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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哎，别瞎胡扯，”卢金提醒洛巴切夫，但又用赞赏的目光望了他一眼，因为他喜欢听他讲自己父母双亡的苦难童年，讲他饥饿的、战斗的青年时代，特别是阿列克谢·安德列耶维奇在克里姆林当学员的那段时期，他曾不上一次地在列宁住宅附近的第二十七号哨位站过岗，多次见过领袖，聆听过领袖的教诲。
“当然，我那次猜测不完全是针对列宁的，”洛巴切夫纠正自己的话，“而是针对我的朋友们的，他们想简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缴党费的手续……”
传来阵阵越来越大的发动机声。这声音传播开去，好象回荡在四周的整个空间，而且逐渐更清晰，更令人毛骨悚然：透过树木的繁枝密叶依稀可见，有六架“容克”式飞机正沿着明斯克至莫斯科公路干线，几乎超低空飞来。负责掩护这片森林的高射炮手们没有对这些诱人的目标开火，在没有受到直接威胁以前，不能开火暴露司令部所在地。
“飞过去了……阿列克谢·安德列耶维奇，讲下去吧。”沙林上校看了看手表，催促洛巴切夫说下去，他和所有参谋长一样，总感到时间不足，所以极端珍惜时间。
“是这样。”洛巴切夫看到大家这样有兴趣听，满意得直搓手。“我们在克里姆林宫有党的分区委员会，我们的指挥员和学员们的党的关系都在那里。列宁的也在那里。我们的连长是格里高里·安东诺夫，他是分区委的财务委员。有一次，他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交纳党费最认真，可是他太忙。我看是不是建议他派秘书来送党费？’我当时就不客气地对安东诺夫说：‘列宁同志一定会说，一个共产党员是不会把党证随便交给别人的……’果然列宁就向安东诺夫说了这样一番话。这是真的！”
“真有趣。”卢金郑重其事地说。“从现在起，我们就不光叫你军事委员了，还应该叫你集团军的大预言家。”
“你们知道吗？我怎么会猜着列宁要说这番话的？”洛巴切夫兴高采烈地问。“有一次，在克里姆林宫理发馆，我想让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先理，我说：‘您坐下理吧，弗拉基米尔·伊里奇，我等一下’，可是他说：‘按顺序理发，这是制度。订了制度就是为了让大家遵守……’，于是，他就让我坐下先理……我说，兄弟们，为了纪念列宁，那次理的发我总舍不得剪去，留下了我一生中最长的发式……”
第四章
夜里，又收到一份铁木辛哥元帅发来的电报。从内容看，卢金将军猜想得出，方面军司令部里的气氛一定非常紧张，而铁木辛哥本人早就身心交瘁，疲惫不堪了。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恍恍惚惚觉得，“上边”对他仍然抱有成见。卢金以为，假若换一个有过另一番生活经历的人在这个集团军司令的职位上，军事委员会就不会以这样的口吻来威胁他，说他这个集团军如果夺不回陷于德军手中的斯摩棱斯克，就要送交军事法庭论罪。这猜想终于被打消，因为正当他要抽空稍睡片刻的时候，忽又被一股残酷无情的力量拖住，让他反复思索新收到的这几份电报，唤起他心头的痛苦，回想才不久发生的往事。
但是，这“才不久”的往事已在记忆中变得模糊而遥远，如同半被淡忘的梦境一样。现在，这段往事又使他痛心疾首，跨过破败的危桥，悄然来到眼前，与他想象中的灾难融为一体，说不定，他会碰上同西方面军第一司令巴甫洛夫大将一样的厄运。
内心的创伤总是令人难忘的。直到今天，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一想起一九三七年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就无法平静。他常忆起当年任莫斯科卫戍司令时党内追究他“丧失阶级警惕性”的情景。祸端由来自哈尔科夫的一封信引起。根据这封信肯定，好象卢金旅长自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五年在哈尔科夫任步兵师师长期间，同一个铁路局局长和一个军区的政工人员来往密切，而这两个人后来经揭发，是人民的敌人。
结果，为这件事，他在党内被立案审查。
起初，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认为此事未免荒谬。而且，旁人也好心地开玩笑，说这回可找到了整首都卫戍司令的岔子了。谁知竟然召开会议。报告人开始煞有介事，绘声绘色说明事情的原委，查明卢金师长涉嫌同现在被揭发出来的人民敌人往来密切。他身为莫斯科卫戍司令隐瞒了这点。这一切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顿时会场哗然……突然有人“恍然大悟”，推波助澜，议论纷经，想象得越来越离奇……卢金和与会者之间出现了真空地带，逐渐地好象开始向这里浇注起隔阂的水泥。水泥凝固，空旷之地筑起了一道对卢金怀有敌意和戒心的不可逾越的高墙。于是，造成了难以摧毁的社会舆论壁垒。后来，这次会议的参加者都无法弄清，这壁垒是怎么筑起来的，对他的指控根据又在哪里……更出奇的是，“被告”竟然也感到自己有罪，甚至为自己的罪过深感愧疚，虽然他并不知道这罪过的实质又是什么……总之，一切都是无中生有，尽管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说过，凡事总要有所依据。
当时在果有人能以清醒的目光，冷眼观察这个党的会议，也许会扭转局面，许多问题也一定会令人觉得荒唐可笑……可惜没有这种人……结果，受到党内严厉处分，进而调离莫斯科卫戍司令岗位。
后来，卢金旅长在烦躁不安、无所事事、苦思苦想中度过了几个月，由于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努力，被调到西伯利亚军区司令部工作。当时只能忍气吞声，因为那是虽然无端受控，也要忍辱负重的阴暗年代。照卢金的理解，这是暗藏敌人，傻瓜和追逐名利者兴风作浪的结果，也是一些当权者直接犯错误所致，他们不仅纵容个人，而且听任社会势力栽赃诬陷。某些社会阶层深陷彼此猜疑的泥淖，甚至那些根本没有，也不可能有暗藏敌人的单位，也有人在疑神疑鬼，捕风捉影。无辜者动辄遭到指控，好人遭逢不幸，许多家庭如临深渊……这阵黑色瘟疫流行所及，连军队也不能幸免，以致许多高级指挥岗位空缺无人，危及国防实力……
一九四０年初，莫斯科调去了卢金的党内鉴定，准备任命他为十六集团军司令。因而只好再次受辱。花费了好几个小时讨论共产党员卢金的“政治面貌”。旧案重新翻腾一遍，尽管事过境迁，是非混淆，还是审查了这位将军的每一步行动。显然是由于他的性情有点耿直，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在西伯利亚任副参谋长、参谋长，尔后又任副司令期间“得罪”了人，是他在工作上过分苛求和刚正不阿才遭此坎坷的。
在这里，在斯摩棱斯克近郊，往事又象石头一样压在心头。军事委员会刚给他发来的密电，要求把德军逐出斯摩棱斯克，并以完不成任务送交军事法庭相威胁。这怎么理解？不相信他以他手中的些许兵力无论如何也收复不了斯摩棱斯克吗？就是说，巴甫洛夫那样的下场在等待着他吗？这岂止是轻侮，简直是残酷。巴甫洛夫大将确实在战争前夕和最初几天远来做到万无一失；而不致使西方面军地面和空中兵力遭受重大损失……而他，卢金中将在到达斯摩棱斯克之前，早已采取了某些措施。他可以为他在战争最初几天在西南战线舍佩托夫卡的所做所为自豪。他在舍佩托夫卡的果断冒险之举极有利于西南战线，因而受到最高军事当局的青睐……但是，在战争中，最高军事当局往往没有余暇想起昨天发生的事。因此，才有这冷酷无情的命令和意味深长的电报……
第五章
如果说，历史是由许多彼此关联和互相制约的事件构成的，那么，这种历史就是人与人的感情和纠葛的历史。朱可夫大将身为总参谋长，每天的例行公事就是听取国防委员会，主要是斯大林的指示。他对斯大林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他常常为此思索再三。每当他准备去见斯大林时，总是怀着这样复杂的感情。如果通电话不计在内，每昼夜必须两次晋见国防委员会主席，届时，由他在克里姆林宫汇报情况，不仅要报告前线发生的一切重大问题和经大本营的工作机构——总参谋部研究归纳的意见，而且还要说明酝酿成熟的结论、设想和当前的战役和战略决心草案。
而前线的战报没给人带来任何欣慰。红军损失越来越大，敌军从许多方向长趋直入，蚕食着苏联领土。因此，斯大林办公室内的气氛显得分外紧张。当朱可夫离开办公室的时候，时常有每一根神经、每一个细胞都紧张的感觉。
……他对斯大林的感情极为复杂，还有点捉摸不定，非言语所能表达。每当他想到这里时，就常忆起他和斯大林最初见面的情景。那次见面和一九三九年春夏两季远东发生的事态有关。朱可夫当时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员，紧急应召赴莫斯科会见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得知日本进犯蒙古，而苏联根据条约应当给予蒙古军事上的援助。当时伏罗希洛夫问他：“能否立即起飞去那里，而且，如果需要的话，能否肩负起指挥军队的重任？”
朱可夫扫了一眼会议桌上那张蒙古地图，看到在哈拉哈河以东画了一条日军入侵路线。他忽然悟出了一个道理，统帅之所以能指挥若定，主要是因为他们知己知彼，从而能定下正确的决心。而他当时虽然还一不知彼，二不知己，但他仍愿意一试身手，去迎接困难和险阻，他当即回答：“元帅同志，我现在就可以起飞！”
朱可夫想，在这之后，可能会邀他去总参谋部，在那里坐下来研究地图，研究日军的战役战术。尔后，再去见斯大林……结果，诸如此类的事却都没有发生。
“很好，”伏罗希洛夫满意地对他说，“为您准备的飞机在中央机场，十六时起飞……”
哈拉哈河战役的结局是众所周知的。红军打击了日本跃跃欲试的野心，使它在法西斯德国入侵之后，不敢对苏联轻举妄动……如果不是朱可夫去，而是别的什么人去指挥哈拉哈河战役，结果如何，那就不得而知了。朱可夫表现出深通指挥艺术，有胆识，坚韧不拔。他晋大将衔，荣获苏联英雄称号，是当之无愧的。
后来，他调回莫斯科，担任新职务，直到那时，才头一次被邀进克里姆林宫。
格奥尔吉·康斯坦丁诺维奇得知要去见斯大林，非常激动，好象从来都没有过这样的激动。
在斯大林的办公室里，还见到了莫洛托夫、加里宁和伏罗希洛夫。他们边喝茶边谈。他，当时这位年仅四十四岁的大将，竟然成了席间的主要角色。大家都全神贯注地听朱可夫对日军，对其强弱点的见解，还谈了红军与日军作战的情况。政治局委员们连连提问题，朱可夫滞洒自如、干脆利落地作了回答。忽然，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库利克、巴甫洛夫和沃罗诺夫给了你多少帮助？”
在哈拉哈河作战期间，巴甫洛夫作为红军装甲兵主任，沃罗诺夫作为炮兵主任，亲临前线，给予帮助。朱可夫向政治局委员如实作了汇报。他对他们的亲临帮助确实深有体会。至于副国防人民委员库利克元帅么？……他看了一眼伏罗希洛夫，不愿隐瞒实情，声调阴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