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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这惊人的议会中众多的人物身形逐渐模糊，仿佛只成了一些带颜色的暗影，很快便完全消失了。神奇的蜡烛熄灭了，查理及其侍从手中的蜡烛只照着被微风轻轻吹动的古老挂毯。好一阵子，还听得见一种相当悦耳的声音，目击者之一将之比作树叶丛中风的低语，而另一位则比之为竖琴调音时弦断之声。对幻象持续的时间，大家都有一致的看法，认为大约是十分钟。
黑色的帐幔、砍断的头颅、把地板染红的汩汩鲜血，一切都随那群幽灵而消失了。只有查理的拖鞋仍留着一点鲜红，如果当夜的情景并非深深印入他的脑海，即此一点鲜红已足以唤起他的记忆。
国王回到书房以后，便叫人把他的所见记录下来，要他的随从签字，自己也签了字。尽管人们小心翼翼，向公众隐瞒记录的内容，但甚至在查理十一生前便已很快被人所知。这份文件至今犹存，直到现在，没有任何人敢对其真实性提出怀疑。记录的末尾十分精彩。国王说：“如朕刚才所述有一言虚妄，联愿放弃一切享受更美好生活之希望，而这种生活朕理应得之而无愧，因为联业绩显赫，尤其热心以谋民众之福祉，并捍卫朕先人之宗教。”（如前所言，梅里美之叙述与记录多有出入，此段亦为记录所无。）
现在，如果人们想起古斯塔夫三世（古斯塔夫三世，生于一七四六年，在位时曾限制贵族之权利。一七九二年三月十五日，在一次化装舞会中被刺，三月二十九日去世。）死以及对谋杀他的凶手安卡斯特洛姆（安卡斯特洛姆，禁卫军之掌旗官，刺杀古斯塔夫三世之凶手，一七九二年四月二十九日被斩决。）的审判，一定会觉得这一事件与上述离奇的预兆不无关联之处。
指使安卡斯特洛姆的大概就是当着各等级代表的面被斩首的那个年轻人。
戴着王冠的尸体就是古斯塔夫三世。
而那个孩子则是他的儿子和继承人古斯塔夫阿道夫四世（古斯塔夫阿道夫四世，生于一七七八年，父死时年仅十四岁，由叔父苏德玛尼公爵摄政。由于治国无方，难拒外敌之侵，朝野不满，大失民心，于一八〇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被迫逊位。）。
还有，那老者大概就是古斯塔夫四世的叔父苏德玛尼公爵（苏德玛尼公爵，古斯塔夫阿道夫四世逊位后，王叔苏德玛尼公爵继位，是为查理十三，统治瑞典直至一八一八年。），他是王国的摄政，他侄儿被黜以后，他继位为王。
（查理十一，瑞典国王，生于一六五五年，卒于一六九七年。一六七二年即位后，建立绝对王权。）
张冠尧译
3．凶宅鬼影
〔法国〕普罗斯佩·梅里美
我在二十三岁那年动身到罗马去。我的父亲给了我十几封介绍信，其中只有一封写满了四页纸，是封口的。地址上写着：“烦交阿尔多布兰迪侯爵夫人。”
父亲对我说：“如果侯爵夫人风韵犹存的话，你就写信告诉我。”
我童年时就在他的书房壁炉上端看见挂着一幅肖像细密画，画上是一个十分漂亮的女人，头发上撒了粉，戴着一顶常春藤花环，肩上披着一块虎皮。画的背景有“罗马，一八××”字样。我觉得她的服饰很奇特，有好几次我询问这位贵妇是什么人。人家回答我说：“她是一个荡妇。”
我对这个回答并不满意，我猜想其中一定有什么秘密，因为对这个简单的问题，我的母亲咬紧了嘴唇，我的父亲显出一脸严肃的样子。
这一次，父亲交给我封了口的信时，偷偷地望了画像一眼；我自己不由自主地也这样做了，我思量，这个头发上撒了粉的荡妇可能就是阿尔多布兰迪侯爵夫人。自从我初识世事以来，我就从母亲的面色和父亲的眼色里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
到了罗马以后，我递交的第一封信就是给侯爵夫人的信。她住在圣马克广场附近的一间华丽的公馆里。
我将信和我的名片交给一个穿黄制服的仆人，他带我走进一间宽阔的客厅，光线幽暗，阴阴沉沉，家具陈旧。可是在罗马所有豪华的邸宅里都有名画家的图画。这间客厅里也有不少，其中有几幅尤其引人注意。
我第一眼就看出一幅女人肖像画显然是达·芬奇的作品。这幅画装在富丽堂皇的画框里，放在红木架子上，毫无疑问，这是收藏品里最主要的珍品。侯爵夫人还没有出现，我有充分的时间仔细研究一下这幅画。我甚至把画拿到窗户附近，以便在更明亮的光线下细看。很明显，这是一幅肖像画，而不是想象的人物画，因为画家不可能创造出这样的面部轮廓来：一个标致的女人，嘴唇相当厚，眉毛几乎连成一线，眼神既高傲又亲切。背景有她的盾形家徽，头上有公爵王冠。可是最使我惊奇的，是她的服装，除了头发不撒粉外，同我父亲的荡妇的服装一模一样。
侯爵夫人走进来的时候，我手里还拿着那幅画。
她一边向我走过来一边大声说：“真像他父亲！啊！你们这些法国人啊！法国人！他刚到就抓住了《卢克蕾蒂亚夫人》的画像。”
我赶紧为我的冒失而表示歉意，接着就用千言万语赞扬我大胆挪开的那幅达·芬奇的杰作。
“这确实是达·芬奇的画，”侯爵夫人说，“画的是卢克蕾蒂亚·博贾（卢克蕾蒂亚·博贾（1480—1519），是教皇阿历山大六世的私生女，结婚三次，扶助文学和艺术，雨果为她写了剧本《卢克蕾蒂亚·博贾》。）这位享有盛名的女人。我的所有藏画中，这是令尊最欣赏的一幅……啊！仁慈的上帝！你们父子多么像啊！我还以为看见二十五岁时的令尊了呢。他的身体怎么样？他在干什么？他会不会有一天到罗马来看看我们呀？”
尽管侯爵夫人没有撒粉，也没有虎皮，凭我的智慧，我第一眼就看出来她就是我父亲的那位荡妇。二十五年过去了，却未能使一个大美人的痕迹完全消失。她只是表情不一样了，化妆也不一样。她现在浑身穿黑衣服，下巴有三层，微笑很端庄，神情严肃而喜气洋洋，这一切说明她已变成一个虔诚的妇人。
她非常亲热地接待我，三言两语就给我介绍了她的房子、收入和朋友，朋友中有几个是红衣主教。
她说：“把我当做您的母亲吧……”
她谦逊地垂下眼睛。
“令尊嘱我照看您，给您忠告。”
为了向我证明她并不认为她所负担的只是名义上的差使，她立刻开始告诫我，对于像我这种年龄的年轻人，罗马有许多危险和陷阱，必须尽力躲避。我应该避免结交劣友，尤其是那些艺术家，只同她为我指定的人来往。总之，我听了一顿说教，我恭恭敬敬地点头称是，用合适的虚伪来回答她。
我正要站起来告辞的时候，她对我说：
“可惜我的长子小侯爵目前正在罗马他的庄园里，不过我可以介绍您认识我的第二个儿子唐·奥塔维奥，他不久就要当上主教。我希望您喜欢他，同他做朋友……”
她又匆匆忙忙地加上一句：
“因为你们年龄相当，他是一个温和而听话的孩子，跟您一样。”
她马上叫人去找奥塔维奥。我看见进来的是一个脸色苍白的高个子青年，神情凄苦，眼睛总往下垂，十分忧郁。
侯爵夫人不让他开口说话，就以他的名义答应给我以各种各样善意的帮忙，他的母亲每说一句，他就深深一鞠躬表示同意。我们说好，从明天起，他来带我到城里买东西，然后送我回阿尔多布兰迪公馆同家人一起吃晚饭。
我告辞以后在路上走不到二十步，后面有人用威严的声音喊我：
“唐·奥塔维奥，这时候您单独一个人到哪里去？”
我回过头来，看见一个肥胖的神父，他睁大着眼睛，从头到脚仔细端详我。
我对他说：“我不是唐·奥塔维奥。”
神父向我深深地鞠躬，不住地表示歉意，过了一会儿，我看见他走进了阿尔多布兰迪公馆。我继续赶我的路，为了被错认为未来的主教而心中有点得意。
我不顾侯爵夫人的警告，也许正是由于她的警告，我才急于去找我认识的一个画家。我同他在他的画室里消磨了一个小时，我们谈的是罗马能够给我提供什么样的娱乐，不管是否合法的娱乐。然后我谈起了阿尔多布兰迪。
画家对我说：“侯爵夫人有过一段放荡的生活，后来她认识到自己已经过了征服男人的年龄，就变得笃信宗教，十分虔诚。她的长子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整天只顾打猎和收受他的广阔庄园里的佃农交给他的地租。现在他们正在培养第二个儿子唐·奥塔维奥成为一个蠢材，他们希望他有一天会成为红衣主教。目前他在受耶稣会的监视。他从来不能单独外出。禁止他看女人，他每走一步都有神父跟在后面，神父是侯爵夫人家的最后一位朋友，负责培养他为天主服务；现在神父管理全家，几乎有专制暴君的权力。”
第二天，唐·奥塔维奥坐着马车来找我，跟着他寸步不离的是纳格罗尼神父，就是昨天把我错认为奥塔维奥的那个，他们愿意当我的导游。
我们停下来的第一所建筑物是一座教堂。唐·奥塔维奥模仿神父的样子，跪了下来，手拍胸（手拍胸脯表示悔罪。），画了无数十字。站起来以后，他指点给我看那些壁画和雕像，同我议论一番，完全是一个正常人和内行的样子。这使我感到又惊奇又愉快。我们开始闲聊起来，他的谈话讨我欢喜。我们说的是意大利语。突然间，他改用法语对我说：
“我的家庭教师不懂你们的言语。我们说法语吧，这样更自由些。”
简直可以说，换了一种语言把这个青年人也改变了。他的话里一点也没有教士味道。我还以为我听见的是我们外省一个自由党人在说话。我注意到他说话时语气平和，声音单调，同他使用言词的激烈构成鲜明的对照。这是他用来迷惑纳格罗尼的方法，已经养成了习惯；纳格罗尼不时要求我们解释一下我们说些什么。当然，我们的翻译是十分自由的。
我们看见走过一个穿紫色长袜的青年。
唐·奥塔维奥对我说：“他就是今天我们贵族子弟中的一个。讨厌的制服！再过几个月我就要穿上这样的制服了！”他沉默了片刻以后又说：“住在像你们这样的国家多幸福！如果我是法国人，也许有一天我会当上参议员！”
他的高尚的野心使我禁不住要笑起来，神父发觉了，我不得不向他解释，我们谈的是一个考古学家犯了错误，把贝宁（贝宁（1598—1680），意大利有名的雕刻家、建筑师、画家、剧作家和诗人。）所作的雕像视为古物。
我们回到阿尔多布兰迪公馆吃晚饭。喝完咖啡，紧跟着侯爵夫人就为她的儿子向我道歉，说她的儿子为了某些宗教仪式，必须回到卧室里去，我单独同她以及纳格罗尼在一起，神父倒在一张大沙发上，像个不做亏心事的人那样睡熟了。
侯爵夫人详细询问我关于我父亲的情况，又问巴黎，问我过去的生活以及将来的计划。我觉得她友好而善良，不过有点过分好奇，尤其是过分关心我的将来。她的意大利语说得非常好。我跟她学会了不少发音的方法，我决心要常常复习。
我经常去看她。几乎每天早上我都同他的儿子以及寸步不离的纳格罗尼一起去参观古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