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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连乘船横渡黑海的时候，他也丝毫没对海水之深感到害怕。至于他怕不怕登高，这很难说，因为他不是那么没有头脑，会冒险去爬山或攀登悬崖峭壁，而就工作性质来说也用不着他去架桥。
在将近20年的漫长岁月里，鲁萨诺夫的工作属于管理人事档案一类。这一职务在不同的机关里有不同的名称，但实质都是一码事。只有无知的粗鲁人和不明真相的外人才不明白，这是多么精细的工作。在人生途中，每个人都填过不少表格，而每一份表格上都提出相当数量的问题。一个人对一份表格上一个问题的回答就是一条线，这条线永远从那人身上通到当地的人事档案中心。从每一个人身上都要如此拉出几百条线，合在一起就有千百万条。如果让这些线都能为世人所见，那么整个天空就会被蛛网遮蔽；如果这些线变得像富有弹性的皮筋那样，公共汽车、电车和路人便都将无法行动，报纸的残片或秋天的落叶也不会被风吹得沿街飘飞。它们是看不见旅不着的，但人们时刻感觉到它们的存在。问题在于，所谓水晶般纯洁的档案，如同绝对真理，如同十全十美的理想，几乎是达不到的。如果仔细分析的话，对每一个活人，档案里总能写点什么反面的或可疑的意见，因为每个人都会做过什么错事或隐瞒了什么。
由于经常感到这些看不见的线的存在，人们对牵动这些线的人，对管理极其复杂的人事档案的人，自然会产生敬意。这些人便有了权威。
不妨再打一个音乐方面的比喻，鲁萨诺夫凭着他的特殊地位仿佛拥有一架木琴的全副键板，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愿望和选择，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敲击键板上的任何一只键。虽然所有的键都是木头做的，但发出的声音却各不相同。
有些键板，在操作的时候，特别讲究谨慎、细腻的方法。例如，倘若要暗示某一位同志，本人已对他有所不满，或者直接向他发出警告，让他有所收敛，鲁萨诺夫就善于采用各种特殊的方式打招呼。当那人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不用说，是对方先打招呼），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可以严肃地还礼，但勿须微笑；也可以把眉头一皱（这是他在办公室里对着镜子练出来的），稍稍迟疑一下，仿佛是在考虑，应不应该同这个人打招呼，值不值得，而只是在这之后才给予相应的还礼（这里也有文章：是把头全转过去，还是半转过去，或是根本不转）。这一短暂的停顿永远能收到很大的效果。受到这种稍微迟疑或态度有点冷淡的答礼的工作人员，脑子里就会开始认真检查自己可能犯了什么错误。可见，这一短暂的停顿在工作人员心中播下了疑惑的种子，这也许是挽救了他，阻止他失足，因为他已经处在危险的边缘，而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得悉这种情况似乎为时已晚。
比较厉害的方法是，在遇见某人时（或者打电话给他，甚或特地把他叫来）对他说：“请您明天上午10点钟到我那儿去一趟。”“现在可不可以？”对方必定会这样问，因为他想尽快弄清楚，为了什么事情找他，尽快结束他们的谈话。“不，现在不行，”鲁萨诺夫会温和地说，但语气又很严肃。他不说他有别的事情或要去开会，不，他决不明确说明原因，以便让对方宽心（妙就妙在这里），他会把“现在不行”这句话说得如此意味深长，让它能包含许多重要意思，而且不是所有的含义都是吉兆，“谈什么问题呢？”对方会这样问，也许他是斗了斗胆子，至少说是没有经验。“明天您就会知道，”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用悦耳的声调绕过这个不知趣的问题，避而不答。可是，到明天10点钟以前还有多少时间啊！还有多少事情要做！那个工作人员还得做完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跟家里的人交谈，说不定还要去看电影或到学校开家长会，然后是睡觉（有的能睡着，而有的睡不着），再往后便是第二天早晨，这时，早饭吃不下，因为这个问题老是有如针扎、鼠啃似地刺激着他：“他找我去谈什么事呢？”在这好多个小时之内，那个工作人员会在好多事情上感到后悔，会在好多事情上开始担心，暗自发誓再也不在会上跟领导过不去。而等到他按时去到那里，也许什么事情也没有，只不过是要核对一下出生的年月或文凭号码。
如同木琴的键板，不同的奏法可以按木键的音阶使声音逐渐升高，直到发出最尖、最刺耳的声音：“谢尔盖·谢尔盖伊奇（这是全企业的经理，当地的‘当家人’），请您在几号以前把这份表格填一下。”这时便会有一份表格递给那位工作人员，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格，而是存放在鲁萨诺夫柜子里的一切表格中最详细。最令人不快的一种，例如，接触秘密文件之前所要填写的那种。也许，根本不需要这位工作人员去接触机密，谢尔盖·谢尔盖伊奇也根本不知道有这么回事，可是大家对谢尔盖·谢尔盖伊奇都怕得要死，谁还会去问？那位工作人员接过表格，还得故意打起精神来，其实，如果他对档案中心隐瞒了什么，心里早就七上八下了。因为在这份表格上什么也没法隐瞒。这是首屈一指的表格。这是一切表格中再好不过的表格。
正是借助于这样的表格，鲁萨诺夫才得以迫使好几个女人同她们的根据第58条被监禁的丈夫离婚。这些女人无论怎样消灭痕迹，如不用自己的名义寄邮包，不从本市寄出，或者根本没有寄过，都逃不出这表格上那极其森严的“问题围栅”，要继续撒谎是不可能的。这围栅是只有一条出口：依照法律手续彻底脱离夫妻关系。凡属这种情况，手续从简：法院勿须征求囚犯的同意便可判决离婚，甚至判决之后也勿须通知他们。对鲁萨诺夫来说，最重要的是使她们的离婚成为事实，这样就可以避免罪犯那肮脏的手把尚可挽救的妇女从全体公民的康庄大道上拖走。至于这些表格本身，可说派不上任何用场。即使送给谢尔盖·谢尔盖伊奇看，也无非是当作笑料。
在总的生活过程中，鲁萨诺夫所处的半阴半阳、神秘莫测的特殊地位，使他对真正的生活过程有了深刻的了解，从而也使他得到了满足。人人都看得见的生活（生产、开会、厂报、工会基层委员会贴在出入口的布告、补助申请、食堂、俱乐部）并不是真正的生活，那只不过对不明底细的人来说是如此罢了。生活的真正趋向，不是声嘶力竭的大喊大叫所能决定的，而是由两三个彼此了解的同志在安静的办公室里心平气和地交谈或通一次语调亲切的电话决定的。真正的生活还流动在机密文件里，流动在鲁萨诺夫及其同事们公文包的深处，它会久久地悄悄跟踪某人，而且仅仅在倏忽间显现本相，露出血盆大口，向牺牲品喷吐火焰——随后便又躲起来，不知去向了。于是，表面上又一切如常：俱乐部、食堂、补助申请、厂报、生产。只是通过出入口的人当中缺少了一个——被解职、被除名、被清洗了。
鲁萨诺夫办公的地方也布置得与他的工作性质相称。这永远是个单独的房间，房门上最初包着皮革、镶有亮晶晶的包钉，后来，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多，还在门口增设了一个起防护作用的门斗，像只黑洞洞的箱子。这个门斗似乎是一种普通的发明，一点也没什么了不起：深度不超过一米，来者只不过在关上第一道门和尚未推开第二道门的时候多耽搁一两秒钟的工夫。但在决定性谈话之前的这一两秒钟，来者仿佛遭到一次短暂的囚禁：他看不到亮光，空气又不流通，他会感到自己在正要去见的那个人面前实在是渺小得可怜。如果说，他本来还有点胆量和自信，那么在这儿，在这只箱子里，胆量和自信也会不辞而别。
自然，几个人同时拥进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办公室是不可能的，被召见或在电话里获准前去的人，只能一个一个地进去。
办公地点的这种设施以及放人进去的这种规定，对于周密思考和有条不紊地履行鲁萨诺夫这个部门的职责是极其有利的。要是没有那个起保险作用的门斗，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是会感到不舒服的。
不消说，现实中一切现象都有辩证的相互联系，根据这一点来看，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在工作上的处事方式不可能不影响他的整个生活方式。随着岁月的推移，他和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不仅对火车上的普通车厢，就是对那对号的卧铺车厢也愈来愈不能忍受了，因为那里总是有人挤来挤去，有的穿着羊皮祆，有的带着提桶，有的背着麻袋。后来，鲁萨诺夫夫妇改坐包间软席车厢。不消说，鲁萨诺夫任旅馆也总是事先订好了单间，免得跟别的旅客住在一起。当然，要去休养的话，鲁萨诺夫夫妇也不是随便什么疗养院都肯去的，而是一定要去服务周到、环境和条件称心如意的地方，那里的浴场和供漫步的林荫小路得跟普通老百姓隔开。自从医生嘱咐卡皮托利娜·马特维耶夫娜要多走路以后，除了在这类疗养院里同身份相等的人相处，她简直感到没有地方可以走路。
鲁萨诺夫夫妇热爱人民，热爱自己国家伟大的人民，并为这伟大的人民服务，甚至准备为人民而贡献出自己的生命。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愈来愈无法忍受那些……居民。无法忍受那些执拗而任性、老是阳奉阴违、还经常提出什么要求的居民。
鲁萨诺夫夫妇对有轨和无轨电车、公共汽车特别反感，因为那里总是你推我读，特别是建筑工人和其他工人穿着肮脏的工作服拼命挤着上车的时候，会把机油或石灰蹭在你的外套上，而主要的是，那里所形成的不拘礼节的作风令人讨厌：拍拍肩膀请你递钱买票或传递找回的零钱，你就是为他们效劳，传来传去没完没了。徒步在城里走路又太远，而且很没有气派，与自己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因此，遇到公家的小卧车已出车在外或在修理的时候，帕维尔·尼古拉耶维奇会连续几个小时不回家吃饭，而是坐在办公室里等给他派车。能有什么办法呢？跟行人随时都有可能碰上不愉快的事，他们之中有的举止粗鲁、穿戴寒酸，有时还喝得醉醺醺的。衣冠不整的人通常是危险的，因为他们很少有责任感，想必也没什么可失去的，否则就会穿得整洁些。当然，万一发生冲突，民警和法律是会保护鲁萨诺夫的，但这种保护必然会来迟一步，只能在事后惩罚坏蛋。
如此看来，对世上什么都不感到害怕的鲁萨诺夫，开始害怕那些放荡不羁、喝得半醉的人了，而说得确切些是，害怕正面挨上一拳，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正因如此，罗季切夫归来的消息，起初使他那么惊慌。他倒并不是害怕罗季切夫或古宗按法律程序对他起诉，因为按法律程序他们是奈何不得鲁萨诺夫的。然而，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