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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
“进屋吧！”管家婆说着，就转过身去，把背对着他，那后背沾满了面粉，下摆上撕了一个大口子。奇奇科夫走进宽敞而昏暗的弄堂，感到象置身冰窖一样寒气袭人。他从穿堂走进一间屋子，这屋子也同样是昏暗的，只有屋门下部的一个大裂缝透进一点点光线算是使这间屋子有了比较微弱的光亮。他开了这扇门，才最后走到了亮的地方，眼前的景象杂乱得使他感到震惊。看样子这家人好象是准备刷地板，暂时把全部家具都扔到这里来了。一张桌子上竟然放了一把破椅子，破椅子旁边放了一架座钟，钟摆早已停止摆动，蜘蛛已在上边结了网。桌旁，侧面靠墙倚着一个柜橱，里面摆着古式银器，几只长颈玻璃瓶和中国瓷器。一张老式螺钿写字台有些地方贝壳薄片已经脱落，只留下一些露着黄色胶渍的小槽。那写字台上摆的东西五花八门：一摞写得密密麻麻的纸——上面压着一个已经发绿了的、卵形把手的大理石镇纸，一本红裁口皮封面的古书，一个从圈椅上掉下来的扶手，一个已经干枯了的榛子大小的柠檬，一只装着什么液体、里面浮着三只苍蝇、上面盖着个信封的高脚杯，一片不知从哪儿拾来的破布，一块封蜡，两支满是墨水斑渍、干得象得了肺病似的鹅毛笔，一根已完全霉黄了的牙签——或许是这家主人曾在法国人一八一二年入侵莫斯科以前用它剔过牙。墙上胡乱挂了挨得紧紧的几幅画：有一幅发黄了的长条版画，画面是一场大会战，上边有巨大的战鼓，有呐喊着的戴三角帽的士兵和淹在水里的战马，安在一个红木镜框里，没有装玻璃，镜框上嵌着一些细铜丝，四角镶着铜圈。旁边挂着一幅已经发乌了的大油画，足有半堵墙，画的是水果、花卉、野猪头、切开的西瓜和一只倒挂着的鸭子。天花板正中挂着一个用粗麻布袋子罩着的枝形烛架，上面落的灰尘使它很象里面蜷伏着一只蚕的茧。屋子旮旯地板上是一堆很粗糙、没有资格躺到桌子上的东西。这堆里究竟有些什么东西，难以推断，因为上面落了厚厚的一层尘土，只要碰上去，任何一只手，就会变得跟戴上手套一样；看得最清楚的是有半截木头和一只旧靴底，由于它们探出了头。要不是桌子上放着一顶戴旧的老式睡帽，那是无论如何不能说这间屋子里是住着活人的。当他观察着这怪诞的摆设时，侧门开了，他在院里遇到的那个管家婆进来了。不过这次他看清楚了，此人与其说是位管家婆，倒不如说是管家：管家婆起码是不会刮胡子的，然而此人，是刮了胡子的，但看来刮得并不勤，因为他的整个下巴以及两腮的下半部很象马厩里刷马毛用的铁刷子。奇奇科夫脸上现出疑问的表情，急不可耐地等着管家开口。管家也在等着奇奇科夫先开口。奇奇科夫对这种莫明其妙的接待感到惊讶，最后下决心问了一句：“主人呢？在自己屋里吗？”
管家说。“主人就在这里，”
“在哪儿呢？”奇奇科夫又说了一句。“先生，怎么，您瞎吗？”管家说。“唉！我就是主人嘛！”
一听这话，我们的主人公不由得后退了几步，仔细打量一会儿。各种各样的人，他见过不少，甚至我同读者永远也不会见到的人他也见过，但就是没有见过这样的人。这人长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脸跟许多瘦老头子的脸相似，然而下巴向前凸得特别长，使得他每次吐痰时必须用手帕先把下巴遮住，以免痰落到那上面去。两只小眼睛还没有丢掉光泽，在浓密的眉毛下边滴溜溜直转，那样子很象一只老鼠从黑糊糊的洞口探出头来，摆动着胡须，警惕地竖着耳朵，留神察看着，是否在什么地方藏着一只猫或者一个淘气的孩子，并且闻着空气，看有没有可疑的味道。最耐人寻味的还是他那身打扮：不管花多大的力气，用什么方法，你也搞不清他那罩衫是用什么东西拼凑起来的：两袖和前襟沾满油污，鲜明闪亮，象做靴子用的油性革。一般衣服的后身下摆分成两片，他的却分成四片，还露着棉花。他脖子上也很难辨别围的是一件什么东西：象一只长筒袜子，又象兜肚或者一条吊袜带，但无论如何不是一条领带。总之，奇奇科夫要是在教堂门口遇到这种打扮的人，准会施舍给他一个铜板。由于我们的主人公有一个颇值得称道的优点，那就是他的心肠非常软，无论如何也忍不住要给乞丐一个钢板，但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地主而不是乞丐。这个地主有一千多个农奴，谁不信可以试试看是否找到另一个人能有这么多的谷物、面粉和庄稼垛，能在库房、粮仓和干燥房里堆满这么多粗麻布、呢绒、熟羊皮、生羊皮和各种鱼干、蔬菜。他的工具房贮存了那么多从来不用的各种木料和器皿，谁要是去瞟一眼，准会觉得自己是走进了莫斯科的木器市场——那里每天都有一些会过日子的丈母娘和婆婆们由厨娘跟随着去购置日用器皿，那儿旋的、钉的、编的、漆的，各种器皿应有尽有；敞口矮木桶、封口圆木桶，双耳木桶，带盖木桶，无嘴木桶，有嘴木桶，细颈球状木桶，篮子，婆媳们捻绳时放麻团和其他杂物的笸箩，用薄薄的白杨树皮做成的各种盒子，桦树皮做成的木盖木底的小圆筒和俄国穷富都用的各种其他器皿，堆积如山。普柳什金要这么多什物干什么呢？
尽管有两个目前这么大的庄园，他一辈子也用不完，——但是他仍感不足，仍然嫌少。他每天仍然要在村子里转悠，眼睛不断地瞄着路边桥下，不管看到什么——旧鞋底也好，娘儿们的破布也好，瓦片也好，铁钉也好，他都要拿回家去，扔进奇奇科夫看到的那个墙面里的破烂堆。庄稼汉们一看到他走出家门来捡东西，就说：“清道夫又出来扫大街啦！”街道在他走过之后也的确不用再扫了。有一次一个过路的军官落了一根马刺，那马刺转眼之间就进了大家都知道的那个破烂堆。要是有个婆娘一马虎把水桶忘到井边，他也会把水桶提走。倘若让哪个庄稼汉当场看到，他会立即物归原主，也并不争辩；但是不管什么一经落进他那破烂堆里，那就一切都完了：他会对天发誓，说东西是他的，是某月某日从某人手里买来的，或者是他的祖父留给他的。在自己屋里他也是见到什么捡什么，一张废纸，一块封蜡，一根羽毛都要捡起来，堆到写字台或者窗台上。但是当年他却只不过是一个俭朴的当家人哪！那时他有妻室儿女，邻居常到他家来好好地吃上一顿饭，向他请教治家之道。一切都生气勃勃、有节奏地运行着：制毡厂、水磨在开动，呢绒厂、纺纱厂、木工房在生产。主人的锐利目光明察秋毫，面面俱到；他象一个勤劳的蜘蛛，忙碌而麻利地在家业这张蛛网上四处奔波。他的脸上从来没有流露过强烈的表情，但是那双眼睛里却闪烁着睿智。客人都很乐于倾听他的高论；他的谈吐深谙人情世故。热情而健谈的主妇好客之名远近皆知。两个可爱的姑娘常常跑出来欢迎客人，她们俩娇艳得象玫瑰花，都是浅黄色头发。他的儿子——一个活泼的孩子——也随着跑出来亲吻客人，不理会客人对此高兴还是不高兴。那时家里的窗户全开着。阁楼上住着法国家庭教师，他枪法很准，脸刮得很光：他经常带回几只乌鸡或野鸭供午饭佐餐，有时也只拿回一些麻雀蛋，嘱咐给自己摊一张雀蛋饼，因为全家人再没有别人吃它了。阁楼上还住着他的一位女同胞，那是两个姑娘的家庭教师。主人到餐厅吃饭时总是穿着常礼服，尽管旧一些，但却整洁，没有什么地方打了补钉。两肘也完好：可是善良的主妇去世了；一部分钥匙以及随之而来的一些家务琐事便转到了他身上。普柳什金变得更加坐卧不宁了，也象所有鳏夫那样常犯疑心病，越来越吝啬了。对长女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他不能充分信任，这倒是做对了，因为她不久就跟只有上帝知道是哪个骑兵团的一个上尉私奔了，在什么地方的一个农村教堂里很快地举行了婚礼，她知道父亲不喜欢军官，——普柳什金有一种奇特的偏见，认为军人全是败家子和赌棍。父亲只是随后诅咒她一番，但并未费神去追寻她。家里显得更空旷了。主人身上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吝啬的特点来。粗硬的黑发中已闪耀着银丝，而银丝则是吝啬的忠实伴侣，它更加助长了吝啬的发展。法国教师被辞退了，由于儿子到了该做事的年龄。法国女人被赶走了，因为以后进而发现在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被拐走的事件中，她并不是清白无辜的。儿子呢，父亲的意思是打发他去省城到官厅找个好差事，但他却进了军队的一个团，手续全都办妥之后，才给父亲来信要钱买军装；却正象俗语所说那样，碰了一鼻子灰，这是极其自然的。最后，留在身边的小女儿也死了，因此老头子就开始身兼数职，既是看守自己家产的更夫，又是自己家产的所有者和保管人。孤独的生活给吝啬提供了丰盛的食物。大家清楚，吝啬象饿狼一样，越吃胃口越大。人的情感在他身上本来就不多，现在更是日渐减少了；这个老朽不堪的废物身上每天都要丧失一些人的情感。正好这时好象为了证实他对军人的看法似的，他的儿子玩牌又输了个精光。他心口如一地给儿子送去了作为父亲的破口大骂，以后就再也不想知道他儿子还活在世上没有。他家的窗户每年都有一些要钉死，最后只剩下两个窗户没有钉，其中一个——读者已经看到了——是糊着糖纸的。他的家业的主要部分每年都陆续从他眼里消除，他那短浅的目光只看到他在屋里捡起来的鹅毛和纸片。他对前来收购农产品的商人越来越不肯通融，商人们跟他讲价钱，也是，最后干脆不来了，说他是个鬼，而不是人。干草和粮食烂了，庄稼垛和草垛变成了纯粹的粪堆，能在上面种白菜；地窖里的面粉硬得象石头，必须用斧子砍；粗麻布、呢绒和家织布呢，碰也不敢碰——一碰就成灰。他自己也慢慢忘掉了他什么东西有多少，只记得橱柜的什么地方放着玻璃瓶，里面还剩了一些什么酒，并且亲自在瓶上做了记号，以防有人偷喝，再就是还记得什么地方放了一根鹅毛或者一块封蜡。然而租赋的数量却一仍旧贯：农夫该交多少代役租仍交多少，女织工该交多少匹麻布仍交多少，农妇该交多少坚果仍交多少——取来的东西全都堆到仓房里，全都变成了烂泥或破烂，他自己也最后变成人类身上的一块破烂。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带着小儿子也来过两次，想看看是不是能弄点儿什么回去；看来，同骑兵上尉一起过的戎马生涯并不如婚前所想象的那么吸引人。普柳什金还算原谅了她，并且还把放在桌子上的一个钮扣拿给小外孙玩了一会儿，但是钱却分文未给。第二次，亚历山德拉。斯捷潘诺夫娜带来了两个孩子，还给他带来一件新便袍和一个当茶点吃的奶油甜面包，——由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