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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礼结束后，守灵者和排着长队的送葬者散去了。我回到哈罗镇的小屋，在那里我母亲度过了她最后的几年，在那里抽烟，吃甜粉炸圈饼。我们母子相依为命，如今只剩我了。
我清点她的个人财物，把人死后要处理的文件放在一边，稍后再处理，先把要保留的物品放在一边，不要的、给慈善机构的物品放在房间的那一边，然后装箱。快整理完时，我跪下来看看她床铺底下还有什么东西，却发现它在那里。我一直在找而却不承认自己在找——那枚尘封的徽章，印着“我在惊悚园坐了过山车，雷科尼亚”。我把它紧握在掌心中，徽章的别针扎进我的肉里而我却把它握得更紧了，在疼痛中体验辛酸的快感。再摊开手，我泪眼蒙眬，徽章上的字变重了，互相叠在一起，发着微光，看起来像没戴眼镜看立体电影似的。
“满意了？”我质问这静谧的房间。“够了吗？”当然是无人应对。“你到底想干吗，到底为什么？”
仍是无人应对。为什么这样？你在排队等待生活，就这样。你在月光下排队，在充满邪气的月光里许愿，你排着队，听他们在过山车里尖叫，他们花钱受惊，花钱坐过山车总是钱有所值。也许轮到你时你却害怕得跑了。两者效果是一样的。虽然生活应更丰富多彩，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现实生活中，你只能：玩就玩了，做就做了。
带上你的徽章，离开这里。
刘宏
周涛译
下卷
第一篇 奇案神探
1．窃信案
〔美国〕爱伦·坡
没有比过分机灵更可恨的了。（原文是拉丁文。）
——塞内加（塞内加（前4—公元65），罗马哲学家，著作家，政治家。）
一八××年，秋天，巴黎，一个刮风的傍晚，天刚抹黑，我陪着朋友西·奥古斯特·杜宾一起在市郊圣日耳曼区多瑙街三十三号四楼他那间小小的后书房里，或者说书斋里，我自得其乐地一边沉思一边用海泡石烟斗抽着烟。至少有一个钟头，我们都保持着沉默；这时有谁闯进来看的话，恐怕只见两人全专心一意地沉浸在熏得满屋乌烟瘴气的袅袅烟圈里。不过我当时正在琢磨着薄暮时分我们谈论的某些话题；我说的就是毛格街血案和玛丽·罗热惨遭杀害的疑案。因此，忽见房门打开，闯进一位老相识，巴黎警察厅长，葛××先生，我就当做桩巧事了。
我们热情地接待了他；虽然这人简直卑鄙但也相当有趣，再说又有好几年没看见他了。我们原坐在黑暗里，这时杜宾站起身，想去点灯，可是一听葛××说，特地来跟我们商量，或者不如说向他讨教一些伤透脑筋的公事，就没点灯，又坐下了。
“如果是需要好好思考的问题，那还是在黑暗里琢磨的好，”杜宾缩住手，没去点灯，讲道。
“那又是你的一个怪想法，”警察厅长说，凡是碰到他理解不了的事，都称作“怪”，他就这样生活在层出不穷的“怪事”中。
“对极了，”杜宾说，顺手递给客人一只烟斗，还推了张舒服的椅子给他。
“这回又有什么困难了？”我问道。“但愿别是什么暗杀案子？”
“哦，不是；不是那种案子。其实，这桩事倒非常简单，我深信我们自己也对付得了；不过我看，杜宾总愿意听听这桩事的详细经过，因为这事真怪极了。”
“又简单又怪，”杜宾说道。
“嘿，可不；但也并不尽然。说真的，我们全给弄得莫名其妙，因为这事看看非常简单，可就是破不了案。”
“也许正是因为这事简单，才把你们弄迷糊了吧，”我朋友说。
“真是废话！”警察厅长尽情大笑，答道。
“也许这疑案未免有点太清楚了，”杜宾说。
“哎呀，天哪！谁听说过这种话？”
“未免有点太明显了。”
“哈！哈！哈！——哈！哈！哈！——嗬！嗬！嗬！”这位客人乐不可支，尽情大笑，“哎呀，杜宾，你早晚要把我笑死。”
“到底有什么事要解决的？”我问道。
“这个，回头就告诉你们，”警察厅长答道，一边不慌不忙、若有所思地深深喷了口烟，在椅子里坐好。“我只用几句话告诉你们；不过，没讲以前，让我提请你们注意，这件事需要绝对保密，要是给人知道我把这事泄漏给谁听了，我这个饭碗八成就要砸了。”
“说下去。”我道。
“要么别说。”杜宾道。
“那我就说了；我从最高方面听到个机密消息，说禁宫里丢失一份绝顶重要的文件。偷文件的是谁，已经知道了；这倒不消问的；人家亲眼看见他拿的。此外还知道，这份文件还在他手里。”
“怎么会知道的？”杜宾问道。
“看文件的性质就猜到了，”警察厅长答道，“再说文件一旦不在偷信人手里，马上就会引起某种后果，现在还没看到这种后果；——换句话说，就是他总想拿这份文件派个用场，现在派了用场。”
“再说得明白点，”我道。
“好，我姑且放胆说吧，这份文件一到了某人手里，某人在某方面就有了某种势力，而这种势力在这方面正是无限珍贵的。”警察厅长就好讲外交辞令。
“我还是不大明白，”杜宾道。
“不明白？好吧，要是这份文件给第三者看到的话，我暂且不说出这人的名字，那么就要影响到一位声势显赫的贵人的声望；拿着这份文件的人因此就可以摆布那个声望和安宁岌岌可危的贵人。”
“不过要这么摆布的话，就要看偷信人是否知道失主晓得他是作案的，”我插嘴道。“谁敢——”
“作案的，”葛××说道，“就是德××部长，他可敢作敢为，该做不该做的，都做全了。偷窃的方法真是又大胆又巧妙。那份文件——老实说，是封信——是失窃的那位贵人独处深宫时收到的。她正细看着这封信，冷不防闯进了一位贵人，她恰恰不希望这人看到信，慌忙中拼命想把信塞进抽屉里，塞来塞去塞不进，只好把拆开的信搁在桌上。好在收信人的姓名地址虽在面上，信里内容还没露出来，才没引起注意。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德××部长进来了。他眼睛尖，一下子就看到了信，认出信封上姓名地址的笔迹，注意到收信那位贵人的慌张神态，一眼看透了她的秘密。他照常匆匆办了几件公事，就拿出一封信，跟那封信倒有几分相像，他拆开信，假装看信，看完就挨着那封信并排放好。他又谈了一刻钟左右的公事才告辞，还从桌上拿走了不归他的那封信。收信人看见了，可是当着站在身边的第三者的面，自然不敢当场说破真情。那位部长匆匆走了；却把自己一封无关紧要的信留在桌上。”
杜宾跟我说：“刚才你问偷信人怎能随意摆布失主，现在该完全明白了吧——原来偷信人明明知道失主晓得他是作案的。”
“对，”警察厅长答道，“几个月来，他仗了得来的这份势力，用来作为政治目的，搞得非常危险。丢信的贵人日益深信必须收回这封信。不过这当然不能公开进行。到后来，她给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委托我来办理了。”
“我看，”杜宾呆在腾腾翻滚的烟雾里说，“找你这样聪明的密探真是再理想不过了，简直再也想不出第二个了。”
“过奖，过奖，”警察厅长答道，“不过人家倒也可能有这么种看法。”
“按你说，”我道，“这封信明明还在那位部长手里；因为信在他手里，还没派过任何用场，他才有这份势力。一派了用场，这份势力也就没了。”
“一点不错，”葛××说道，“我办事就是根据这份信念。头一件事就是彻底搜查这位部长的公馆；可又不能让他知道我在搜查，这事真叫我为难。我一上来就受到了警告，要是落下个把柄让他疑心我们的计划，就会招来祸殃。”
“不过，”我道，“你干这种调查工作倒实在是内行。巴黎警察以前经常办理这种事。”
“可不，因此我才不泄气。这位部长有个习惯，倒给了我极大方便。他经常整宿不在家。仆从并不算多。他们睡的地方离主人房间也有一段路，而且大多是那不勒斯人，一灌就醉。你们也知道，我有的是钥匙，巴黎的大小房间哪一间都开得开。三个月来，只要有空，我没一夜不是亲自出马，花上大半夜工夫把德××公馆搜个遍。这件事有关我的名声，何况，不瞒你们说，报酬也非常可观。因此，不到我完全相信这贼比我还要机灵，我决不放弃搜查。我看，屋里凡是可以藏信的角落都给我搜遍了。”
“虽然这封信可能在部长手里，事实上也确实在他手里，他总不见得把信藏在别处，不藏在自己屋里吧？”我提出。
“这倒不见得，”杜宾说道。“照目前宫里的特别情况看来，尤其是大家知道的德××脱不了关系的那些阴谋，那份文件就会马上派得着用场——这封信要便于立刻交出去——这一点跟把信捏在手里简直同样重要。”
“这封信要便于交出去？”我道。
“换句话说就是便于毁掉，”杜宾道。
“不错，”我道，“这信明明是在他屋里。可以说绝对不会在他身边。”
“完全正确，”警察厅长道。“他在路上碰到过两回抢劫，好像是路贼干的，我亲眼看着他给严密地搜过身呢。”
“你不必这么多费手脚，”杜宾道。“照我看，德××根本不是傻瓜，不是傻瓜才会料到要碰上这种路劫。”
“根本不是傻瓜，”葛××说道，“可他是个诗人呢，照我看，诗人和傻瓜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比罢了。”
“不错，”杜宾若有所思地深深抽了口烟，随后说道，“虽然我自己笔头上也造过孽，写过打油诗。”
“你详细谈谈搜查经过吧，”我道。
“说起来，其实我们也是慢慢地搜，到处都搜一遍。我对这种事有多年经验。我把整幢房子逐间逐间搜过；每间房间都花了我整整七个晚上。首先检查每间房间的家具。所有的抽屉都打开过；想必你们也知道，对受过正式训练的警察来说绝不会有什么秘密抽屉。在这种搜查过程中，有谁放过一只‘秘密’抽屉不搜，准是个傻瓜。这是明摆着的事。每只柜子的一定尺寸、大小都要计算明白。何况还有精确的尺呢。差一丝一毫都逃不过我们的眼睛。搜过了柜子搜椅子。椅垫都用细细的长针戳过，就是你们看见过我用的那种长针。我们还拆开了桌面。”
“干吗拆桌面？”
“有时想藏东西的人，把桌面，或是其他相同装配的家具的面子拆了开来；然后雕空桌腿把东西藏进空心里，重新盖上桌面。床柱头和床柱脚也是这么派上用场的。”
“难道空心听不出来吗？”我问道。
“如果东西放好，外面再裹足棉花，那就根本听不出来。再说，我们这回搜查决不能出声。”
“照你刚才这么说，家具里可能用来藏东西，可你们没法把这一切家具都搬开拆开啊。比方说，一封信可以卷成细细的螺旋卷，样子，大小，跟大号编织针没什么差别，卷成这样，就可以嵌进椅子的横档里。你们没把所有的椅子都拆开吧？”
“当然没有，可我们干得还要高明——用架非常精密的显微镜，把公馆里每只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