来的只有寂寂的悲哀。胸膛左侧彷佛被尖利的刀具割伤，剧烈疼痛，温乎乎的还有流血的感觉。那大概就是血吧。许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疼痛了。也许是大学二年级的夏天被四位好友抛弃以来头一次吧。他闭上眼睛，如同让身体漂浮在水面，在那疼痛的世界里漂流片刻。有疼痛感还算好。他试图这样想。真正不妙的是连疼痛都感觉不到。
种种声音混成一体，在耳鼓深处形成叮的一声尖鋭的噪音。那是在深邃无际的沉默中才能听到的噪音。不是从外界传来，而是从自己五脏六腑中发出的。每个活着的人都有这种固有的声音，但几乎没有亲耳听到的机会。
睁开眼，他觉得世界的形状似乎发生了某些变化。塑料桌子，简洁的白色咖啡杯，吃剩一半的三明治，他左腕上戴的全自动豪雅旧手表（父亲的遗物），读了一半的晚报，街道两旁的景观树，对面商店不断变亮的橱窗。一切看上去都显得有些变形。轮廓模糊，没有正确的立体感。比例尺也有误。他连做几次深呼吸，让情绪一点点平静下来。
他内心的痛楚并不是忌妒带来的。作知道忌妒是什么。他曾在梦中栩栩如生地体验过，虽然只有一次。那时的感觉至今依然留在心里。他明白那是何等令人窒息，何等无可救药。然而此刻的感受并非那样的苦楚。仅仅是悲哀。彷佛孤零零地被遗弃在幽暗的深深洞穴中的悲哀。但说到底那只是悲哀而已。那里存在的不过是物理性的痛楚。作甚至对这一点感到庆幸。
最令他痛苦的不是沙罗与别的男人手牵手走过街头，也不是她接下去或许会跟那个男人发生关系。想象她在某个地方脱去衣服，跟别的男人上床，对作来说当然残酷。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把这番情景赶出大脑。但沙罗毕竟是个三十八岁的独立女子，未婚，是自由之身。她有她自己的人生，就像作有作自己的人生。她有权跟喜欢的人去喜欢的地方做喜欢的事。
对作来说，最大的打击是当时沙罗脸上洋溢着发自内心的喜悦。她和那个男人说着话，整张脸绽放着欢笑。她和自己在一起时，脸上从来不曾浮现如此坦率的表情。一次都没有。不管在什么场合，她展现给作的表情永远是冷淡内敛的。这比任何东西都严峻无情地撕裂作的心。
他回到家，便开始做去芬兰的准备。反正动手干活就不必胡思乱想了。话虽如此，也没有那么多行李。几天的换洗衣物，装盥洗用具的小包，几本飞机上看的书，泳衣和泳镜（这两样不管去哪儿总放在包里），折迭伞，就这些。全都装进随身的挎包里。连照相机都没带。照片能有什么用处？他想寻找的是血肉之躯的人，是鲜活的话语。
准备完，取出久未听过的李斯特《巡礼之年》。拉扎尔贝尔曼演奏、一套三张的LP。是十五年前灰田留下的。他几乎只是为了听这套唱片，才依然留着老式唱机。把第一张唱片放上转盘，唱针落在第二面上。
《第一年：瑞士》。他在沙发上坐下，闭上眼聆听音乐。《LeMal du Pays》是这套曲集的第八支曲子，在唱片上位于第二面起首。他常常从这支曲子开始听，听到《第二年：意大利》的第四支曲子《彼特拉克十四行诗第47号》。至此，唱片这一面播完，唱针自动抬起。
《Le Mal du Pays》。这支宁静忧郁的曲子，让裹着他的心的形状不定的悲哀一星一点现出轮廓。宛如潜藏在空中的透明生物，因为表面附了无数细蒙蒙的花粉，整体形状静静地浮现在眼前。而这一次，最终显现出了沙罗的形象。身穿薄荷绿短袖连衣裙的沙罗。
心口的疼痛再次复苏。不是剧烈的疼痛，只是关于剧痛的记忆。
不是没办法吗！作说给自己听。不过是原本就空无一物的东西，再次变回空无一物的状态。又能找谁诉苦？大家都跑到他这里，确认他是何等空无一物，之后又离去。在他们身后，空无一物或者说更加空无一物的多崎作再次被孤零零地抛弃。仅此而已，不是吗？
尽管这样，人们还是不时留下小小的纪念品。灰田留下了《巡礼之年》精装版唱片。他大概是有意留在作家里的，絶不是单纯的遗忘。作喜欢这音乐。它联系着灰田，也联系着白。不妨说它是将已然离散的三个人连为一体的血脉。虽然纤细脆弱，但那里还流淌着鲜红的血。是音乐的力量使这一切成为可能。作每次听这音乐，尤其是倾听《Le Mal du Pays》时，关于他们两人的记忆仍然历历在目。有时还觉得他们此刻仍在自己身畔，正静悄悄地呼吸。
他们两人都在某个时间从作的人生中悄然离去。连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