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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翻上老皇历了。什么逃难，还不是万延元年大暴动以前才有的事！”
“哪儿啊，我就见过逃难，仗打败了，占领军坐着吉普车开进来那会儿，老人啦，动不了的人啦，全搬到山谷里去了，全村的壮丁不是都跑到林子里去了？那就是逃难！”阿仁的话里满是顽固愚钝的自信。
“阿仁，那可不是！头一辆吉普车开来时，我就在山谷，我可知道，美国兵还给我瓶龙须菜罐头呢，可大人们谁也不知道能不能吃，末了还是交到小学教员室那儿去了。”
“才不是呢！大伙儿可都逃难来着！”阿仁不为所动，固执己见。
“蜜三郎先生，阿仁她脑袋有点毛病！”阿仁一直缄口不言的丈夫插嘴说。听了他的话，孩子们都表现出令旁观者感到难过的不安，骚动起来。
我不由得想起，在我那个仓房遭到袭击的噩梦里，觉得阿仁真是个绝对无处可逃的人，可你瞧阿仁，她那被肥肉挤得像肚脐似的小眼睛，让白雪晃得眯成一条缝，她用牙咬着薄薄的嘴唇，露出肮脏的，仿佛布满鳞片的耳朵，真像安上了手柄的一轮圆月亮！她的身体虽然发育失调，可分明保持着那么一种坚定的理智，她做出的疯狂的举动或许是阻止出售门房独间儿的新战术吧。然而应该领教阿仁的这番计谋的实在不该是我，该是鹰四，鹰四已经变卖了包括阿仁住处在内的根所家的全部地皮和房产，若是大家能认清鹰四穷凶极恶的本性，这也全然有赖于他能够轻而易举比背叛这个肥胖绝伦、满心绝望的中年妇女那可怜的计策。这毕竟是一种特殊的感受性。
“大洼村全完了！人心都坏了！”阿仁说。“昨晚的除夕夜，从村里，从‘乡下’来了多少人到有电视机的人家疯挤，闹得人家都没法儿准备过年了，什么也干不了。好可怜啊！”
“你们也去看电视了？”我问孩子们。
“啊，去了！看红白歌会来着。要是哪家关上窗闸板偷着看电视，大伙就气得擂他的窗闸板！”阿仁的次子自豪地回答。
“孩子们走东家串西家，直闹到家家的电视机全都歇了气，还不肯回家呢！”
在我回到仓房二楼的小窝里之后，阿仁一家人冒着大雪慢慢腾腾地向上房挪去。那是给鹰四他们拜年去了。从窗子往下看，阿仁的身体简直像个摇摆不停的雪人，中间那颗圆脑袋已经秃了顶。没一会儿，我又从仓房的窗子瞧见，几个年轻人抱着阿仁，将她搬进门房去。那做坏事的家伙踢着积雪，在抬阿仁的年轻人周围跳来跳去，尖声喊着指挥他们。于是，阿仁的孩子们像是忍俊不禁，便爆发了一阵天真烂漫的大笑。
一月四日早晨，为打长途电话，我第一次下山。连下了几天雪，但通向村公所前面广场的那条狭窄的石子路却并不难走。船底型的路上落着薄薄的一层新雪，下面的雪早被踩硬实了。在这几十个小时里，山脚下的那些男人们为庆贺新年，聚在一起喝得酩酊大醉，可这些足球队的少年们却排着队，踏着雪，跑上跑下，大运动量地训练着。走过超级市场时，我见到的是令人担心的不祥情景，给人一种莫明其妙的不和谐的感觉。眼下的超级市场，紧闭着黄绿斑驳的大门，宛如一辆涂着迷彩的战车。几个从“乡下”赶来的农妇候在檐下，像事先约好了似的，一人带一个小孩，呆呆地站在那儿。既然她们胳膊上挎着空空的购物篮子，那么她们大概是为了买些东西才在这儿等超级市场开门。有的孩子已经累得蹲到了雪地上。看来店门前的这帮农妇已坚韧不拔地等候了很久。自从元旦以来，超级市场就一直没有营业。现在，大门依然紧闭，也见不到店员的影子。那么，“乡下”的这帮女人提着空篮子在这里等个什么劲儿呢？
我满腹狐疑地步过去。让超级市场挤兑得早已偃旗歇业的山脚下的几家店铺，一律是房檐低垂，屋内昏暗，房主们只能躲在最黑暗的角落朝外边窥视。白雪皑皑的石板路上人迹罕至，我甚至见不到一个行人，好打听一下“乡下”的那群女人干嘛要怪模怪样地守在那里。而且就算有谁到这条石板路上来，只要我走上前去搭讪，他就可能就地解手以避开我。邮局的服务员，我等长途电话时，他总能同我聊聊吧？可那邮局也同歇业的店家一样，不扫檐下的积雪，任其堆在门前。
只有一扇前门打开着。我跨过门前的雪堆，走进邮局昏暗的屋里。窗口找不到一个服务员。于是，我大呼小叫地要不知躲在哪里的服务员替我接通长途电话。
“雪把电话线压断了，通不到市外！”立刻就有一个老人，从与我近得令我意外的那个低处的角落愤愤地回答。
“什么时候能修好啊？”我说。那声音唤起了我一部分陈旧的记忆。
“修电话的那帮小子住在根所家，叫他们他们也不来干活啊。”老人说。他激愤的声音越发高亢起来。我想起来了，他是我小时候就这么易怒而平庸的老邮政局长，可我到底没有搞清，他是用怎样的一种姿态躲在这样低的地方工作的。我转过身来，还是往超级市场的方向走，注意到前面有两个男人相对而立，轮番把手伸向对方的头顶。只是回去的路上风裹着雪花迎面扑来，我躲避不迭，低埋下头走近他们，却早忘了看一看他们到底做些什么。我惦记着在紧闭的大门前傻等的那群“乡下”女人们。走近一看，非但那些女人还站在原地，这短短的时间里竟又多出了十几个人。女人们还是沉静地伫立守候，只是刚才还在跑来跑去、或是蹲在雪地上的小孩子们现在却已经怯生生地抽噎着，搂住妈妈的腰。我停下脚步，想打听一下发生了什么事，可在我面前，又有一群男人正在大打出手。他们与我离得这么近，令我感到害怕，又很是大惑不解。对这种有如约会的规规矩矩，默不作声的斗殴，我只好盯着看。
山脚下几个已过中年、一本正经的男人，都穿着没打领带的西装（这还是山脚地区最常见的盛装），一个个烂醉如泥。他们古铜色的脸上闪着热气，喷将出来的狂烈的气息，在风雪中犹如沸水一般。他们全然不管满脚的积雪，踩在松软的雪堆里，更加坚定从容，双眼稳稳地站住。每一出手，他们紧握的拳头总会打到对方的耳朵，下颚或者脖子。这简直是一群训练有素的斗犬在嘶咬：愚钝坚忍，默默无声。这时，一个矮小的男人脸上酒后的红晕眼见着消失了，几乎缩成了一团。然而他又挨了一下，于是一声惨叫从他那苍白干硬的脸上的皮肤渗出热汗似地涌了出来。可是，他却匆匆地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拽出个什么东西，用手攥着它，打在对方的嘴巴上。随着一声用铁钩撬开牡蛎似的闷响，一小块带着红血泡的碎片向我这边飞来。那被打的男人双手捂着依旧醉红的下半边脸，弓着腰朝我跑过来，打人的男人放开脚步全速追赶。我分明地听到了挨打人精疲力竭衰弱的呻吟，也听到了追赶人呼呼的喘气声。我转过身目送他们渐渐跑远。然后，我蹲下来，想看看到底是什么东西落到了脚边的雪地上。那雪地早已被踩得一塌糊涂，却还清洁白净，上面有一块杏核大小红色的凹陷。在凹陷的底里，有一颗黄褐色的树芽般的东西，它小小的根部还粘着什么玫瑰色的形如木耳的东西。我伸出手指把它拿到手里，猛然感到心里绞痛般的恶心，将它扔了出去。那是颗带根的残缺的牙齿。我蹲在地上，活像只呕吐不止的狗，孤立无援，虚弱无力地环视着四周。超级市场大门前的女人们，依旧木然地盯着天空兀立不动，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的小孩子们紧紧抓住母亲粗劣的外套的下摆怯怯生生地往这边偷看，好像我成了他们的新的威胁。周围人家里，人们一定是一直在肮脏的玻璃门后的阴影里窥视着这一幕，但他们却缩头缩脑，不肯出来。我慌得撒腿就逃，脚踩着路边还没踩实的软绵绵的积雪，满心是梦魇中遁逃时无依无靠的焦灼，一口气逃到石子路上去。
我震惊不已。自从把自己关在仓房以来，我第一次感到自己想与鹰四谈一谈了，我要谈谈我刚才遇到的这一切。我把鹰四叫到上房的檐下。在房里合宿的少年们正干得热火朝天，我不愿意进去。
“从元旦开始，山脚那边就总是在打架啊，阿蜜。”鹰四回答。他倒是全神贯注地听了我的讲述，但全然不睬我极度的震惊。”村里的大人们近来总是火气很大，新年放假，除了喝酒就没有别的事儿做，往年都是那些小伙子早早儿地就生事打架发泄一下，可是这些‘一等乱民’现在正和我住在一起刻苦训练呢。所以呀，没法子，懂事理的大人们才开始自己打架。原来，他们看见年轻人打架，要么袖手旁观，要么调停说和，好借此渲泄一下心中郁积的暴力情绪，可现在，他们自己也打个不停了。可他们打起架来，怕是没人出来劝架吧？成年人打架可和年轻人不同，他们彼此打成一团的话，谁要是参预进去，又不吃亏怕是难了。这样一来，他们打架，也就无人过问，没完没了了！”
“反正我可是没见过像他们这么打架的，那些人把牙都给连根打下来了！”我唠叨着，心里很难接受鹰四那和平常一样的平静的分析。”他们就那样一声不吭，挥着拳头使足力气打来打去。就是喝醉了，这也不对劲么，阿鹰！”
“在波士顿，我去参观过总统的故居。演《我们自身的耻辱》的那帮人结队去过。我们坐小客车回家路过贫民区时，就看见两个黑人青年打起来了，其中的一个举起砖头吓唬人，那人的前胸和肌肉可差点劲儿。对方呢，却站得远远的，迎接挑衅。就是我们的车从他们身边开过去的那一刻，那个一时疏忽的男人，向前凑得太近了点，结果，砖头一下砸在他头上，他摔倒在地，脑袋砸开了瓢，脑浆都出来了。可在附近居住的人，全都坐在家里阳台的摇椅或者是大扶手藤椅上，一声不响地盯着看。山脚那里的暴力不过只是停留在打掉一颗牙的程度，还没有出过人命呢。我们日本人打起架来，不是思前想后不敢打，就是体力不佳打不动，可在心理上，恐怕倒是应该承认，山脚那边和黑人滋事的贫民区没有什么两样。”
“可能是吧。在我记忆当中，山脚那边，而且是一大早就那样公然大打出手，真还是头一遭。搁在从前，要不了打这么凶，小孩子们早就跑到派出所去叫巡警了。可是今天早晨，人们都只会躲在家里，冷眼旁观呢，阿鹰！”
“派出所没有人嘛。还在刚开始下雪的那天深夜，巡警就让市里的电报召去了。下了这么多天雪，公共汽车也不通，电话线也被大雪压折的树枝给搞断了，这山谷里的人哪个晓得巡警们现在怎么欢度新年呢！”
鹰四的话，让我察觉出一种相当可疑的迹象。然而，我打消了问其究竟的想法。我又何尝不希望把自己同鹰四和他的那支足球队的活动隔绝开来。鹰四仍像着了魔似的义无反顾，我感到跟他走下去是危险而又麻烦的。而且时至今日，我再也没有心思对鹰四评足品头。
“超级市场过年放假吧？大门关着，可是门口却聚了一群‘乡下’女人，这是怎么回事？过年这一个星期似乎不靠超级市场、省吃俭用也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