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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半小时您到楼下换药室去一趟。证明会给您开好，那时我再跟您解释。”
她走出去了，瘦瘦的玛丽亚腰板笔直地跟在她后面也走了出去。
病房里一下子七嘴八舌地开了腔。普罗什卡在说，为什么要给残疾证明书，这件事得跟小伙子们商量商量，但其余的人都在议论费德拉乌。这事儿使大家都感到吃惊：白白的、光溜溜的脖子好端端的，哪儿也不疼，偏偏要开刀！
波杜耶夫在床上用两手撑着将蟋着腿的躯体转了过来（这看上去就像没有腿的人转身一样），气冲冲地嚷着，甚至睑都涨红了：
“别答应，亭里希！别上当！要是让他们开刀，就会像我一样，迟早会被他们宰了。”
但是艾哈迈占却有不同的看法：
“应当开刀，费德拉乌！他们不会没有根据地瞎说。”
“既然不疼，干吗要开刀？”焦姆卡为之愤慨。
“你那是怎么啦，老弟？”科斯托格洛托夫瓮声瓮气地说。“让好端端的脖子上挨刀，岂不是发疯。”
鲁萨诺夫被这些叫嚷声吵得直皱眉头，但他没责备任何人。昨天打了一针，他心情一度很好，因为没引起什么不良反应。但是整个夜间和早晨，脖子底下的肿瘤依然妨碍他的脑袋动弹，今天他觉得自己非常不幸，因为肿瘤一点儿也没见小。
诚然，汉加尔特医生来过。她非常详细地问过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了解他昨天晚上和夜里以及今天都有什么感觉，了解他感觉虚弱的程度，并向他解释，不一定第一针就能把肿瘤打退，一时打不退也是完全正常的。这使他稍稍安下了心。鲁萨诺夫仔细打量了一下汉加尔特——她的脸长得不合。归根到底，这所医院里的医生还不是最次的，他们有经验，只是得善于向他们提出要求才行。
但他安下心来的时间并没有维持多久。医生走了，可肿瘤还在颌下耷拉着，压迫着他，病人们则议论纷纷，说那个人一点毛病也没有的脖子却偏要开刀，而鲁萨诺夫的瘤子这么大，反倒不开！而且也不准备开。难道情况真有那么严重？
前天，刚走进病房的时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根本不能想像，自己会如此之快地感到同这些人的某种联系。
要知道，话题是关于脖子。他们三个人都是脖子方面的问题。
亭里希·雅各博维奇的心绪非常不好。大家给他出的主意，他都听着，无所适从地微笑着。大家都很自信地劝他，告诉他该怎么办，可他自己对自己的事情却看法模糊。（正如他们各自对自己的事情看法模糊一样。）开刀有危险，不开刀也有危险。还是上一次在这所医院里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得不少了，打听得够了，当时用爱克斯光给他照射下唇，就像现在给叶根别尔季耶夫治疗那样。从那时以来，嘴唇上的痴先是膨胀，后来干缩，再后来就脱落了，但他明白为什么要给他切除颈腺：防止癌细胞扩散。
然而你瞧，给波杜耶夫开过两次刀了，又管什么用呢？……
要是癌并不打算爬到别处去吧？要是它已经不存在了呢？
不管怎样，得跟妻子商量一下，尤其是得听听女儿亨里埃塔的意见，她是他们家里最有学问、办事最果断的人。可是他占着这里的床位，医院不可能等候信件往返（况且从火车站到他们草原腹地每周只送两次邮件，这还得道路没问题才行）。出院回家去商量很困难，比医生们和那么轻易就给他出主意的病人们想像的要困难得多。为此，必须到本市的管理处去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刚刚弄来的外出证明上盖章，注销临时居留登记，然后坐车上路；光穿一件短大衣和矮迹皮鞋坐火车到一个小站，在那里穿上来的时候交给不相识的好心人保管的皮袄和毡靴（因为那边的气候同这里不一样，那边还是寒风凛冽的严冬），再坐150千米汽车，颠簸到自己那儿的拖拉机站，路上说不定不是坐在驾驶室里，而是坐在货舱里；一到家里，马上就得给州里的管理处打报告，再次申请外出，等批准就得花上两三个乃至四个星期；州里批下来之后，再向本单位请假，而那时候正好开始化雪，道路泥泞，汽车停驶；这且不说，在那个每昼夜只有两班火车、每次只停靠一分钟的小站上，还得向一个又一个列车员烧香磕头才上得了车；来到这里，又得去本市管理处办临时居留登记，然后还得在医院里待上那么几天等候床位。
与此同时，大家又在讨论普罗什卡的事儿。瞧，怎能相信什么不祥之兆！他岂不刚刚换到这张不吉利的床上！大家都向他祝贺，劝他接受临时发给的残疾证明书。“他们给——你就拿！既然给，那就是说应该给。现在他们给，以后你就甭想要。”但普罗什卡还是说，他要干活。大伙劝他：你这傻瓜，日子长着呢，活儿够你干的！
普罗什卡去办出院手续了。病房里静了下来。
叶夫列姆又把那本书打开了，但他一行行地看下去，却不明白写的是什么，这他很快就意识到了。
他不明白字里行间是什么意思，因为他坐卧不宁，心神不定，时不时看房间里和走廊上在干什么。要看明白书中的意思，他必须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已经什么也来不及了。什么也改变不了。也说服不了任何人。他自己也只剩下屈指可数的日子能够对自己本身作一番分析了。
只有在那种情况下才能看懂这本书写的是什么。书虽然是普通的黑字印在普通的白纸上，但要读懂它，光靠认得字还不行。
普罗什卡已经办完了手续，兴冲冲地上楼来，在二楼的穿堂里他遇到了科斯托格洛托夫，便把手中的一份份证明拿给他看：
“瞧，上面都盖有圆圆的图章！”
其中一张证明是要求火车站让刚动过手术的这个病人买票时不用排队。（如果不写明动过手术，车站上照样让病人排队，那就有可能两三天也走不成。）
另一张证明是写给当地居民医疗单位的，上面写着：
（tumorcordls，casusInoperabilis．索尔位尼巴文集·癌症达）至终记得自己亲爱的爷爷的一句口头禅：“傻瓜好为人师，而聪明的人甘当学生。”甚至在部队里的那几年，他也经常吸收一些有益的知识，倾听富有智慧的话语，不管说话的是其他团的军官，还是自己排里的士兵。诚然，为了不伤自尊心，他听的时候总是装出无所谓的样子，实际上能记就拼命往脑子里记。但科斯托格洛托夫在与人结识的时候，从不急于炫耀自己，而是首先设法了解对方是何许人物，来自哪儿，为人怎样。这大大有助于他增长见闻。要说在什么地方吸收的知识最多，那要算战后在拥挤不堪的布特尔监牢里。那里，每天晚上都有教授、副博士和其他有学问的人在自发地宣讲——关于原子物理、西方建筑，关于遗传学、伦理学、养蜂学等等，而科斯托格洛托夫是所有这些宣讲最热心的听众。还有，在红色普列斯尼亚的板床下，在取暖货红色普列斯尼亚系莫斯科的一个区，此处指设在该区的监狱。车的粗糙板铺上，在押解途中席地休息时，在劳改营的列队过程中，他无时不按爷爷的那句口头禅去努力弥补大学课堂里没能学到的东西。
就这样，在劳改营里，他曾求教于一位医务统计员——一个上了年纪的怯生生的小老头儿，他在卫生所抄抄写写，而有时也被派去打开水，此人原来是列宁格勒大学古代语文和古希腊、罗马文学讲师。科斯托格洛托夫想到可以跟他学拉丁文。为此，他们有时只好在警戒区内冒着严寒来回地走，身边既没有铅笔也没有纸，这位医务统计员偶尔脱去手套，用手指头在雪地上写什么。（老头儿授课毫无私心，他只是为了短时间之内感到自己是个人罢了。再说，科斯托格洛托夫也付不出什么代价。但他们差点儿没在看守长那里付出代价，他把他们分别叫去审问，怀疑他们是在策划逃跑，而在雪地上画的就是地形图。他怎么也不相信写的是拉丁文。从此，授课也就中断了。）
根据所学过的几课，科斯托格洛托夫脑子里还记得，casus是“病例”的意思；in是否定性前缀。or和cordis他也是从那里知道的，即使不知道，也不难猜测出来，因为“心电图”这个员便来自同一个词根。而tumor一词，他在向卓妞借来的《病理解剖学》的每一页上都能见到。
因此，这会儿他没花什么力气就明白了医生对普罗什卡的诊断：
“心脏肿瘤，不宜于手术治疗的病例。”
既然给他开的药是抗坏血酸，那就意味着，不仅不能开刀，而且任何疗法都不能用。
科斯托格洛托夫俯视着楼梯井口，脑子里想的不是拉丁文的翻译，而是自己昨天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提出的一条原则——应当让病人了解全部情况。
但那条原则只适用于像他这样见过世面的人。
而对普罗什卡是否适用呢？
普罗什卡手里几乎没提什么，他东西不多。送他的是西布加托夫、焦姆卡和艾哈迈占。3个人都小心谨慎地走着：一个注意自己的脊背，另一个当心自己的腿，第三个毕竟是拄着拐棍。
普罗什卡则轻松愉快，他那一口白牙烟用闪光。
这真有点像过去偶尔送出狱的人那种情景。
可一出大门他又会被逮捕，这该不该说呢？……
“那么，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普罗什卡一边将证明收起，一边漫不经心地问。
“鬼知道写的是什么，”科斯托格洛托夫撇了撇嘴，他的疤痕也随之扭动了一下。“医生们变得那么狡猾，写得让你看不懂。”
“躇，愿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小伙子们，愿你们大家都恢复健康！都能很快回家！跟爱妻相聚！”普罗什卡同大家—一告别，从楼梯上还高兴地不时回过头来，向大家连连挥手。
就这样，他满怀信心地走下楼去。
去迎接死亡。
第十章 孩子们
她只用手指摸了摸焦姆卡的肿瘤，还轻轻抱了一下他的肩膀，接着就走往别处。但焦姆卡感到，似乎发生了不幸的事情。
这他不是一下子感觉到的，病房里先是在议论普罗什卡的事并送他出院，后来是他打算搬到他那靠窗的、现在来说是挺吉利的床上去，那儿看书光线好些，跟科斯托格洛托夫学立体几何也方便些，可就在这时进来了一个新病号。
这是一个皮肤晒得黝黑的青年人，漆黑齐整的头发略略卷曲。论年岁，他大概已有20多了。他左边腋下夹着3本书，右边腋下也夹着3本书。
“你们好，朋友们！”他一进门就打招呼，那么大方而又诚恳，使焦姆卡产生了很好的印象。“我该睡哪儿？”
可不知为什么他不是看床位，而是看墙壁。
“您看书的时间多不多？”焦姆卡问。
“整天都看！”
焦姆卡想了想。
“是看专业书还是消遣书？”
“专业书！”
“那好吧，你就睡在靠窗的那张床上。被褥很快就会给您铺好的。您的书是关于哪方面的？”
“地质学，老弟，”新来的病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