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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作家果戈理的代表作《死魂灵》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基石，也是果戈理的现实主义创作发展的顶峰。别林斯基高度赞扬它是“俄国文坛上划时代的巨著”，是一部“高出于俄国文学过去以及现在所有作品之上的”，“既是民族的，同时又是高度艺术的作品。”
小说描写一个投机钻营的骗子——六等文官乞乞科夫买卖死魂灵（俄国的地主们将他们的农奴叫做“魂灵”）的故事。乞乞科夫来到某市先用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打通了上至省长下至建筑技师的大小官员的关系，而后去市郊向地主们收买已经死去但尚未注销户口的农奴，准备把他们当做活的农奴抵押给监管委员会，骗取大笔押金。他走访了一个又一个地主，经过激烈的讨价还价，买到一大批死魂灵，当他高高兴兴地凭着早已打通的关系迅速办好了法定的买卖手续后，其罪恶勾当被人揭穿，检察官竟被谣传吓死，乞乞科夫只好匆忙逃走。
《死魂灵》的发表震撼了整个俄国，在作者锋利的笔下，形形色色贪婪愚昧的地主，腐化堕落的官吏以及广大农奴的悲惨处境等可怕的现实，揭露得淋漓尽致。从而以其深刻的思想内容，鲜明的批判倾向和巨大的艺术力量成为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定杰作，是俄国文学，也是世界文学中讽刺作品的典范。
作者风采
果戈理（1809…1852）是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界的奠基人，被车尔尼雪夫斯基称之为“俄罗斯散文之父”。他出生于乌克兰一个不太富裕 的地主家庭。他所处的19世纪上半期，正是俄国农奴制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的时期。1830年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年，第一部浪漫主义故事集《狄康卡近乡夜话》，引起了当时进步文学界的注意，1835年，发表了中篇小说集《密尔格拉德》和《彼得堡的故事》，给作者带来了声誉。在描写“小人物”悲惨命运方面的作品中，以《狂人日记》、《外套》最有代表性。1836年发表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以现实主义手法，深刻而无情地揭露了官僚集团恣意横行，违法乱纪的丑恶面貌，获得了惊人的成功。1842年发表的《死魂灵》，辛辣地讽刺、暴露了地主阶级的贪婪和残暴，描绘了一幅丑恶、腐朽的专制农奴制画卷。
《死魂灵》（上）〔俄〕果戈理著
目录
第一卷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一卷
第一章
一辆漂亮的轻便马车赶进省会Ｎ市一家旅馆的院里，马车车身不大，却装有弹簧底盘。坐这种车的一般是单身汉：退役的中校啦，上尉啦，家有一百来个农奴的地主啦，等等，总之，全是些被称为中等绅士的人。马车里坐着一位先生，虽不是美男子，可也还算英俊；不太瘦可也不很胖，不能说他太年轻，可也不能说他老。此人的来临在市里并没有引起什么异常变化，也没有带来任何轰动，仅有两个俄国乡下人站在旅馆对面的酒店门口发了几句议论，可是他们议论的与其说是车里的乘客，倒不如说是那辆马车。他们一位对另一位说：“伙计，瞧那轱辘！
如果上莫斯科，这车轱辘能不能拉到？“那另一位伙计答道：“能拉到。”
“如果上喀山呢，我看，够拉到的吧？”“上喀山可拉不到”，另一位答道。议论到此为止。再有就是马车驶近客店的时候，对面遇到过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穿着一条白条纹又细又短的布裤子，一件苦心模仿时新式样的燕尾服，里面露出一件罩胸，用图拉产的一只小手枪式样的青铜别针别在衬衫上。年轻人转身看了看马车，便用手捂着险些被风吹掉的帽子，迳直走过去了。马车一进院，一位伙计的欢迎，是注定的——这种伙计在俄国客店里也叫店小二，殷勤麻利，会围着你团团转，弄得你眼花缭乱，连他的长相都看不准。却说那伙计灵巧地跑了出来，一块大餐巾搭在胳膊上，细长的身材，穿着一件细长的线呢外套，衣服后身儿高得几乎要顶到后脑勺上去了。他甩了一下头发，便赶快把这位先生带上楼穿过木走廊去看上帝恩赐给这位先生的房间去了。这是大家都清楚的一种房间，也就是说和各省会里常见的那种客店一模一样，往来客商一昼夜只须花上两个卢布就可以住进这样一个房间。房间里有象黑枣干一样从各个角落探头探脑地偷看着的蟑螂，还有一扇通往隔壁房间的门，总是用一口五斗橱挡着；一位旅客通常住在隔壁房间里，尽管沉默寡言，举止文静，但却非常好奇，极想知道隔壁来人的各种底细。客店的外观同它的内景十分相配：一幢很长的楼房，共有两层；没有刷颜色的墙底层，暗红色的砖暴露在外边，本来就有些脏，再加上风吹雨淋，色调变得更昏暗了；千篇一律的黄色则是上层；楼下开着一些小铺，出售马轭、绳子和小面包圈儿。在把边儿的一个小铺里，或者确实些说，在把边儿的一个窗口里出售热蜜水，一个红铜茶炊放在窗口，售热蜜水的人的脸也跟那茶炊相仿，是红铜色，因此从远处看去还会认为窗口放着两只茶炊呢，要不是另一只茶炊上长着一把漆黑的胡子的话。在前来住宿的这位先生打量自己房间的时候，有人拿进来了他的行李：先是一只白皮箱，已经有些磨坏，表明它已不是第一次被带着上路了。皮箱是车夫谢利凡和手下彼得鲁什卡抬进来的，——谢利凡，个子矮矮的，一件光板皮袄穿在上身；彼得鲁什卡三十来岁，穿一件肥大的旧外套，看来是老爷穿过给他的，这年轻人看上去显得有些凶悍，嘴唇和鼻子都很大。继皮箱之后一只用美纹桦木精工镶嵌的小红木箱子，一副靴楦子和一只用蓝纸包着的烤鸡，被拿进来。这些东西都抬进来以后，车夫谢利凡便到马厩侍弄马匹去了，亲随彼得鲁什卡则把自己的住处整理在黑洞般的狭窄的过道里。他已经把自己的大衣拿进来了，同时也把他身上特有的一种气味带进来了，随后拿进来的那个装着仆人需用也有这种味道的各种衣物的袋子。在这个黑洞里，他靠墙安放好一张三条腿的窄床，把一个很小的象垫子似的东西铺到床上，这东西又硬又薄，象一块死面油饼，上面的油腻也可能赶上他从店主人那里要来的那张油饼了。在仆人们安顿和干活的时候，到大厅里来了主人。这种客店的大厅是什么样子——每个经常出门的人都很清楚：那也是用油漆刷过的墙，高处被烟熏得乌黑，低处被各种过往客商的脊背蹭得锃亮；不过来用脊背蹭墙的更多的还是本地的商人，因为在集市贸易的日子里当地商人经常三五成群地在这里来喝上两壶茶；那天花板也被烟熏得乌黑；垂挂着许多玻璃坠儿的枝形烛架，也被烟熏得乌黑，当伙计熟练地晃动着茶盘（茶盘上摆着那么多茶碗，简直象海边上落的海鸟似的）跑在磨得破损不堪的地板胶布上的时候，这些玻璃坠儿就晃动着，发出清脆的响声；墙上也跟别处一样挂满了油画，一张画上画的仙女，那乳房之大，一定是读者从来不曾见过的。不过，在各种历史画上也时常可以看到这种畸形夸张的手法，这种历史画不知何人、何时从何处带到我们俄国来的；有的是一些爱好艺术的高官显贵听信他们的马车夫的建议从意大利选购来的。新来的这位先生摘下帽子，一条五颜六色的毛围巾从脖子上摘下，——已婚者围的这种围巾，都是太太亲手织的，而且交付使用时还要娓娓动听地教授一番围法；单身汉围的，那只有上帝知道是谁给织的了，我是从来没有围过这种围巾的。他把围巾解下来后便吩咐吃午饭。于是给他端上了客店里经常准备的各种菜肴，如青菜汤和特意为旅客留了几个星期的酥皮小煎包，牛脑烩豌豆，油煎小灌肠配焖白菜，烤肥母鸡，酸黄瓜和随叫随到的常备的酥甜点心。在给他上这些热菜和冷盘的时候，他就叫伙计（或者称为店小二）来回答他各种无聊的问题——这家客店的东家从前是谁，现在是谁，客店钱赚多少；当问到掌柜的是否是一个大坏蛋时，伙计照样回答说：“噢，先生，他可是个大骗子啊。”
在文明的俄国现在也如同在文明的欧洲一样有很多身份高贵的人在客店里吃饭非同伙计闲谈一阵不可，有时甚至还要拿他开开心。不过这位先生可并非都问无聊的问题：他极其详细地打听了谁是此地的省长，谁是公证处长，谁是检察长——总之，没有漏掉一个重要的官员；但各个地位显赫的地主的情况：他问得更为详尽乃至深表关切的是有多少农奴，住处离市区多远，连脾气秉性怎样以及隔多久进一趟城都问到了。他也详细地打听了本地区的情况：省里是否流行过什么瘟疫——流行性疾病啦，致人死命的疟疾啦，天花啦等等，极其仔细认真地问这一切，可见他决不是单纯的好奇。这位先生的举止很有派头，声音特别响得拧鼻子。摸不清他是怎么弄的，不过他的鼻子确实象喇叭一样响。这个看来微不足道的长处却赢得了客店伙计的许多尊敬，于是那伙计每次听到这种声响都要甩一下头发，身子毕恭毕敬地挺一挺，低下头，说一句：有什么吩咐吗？吃完饭以后，这位先生享用了一杯咖啡，便坐到沙发上，在背后塞了一个靠垫（俄国客店里的靠垫，不是有弹性的羊毛装在里面，而是一种极象砖头瓦块样的什么东西）。随后，他就打起哈欠来，于是吩咐伙计送他回房间去；回到房间倒头便睡，一睡就是两个小时。睡够起来，便应客店伙计的要求，在一个纸条上写下自己的官衔、姓名以便向有关方面申报警察局。伙计拿着纸条一边下楼梯，一边一个字一个字地吃力地读着：“六品官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奇奇科夫，地主，私事旅行。”在伙计吃力地读纸条的时候，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奇奇科夫已经动身到街上逛街去了。他好象还满意这个城市，因为他发现这城市丝毫不亚于其他省会：石造房屋上刷的黄色鲜艳夺目，是木造房子上朴素淡雅的灰色。房屋是一层、两层和一层半的，都有一个阁楼，省里的建筑师们认为这种阁楼是很美观的。有些地方的房屋好象要消失在如旷野一般宽阔的大街和无边无际的木板院墙中间；另一些地方则鳞次栉比的房屋挤成一堆，这里就显得热闹一些。常常可以看到一些被雨水冲刷得字迹模糊的招牌，隐隐约约可以看出上面画着面包卷儿和大皮靴，在一个招牌上画着一条蓝裤子，并写着“华沙裁缝店”
；另一个招牌上画着一些便帽和制帽，写着“洋商瓦西里。费奥多罗夫”
；还有一个招牌上画着在玩台球的两个人，身上穿着我国在剧院最后一幕戏结束时一些人登台去接见演员穿的那种大礼服，手里托着台球杆在瞄准，手臂微微后翘，两腿弯曲，好象刚刚完成了一个两脚悬空相踢的舞蹈动作。在这幅画下边写着“游艺场在此”。有些地方，干脆靠街摆着桌子，出售榛子、肥皂和酷似肥皂块的蜜糖糕饼。一个小饭馆招牌上画着一条大肥鱼，肥鱼上插着一把叉子。颜色发乌的双头鹰国徽还是最常见的，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