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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并不想把基督教说成是灵魂的感受——一种生活和思考的方式——我是想说明，在腐朽的奴隶制世界里，这种好消息必然会一传千里，燃起感情上的熊熊烈火。但是历史除了个别情况外，是不记述普通人的精神历险的，不管是自由人的还是奴隶的。如果这些谦卑的人被分为民族、行会、教会、军队、兄弟会和同盟，开始服从一个统一的指挥，积累起足够的财富来缴税，被强制入伍为征服其它民族而战，只有在这些时候，他们才会受到编年史家的注意和重视。因此，我们尽管对早期基督教会了解甚多，却对它的真正创始人知道得很少。这的确是憾事，因为基督教早期的发展在任何史籍里都不失为最有趣的史实。
基督教堂终于在古老帝国的废墟上拔地而起，它是两个对立利益相结合的产物，一个代表友爱慈善理想的高峰，是耶稣亲自教授的，另一个则代表狭隘地方主义，在它的束缚下，耶稣的同乡从一开始便与世界其它地方的人疏远了。
说得通俗一点，这种地方主义使罗马人的效率和朱迪亚人的专横溶为一体，结果建立了压抑思想的恐怖统治，虽然行之有效，却又情理难容。
为了理解来龙去脉，我们必须再次回到保罗的年代和耶稣遇难后的五十年，把握住这个事实：基督教是从犹太教内部的变革中产生的，是一场纯民族主义的运动，它从诞生之日起，所威胁的不是别人，正是犹太王国的统治者。
基督在世时当权的帕里希人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们自然十分害怕威胁着精神垄断的鼓动宣传，因为这种垄断只是建筑在野蛮武力的基础上。为了使自己不被赶走，他们被迫惊慌失措地采取行动，在罗马当权者还没来得及插手的时候，就把这些牺牲品送上了绞刑架。
谁也说不清假如当时基督不死，会采取什么对策。他遇害时还没能把信徒组成一个教派，没有写下任何东西告诉后人应该怎样做。
然而这倒成了福音。
没有文字规定，没有明确的条例规则，反而使信仰者可以自由地遵循耶稣的精神而不是教规文字了。如果他们被一本书束缚了，势必会把全部精力用在理论讨论上，沉缅于对句号冒号的迷人的研究中。
当然，倘若如此，那么除了几个专业学者外，就没有人会对新信仰感兴起了，基督教就会重蹈其它众多教派的旧辙，以煞费苦心的文字纲领开始，最后以那些争吵不休的理论家被警察扔到大街上而告终。
在近三十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了解到基督教对罗马帝国的打击，但令人惊讶的是，既然它对国家安全的威胁就象匈奴和哥德人的侵略一佯，为什么罗马当政者不采取行动镇压呢？他们当然知道，正是那个东方先知导致了家奴的骚动，女人们也喋喋不休地谈论天国之王会很快重现，许多老人还一本正经地预言地球会在一团火球中毁灭。
不过，贫苦阶层为了某个宗教人为而发狂，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而且很可能也不是最后一次。只要警方严密注视着动态，贫穷的狂热者就无法扰乱帝国的安宁。
警方的确戒备森严，但没有找到诉诸武力的把柄。新的宗教追随者干事业的方式很值得推崇。他们并不想推翻政府，开始时有几个奴隶还期望上帝的父爱和人与人之间的兄弟之情会终止主仆之间的旧式关系，圣徒保罗赶忙来解释说，他的王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灵魂王国，凡是尘世的人最好对一切都逆来顺受，以期在天国里得到好报。
同样，许多妻子抗争着罗马法典规定的婚姻束缚，归纳出结论说，基督教和解放、男女平等是同义词，保罗又跳出来，以一连串娓娓动听的字眼恳求心爱的姐妹们不要走向极端，以免保守的异教徒对教会产生疑心，并说服他们继续维持半奴隶的状态，因为自从亚当和夏娃被逐出天堂以后，这一直是女人的本份。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对法律的毕恭毕敬，很值得效仿，因而当权者准许基督教传教士任意往来，因为他们的说教最适合当政者的口味和愿望。
但是，一如历史中经常出现的情况，群众的宽容精神逊于统治者。他们贫穷僚倒，即使良知准许它们为积累财富而妥协让步，他们也不可能感到快慰和富足。
古罗马的最下层人由于数世纪以来沉缅于恣意豪饮和打架决斗，都毫无例外服从于上述规律。起先他们从面容严肃的男男女女那儿取得粗俗的快乐，那些男女全神贯注地倾听讲述关于耶稣象普通罪犯那样不光彩地死在十字架上的神奇故事，这些男男女女把为投掷石块泥土的流氓高声祈祷看做是自己的责任。
但罗马传教士却不能对这个新的发展趋势持超然的态度。
当时帝国奉行的宗教是国教，它包括某些特定时节的隆重祭祀，人们要为此缴纳现钱，而这些钱又装进了教堂头目的腰包。如果成千上万的人不理睬旧的圣地，奔向另一个不名一文的教堂，教士的收入就会大为减少。这当然不会使他们顺心，于是他们竭尽诽谤之能事，咒骂不信奉传统神灵的异教徒背叛了祖先的上帝，指责他们为纪念外国的先知而进香。
但城市中的另一阶层人更有理由憎恨基督教。他们是一伙骗子，就象印度的瑜迦信奉者和爱西斯、艾什特、巴尔、西贝尔和艾蒂斯神话的祭司长一样，年复一年地挥霍着偏听轻信的罗马中产阶级的钱，过着脑满肠肥的奢侈生活。假如基督教是与他们竞争的组织，为了自己提供的上天启示定价收费，那么巫师、看手相的人和巫术师帮会是找不到理由抱怨的。生意毕竟是生意，预言的行当让别人干一点也未尝不可。然而基督徒却出了些该死的主意，竟拒绝收报酬，还把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给饥饿者饭吃，把无家可归的人请到家里住，而且分文不取。他们做的大过份了，如果没有私下的收入或尚未被发现的财源，这是做不到的。
这时的罗马已经不是自由民的城市，它是从帝国各地云集而来的成千上万丧失了财产的农民的临时栖身之所。这些下层民众只知道服从左右大多数人行为的玄奥法则，而对于行为与众不同的人却很反感，对无缘无故想过正派节制生活的人存有戒心。时常喝上一杆酒、偶尔还替别人会钞的好心人的确是佳邻善友：但是自命清高、不愿意看科利西姆的斗兽表演、看到一批批战俘在凯西特兰山的街道上游街而不欢呼的入，却被视为逆子，视为公众的敌人。
公元六四年，一场大火烧毁了罗马的贫民居住地，它成为对基督徒进行第一次有组织进攻的口实。
开始时，有人谣传说，是喝得醉醺醺的尼禄皇帝异想天开，命令在首都放火，除掉贫民窟，以便按照他的计划重建城市。然而大家知道得更清楚。这场火是犹太人和基督徒放的，因为他们总是谈论天国大火球的降临，把邪恶的世界烧为灰烬。
这种说法一开始就很快引起反响。一个老归人听到了基督徒与死人说话，另一个人得知他们拐骗小孩，割断喉咙，把血涂在希奇古怪的上帝祭坛上。当然，没人亲眼目睹这些卑鄙勾当，但这是因为基督徒大狡猾，已经用钱收买了警察的缘故。这次他们被当场抓住了，必须为他们自己的罪恶行径接受惩罚。
我们无从得知有多少虔诚的教徒被私刑处死，或许保罗和彼得也是受害者，因为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名字。
自不必说，这场民众性的可怕的大发泄一无所获。牺牲者接受厄运的凛然态度是对新信仰和死去基督徒的最好宣传。一个基督徒死了，却有十多个异教徒争先恐后地补上了他的位置。尼禄他在短暂无用的一生中做了唯一一件体面的事（这就是于公元六八年自杀）以后，基督徒马上重返旧土，一切又依然如初了。
这时的罗马当政者有了一大发现，他们开始怀疑，基督徒和犹太人并不完全一样。
我们也很难责怪他们的错误，近百年来的历史研究日趋清晰地表明，犹太人集会堂其实是一个情报中转站，新信仰是通过它传到世界各地的。
还记得吧，耶稣本人是犹太人，他一直不折不扣地履行祖先制定的古老律法，只对犹太听众演讲。他只有一次离开过故土很短时间，但是他为自己制定的使命却是与犹太人共同完成的，目的也是为了犹太人。他的话中没有任何蛛丝马迹可以使罗马人感到基督教与犹太人的区别。
耶稣实际上力图做到的是下面这些：他已经清楚地看到祖先的教堂里充满弊病陋习，也曾经大声疾呼过，并有效地作了斗争。但是他为之奋斗的只不过是内部的改革，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一门新宗教的创始入。假如当时有人提到这样的事，他还会认为荒唐可笑。但是，就象在他前后的改革者一样，他逐渐陷入了不能再调和的境地。他的过早死亡反而救了他，使他兔遭路德和其他许多改革者的命运，那些人本来也只想在“内部”做一点好事，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为组织“外部”一个新团体的头领，以致于茫然不知所措了。
在耶稣死后很多年，基督教（当时这个名字还没有形成）仅仅是某个犹太小教派，只在耶路撒冷、朱迪亚村和加里利村有几个支持者，从未跨越叙利亚省一步。
是犹太血统的罗马公民盖尤斯首先发现这个新教义有可能成为世界范围的宗教。他的饱受磨难的经历告诉了我们犹太基督教是怎样激烈反对这个宗教世界化的。他们只愿意它在本国享受统治地位，只允许本族人加入。他们深恨一视同仁地向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宣扬灵魂拯救的人。保罗最后一次到耶路撒冷来的时候，如果没有罗马护照的保护，肯定会被怒火填膺的同乡撕成碎片，重温耶稣的厄运。
不过，派出半个营的罗马士兵保护保罗，把他带到港口城市，乘船回罗马参加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著名审判，还是有必要的。
他死后没过几年，他一生经常担心而又不断预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耶路撒冷被罗马人摧毁了，在过去耶和华庙的所在地建起了丘比特的新庙。城市的名字改为爱利亚首都，朱迪亚也变成了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罗马省份的一部分。至于当地居民，不是被杀就是被逐出家园，在废墟周围方圆数英里内，不准有人居住。
这座圣城给犹太基督徒带来过许多灾难，现在终于化为乌有了。在这以后的若干世纪中，在朱迪亚内地的小村子里会发现一些怪异的人，他们自称是“穷人”，正在以极大的耐心和终日不断的祷告等待即将来临的世界未日。他们是耶路撒冷老犹太基督徒的残余。我们从十五、十六世纪的书中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情况，他们远离文明世界，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怪诞教义，以对门徒保罗的仇恨作为宗旨。到了七世纪左右，我们就没再发现这些自称拿撒勒人的足迹。伊斯兰教的胜利者把他们斩尽杀绝了。不过，即使他们能再苟延残喘几百年，也是无法使历史倒退的。
罗马把东西南北集于麾下，政治上中央集权，使世界接受一个统一宗教的条件已臻成熟。基督教既简单又实用，教徒可以直接与上帝讲话，因此注定会成功，而犹太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