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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一看，要说这些令人起敬的绅士对宽容倾向颇有功绩似乎是不可能的，而这宽容倾向在英国与从前殖民地之间的敌对情绪爆发前的《美国宪法》和其它许多文件里又讲得明明白白。实际情况是，由于十七世纪的镇压非常可怕，便注定导致了比较有利于自由思想的强烈的反作用。
这并不是说，所有的殖民主义者都突然派人去找索兹尼的选集，不再用罪恶之地和罪恶之城的故事来吓唬孩子们。但是他们的头目几乎都是新思想的代表，都是些有能力有计谋的人，他们自己的宽容思想都建筑在羊皮宣言的基础上，新的独立民族的大厦就要在这上面拔地而起。
如果他们是对付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也不会这么成功。但是在美洲的北部建立移民区一直是件很复杂的事情。瑞士路德派的人开辟了一部分土地，法国派来了一些胡格诺教徒，荷兰的阿米尼教徒占领了一大块土地，而英国的各个宗派则都想在哈德逊湾和墨西哥湾之间的荒凉地带找到自已的小天堂。
这有助于各种宗教的发展，不同宗教之间有很好的平衡，在一些移民区里，一种最原始的初级的互相忍耐形式被强加在各派移民者的头上，要是在一般情况下，他们非揪断彼此的喉咙不可。
对于那些靠坐收渔利发财的体面绅士来说，这个发展实在讨厌。在新的仁慈精神出现许多年之后，他们仍然在为维持旧的正直理想而战斗。虽然他们没捞着什么，却成功地使年轻人疏远了一种信条，这个信条似乎是从比它野蛮的印第安邻居的仁慈善良的概念借用来的。
我们国家幸运的是，在这场长期的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最受攻击的是人数不多却勇气十足的反对者。
思想在轻快地传播开来，甚至一只小小的八十吨重的双桅帆船就足以传播使整个大陆陷入混乱的新见解。十八世纪的美国殖民主义者没有什么雕塑和大钢琴，但他们并不缺乏书籍。十三个移民区中的聪明之士开始懂得，这个大世界正在受到震撼，这在星期日的布道中是听不到的。那时的书商成了他们的先知。他们虽然不公开脱离已有的教士，表面的生活也没什么改变，但是时机一到，他们马上就表示自己是特兰西瓦尼亚老王储的最忠实信徒，那个老王储拒绝迫害唯一神论的臣民，理由是因为上帝已经明确地给了他做三件事的权力：“有能力进行从无到有的创造，知道未来，支配人的良知。”
当需要制订一个将来治理国家的具体的政治和社会纲领时，这些勇敢的爱国者就把自己的思想写进文件里地理想置于公共舆论这个最高法庭面前。
如果弗吉尼亚善良的公民知道他们洗耳恭听的一些讲演是由不共戴天的敌人——自由思想者——直接操纵的话，他们一定会被吓得魂不附体。然而最成功的政治家托马斯·杰弗逊本人就是一个很有自由观点的人，当他说宗教只能用道理和说服力来管理，不能用武力或暴力时，当他又说所有的人都有同等权利按照自己的良知自由运用宗教时，他仅仅是在重复以前伏尔泰、拜勒，斯宾诺莎和伊拉斯谟的思想和作品罢了。
后来人们又听到如下邪说：“在美国谋求任何公职都不需要把宣布信仰作为条件”；或者说：“国会不应用法律来干涉宗教的建立或者禁止自由运用宗教”，美国的反叛者们默许并同意了这种做法。
这样一来，美国成为第一个宗教和政治明确分离的国家，成为第一个公职候选人接受任命时不用出示主日毕业证的国家，在法律上成为第一个人民可以随意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国家。
但是这里就象在奥地利（或是其他这种地方）一样，平民百姓比领袖们落后得多，领袖们稍微有一点偏离旧路，他们就跟不上趟了。许多州不仅继续给不属于主导宗教组织的百姓施加限制，而且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的人仍然不容忍持异见者，好象他们从未读过一句本国宪法一样。对于汤姆·佩恩来说，所有这些不久就都降临到他的头上。
汤姆·佩恩为美国的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他是美国独立战争的宣传员。
从血统上讲他是英国人，职业是水手，在天性和训练上是个反叛者。
他访问各移民区的时候已经四十岁了。在伦敦时，他遇见了本杰明·富兰克林，接受了“西行”的建议。一七七四年，他带着本杰明亲笔写的介绍信，启航驶住费城，帮助富兰克林的女婿理查德·贝奇创立了《费城公报》杂志。
汤姆是个老牌的业余政治家，他很快就发现自己处在了考验灵魂的重大漩涡之中。不过他的头脑非常有条理。他收集了关于美国人不满悄绪的凌乱材料，把它们融入一本小册子中，篇幅不长，写得却很亲切。小册于通过一般“常识”，使人们相信美国的事业是正义的，应当得到所有忠心爱国者们同心同德的合作。
这本小册子马上就传到英国，传到欧洲大陆，许多人有生以来第一次知道有个“美国民族”，这个民族完全有理由，而且具有神圣的职责，向母国开战。
独立战争刚一结束，佩恩就回到欧洲，告诉英国人民统治他们的政府的种种蠢行。那时塞纳河两岸正发生着可怕的事情，体面的英国人开始用非常怀疑的眼光观看着海峡对岸的情况。
一个叫埃德蒙·伯克的人吓破了胆，刚刚发表了《对法国革命的见解》。佩恩马上用义愤填膺的《人的权利》作为回击，结果英国政府通令他应为叛国罪而受审。
与此同时，他的法国崇拜者们选他进入国会。佩恩对法文一窍不通，却是个乐观主义者，他接受了这项荣誉，来到了巴黎。他在这儿一直住到受罗伯斯比尔怀疑为止。佩恩知道自己随时有可能被捕或砍头，就赶忙完成了他关于人生哲学的一本书。这本书名叫《理智时代》，第一部分是在他行将入狱时发表的。第二部分是他在狱中的十个月里完成的。
佩恩认为，真正的宗教，他称之为“人性的宗教”，有两个敌人，一个是无神论，另一个是盲信主义。但是他在表达这个思想时受到了大家的攻击，一八○二年他回美国后，人们都以极大的仇视态度对待他，因而“又肮脏又可鄙的无神论者”的名声直到他去世后还持续了一个多世纪。
他没出什么事这倒是真的，既没有被绞死烧死，也没有在轮子上被分尸。只是大家都不理睬他，当他壮着胆子要出门时，大家就怂恿小孩子向他伸舌头，他去世的时候已经变成被人唾弃遗忘的人。他撰写了一些反对独立战争中其他英雄人物的愚蠢的小册子，用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对于一个好的开端来说，这似乎是最不幸的结局。
但这是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反复发生的典型事情。
公众的不宽容刚一发泄完自己的愤怒，个人的不宽容又开始了。
官方死刑己告终止，而私刑处死又问世了。
三十 最后一百年
二十年前写这本书一定很容易。那时在大多数人的头脑中，“不宽容”这个词几乎完全和“宗教不宽容”的意思一样，历史学家写“某人是为宽容奋斗的战士”，大家都认为他毕生都在反对教会的弊病和反对职业教士的暴虐。
然后战争爆发了。
世界产生了很大变化。
我们得到的不是一种不宽容的制度，而是十几种。
不是对同伴的一种形式的残酷，而是一百种。
社会刚开始摆脱宗教偏执的恐怖，又得忍受更为痛苦的种族不宽容、社会不宽容以及许多不足挂齿的不宽容，对于它们的存在，十年前的人们连想都没想过。
※ ※ ※
许多好人直到最近还生活在愉快的幻想之中，认为发展是一种自动时针，只要他们偶尔表示一个赞许，就不用再上发条，这想法似乎太可怕了。
他们悲伤地摇着头，嘟囔着“虚荣，虚荣，所有这一切都是虚荣！”他们抱怨人类本性所表现的令人讨厌的固执，人类一代接一代地受到挫折，却总是拒绝吸取教训。
直到完全绝望的时候，他们才加入迅速增长的精神上的失败主义者的行列，依附于这个或那个宗教协会（他们把自己的包袱转移到别人身上），用最令人悲哀的语调宣布自己失败了，并且不再参与以后的社会事务。
我不喜欢这种人。
他们不仅仅是懦夫。
他们是人类未来的背叛者。
※ ※ ※
话说到这里，解决的办法又应该是什么呢？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呢？
我们对自己要诚实。
没有任何解决的办法。
起码在当今的世界上是没有的，在这个世界上，人们要求立竿见影，希望借助数学或医药公式，或国会的一个法案，迅速而又舒舒服服地解决地球上的所有困难。但是我们这些习惯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历史的人，知道文明不会随着二十世纪的到来而开始或消亡，倒感到还有些希望。
现在我们听到许多悲哀绝望的论断（如“人类一向是那个样子”，“人类将永远是那个样子”，“世界从未有过变化”，“情况和四千年前的完全一样”），都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是一个视觉上的错误。
进步的道路常常中断，但是我们如果把感情上的偏见置于一边，对两万年来的历史作个冷静评价（仅就这段历史来说，我们或多或少还掌握一点具体材料），就会注意到，发展虽然缓慢，却是毋庸置疑的，事情总是从几乎无法形容的残忍和粗野状态走向较为高尚较为完善的境界，甚至世界大战的硕大错误也无法动摇这个坚定的看法，这是千真万确的。
※ ※ ※
人类具有难以置信的生命力。
它的寿命比神学长。
总有一天，它的寿命将超过工业主义。
它炫历了霍乱和瘟疫，残酷迫害和清教徒法规。
它将学会怎样克服许多扰乱这一代人的精神罪恶。
※ ※ ※
历史谨慎地揭示了自己的秘密，它已经给我们上了伟大的一课。
人制造的东西，人也可以将它毁灭。
这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其次便是教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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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听起来象是老生常谈。最后这一百年来，教育灌满了人们的耳朵，甚至使人们厌恶这个伺。他们向往过去，那时的人既不会读也不会写，但能用多余的智力偶尔进行独立思考。
我这里说的“教育”不是指纯粹的事实积累，这被看作是现代孩子们的必需有的精神库存。我想说的是，对现时的真正理解孕育于对过去的善意大度的了解之中。
在这本书中我已经力图证明，不宽容不过是老百姓自卫本能的一种表现。
一群狼不容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