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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德尔竭力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父亲病床周围。不过，他仿佛进入了催眠状态，只是麻本地盯着氧气罩和盖着毯子的父亲。
他看到父亲的第一眼就让他感到万分难过。在他走进病房时，心中想象父亲还是上次见到的样子。他的父亲，内森·兰德尔牧师，70多岁的老人了，还是那样仪表堂堂。在他的眼中，他父亲就像《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中高贵的主教，就像德高望重的摩西，他的双眼清澈明亮，而且天生的威力丝毫没有减退。他额头突出，白发已渐呈稀疏，慈祥的脸上眼眸宁静湛蓝，相貌英俊，而且鼻子坚挺。他额头上深深的皱纹，看上去更加严肃，让人敬佩。这兰德尔牧师一直有着一种无法言喻的风度，一种极为神圣的气派，这与他的工作极为和谐，他像是主耶稣的代言人似的，令他的教友和周围的人感到信任和敬佩。
可是，现在所见到的父亲，无情地打碎了他心目中存留的父亲的美好形象。兰德尔看着在透明氧气罩下面的父亲，骨瘦如柴，犹如一具埃及的木乃伊。头发枯黄杂乱，不再具有往日的光泽。他双眼紧闭，脸色憔悴，惨白，呼吸困难，全身好像已经毫无知觉。
对兰德尔来说，对同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如此仔细地观察，如此这样不可理喻而又确实存在于眼前，如此善良理应得到好报，但却弄到这般木然无觉和绝望，一直令他惊异不已。
一会儿，兰德尔就赶紧把视线从父亲身上移到旁边的椅子上，眼睛已经潮湿起来，他担心自己会忍不住失声痛哭。他无聊地看着眼前的一个小护士忙碌着。她面无表情，机械地忙得一刻不停。她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那只悬挂着的输液瓶、软管及墙上的挂钟上了。迷迷糊糊过了一段时间，大概有半个小时或者更长一些，莫里斯·奥本海默推门走了进来，帮助护士做一些检查工作。他已过中年，身体开始发胖，但很结实。他干练而自信。看到兰德尔后，握了握他的手，并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肩，算是无言的安慰，并许诺随时会告诉他病人的情况。
兰德尔默默地看着他给父亲做检查。过了一会儿，一阵倦意向他袭来，他闭上了眼睛，努力使自己振作起来，寻找合适的祝词，来为父亲祈祷。他却只想起了“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名字神圣无比”这句话，其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在他的头脑中，莫名其妙地出现了这几天发生的事。首先是万达小姐那个令人费解的电话，然后又想到了自己前一天晚上与达丽娜亲热的情景，想起她那对丰满的乳房，这时他不禁为自己害臊起来，重新又把注意力集中到父亲身上，思绪也随之回到了最近一次回家探望父母的事上来，那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再前一次则是3年多以前了。
他仍旧能感到在那两次回家期间他父亲对他非常的失望，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这位老先生清楚地表示对他那失败的婚姻不满意，不欣赏他的生活方式，不喜欢他对生活的玩世不恭和缺乏信仰。
回想起父亲对他的不满和失望，兰德尔在头脑中仍旧对此深表异议：他父亲用什么标准来衡量他呢？通过社会证明他成功了而他父亲却失败了。不过，他又转而一想，他自己的成功仅仅是财富方面的积累，不是吗？他父亲却用另一个标准来衡量他，这个标准是这位老先生衡量他自己和所有人的标准，通过这个标准，他发现了他儿子欠缺的东西。兰德尔还是不明白——他父亲具有的他所缺少的东西：信仰。他父亲有着坚定的信仰，因此使得生活充满了仁慈，生活有了意义。而他却没有这种盲目的信仰。
很正确，爸爸，他想。他确实没有信仰，没有信念，对任何事情都不信任。
怎样才能使人相信神灵呢？社会是不公平的，虚伪的，彻底腐朽的。人，许多人，就是一些凶猛的禽兽。人们能够随意虚构各种神灵，编制各种骗局，却无法改变现实的残忍，到头来都比作了烟尘，落得空幻一场，有句犹太谚语说得妙极了：如果上帝生活在地球上，人们将会砸破他的窗户。
该死，爸爸，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不再与父亲争论了，都是陈年旧事了，兰德尔自言自语道。不再争论过去的事。
兰德尔睁开眼睛。他感到口干舌燥，心中烦闷，腰酸背痛。他厌恶病房的气味——浓烈的药味和消毒剂的气味混杂着。——他觉得疲惫不堪，同时，感到满腔的怒火、懊悔和无聊。他对自己作为旁观者的角色感到灰心丧气。他认为现在拼命地工作，为之焦头烂额，也比在这儿做旁观者好。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想对医生和护士说一声他要离开这里，到休息室去歇一会儿。不过奥本海默医生正和一位助手用一部最高级的检查仪器聚精会神地观察和研究他父亲的心电图。
因为麻木的右腿还没有活动开，他便一瘸一拐地离开了病房，来到了走廊里，他躲开一个穿着白大褂正在擦地板的年轻人，慢慢向接待室走去。走到门口时，他停住了脚步，点燃了他钟爱的英国欧石南烟斗，吞云吐雾，借此让自己在进入那种悲悲切切的环境之前镇静一会儿。他振作起精神，走进门厅，不过，就在要跨进接待室门槛时，他又踌躇起来。
整个房间在日光灯的照耀下，显得很有生气。落地窗帘色调明快简洁，精致地勾织了花样，与沙发、藤椅很和谐。还有，电视机、桌上有烟灰缸和杂志，整个房间素雅洁净。只有他的家人和他父亲的朋友在房间里显得不协调。
克莱尔坐在一把藤椅上，身子向前微倾，手里翻着一本明星杂志。在她的旁边是兰德尔的老同学，他父亲的接班人汤姆·凯里牧师，他正在小声地给他妻子打电话。在他们不远处的一张桌子上，埃德·佩里奥德·约翰逊和赫尔曼舅舅正心不在焉地玩着扑克。
埃德·佩里奥德·约翰逊是内森·兰德尔牧师的挚友，他是每周六期的《奥克城先锋报》创刊者，同时他还是此报的编辑和出版商。“经营这种小地方报纸的方法，”他曾告诉过兰德尔，“就是设法使当地每个人每年至少有一两次机会在报上抛头露面，这样你就不必担心与那些华而不实、谄上欺下的芝加哥大报的竞争了。”约翰逊的真名并不是埃德·佩里奥德，这是兰德尔最近才知道的。刚开始，有一名记者称他是编辑（Editor）的缩写埃德（Ed．），接下来有好事者便在缩写后面加上佩里奥德。约翰逊是典型的瑞典人，身材高大、健壮，满脸疙瘩，挺直的鼻子，眼睛深度近视，鼻梁上一刻不离地架着那副宽大的眼镜。
坐在约翰逊对面玩牌的是赫尔曼舅舅，兰德尔母亲的弟弟。兰德尔对于赫尔曼舅舅并无好感，总以冷漠待之。在兰德尔的记忆中，他很少在外面工作，仅有一小段时间在一个小城镇的酒吧里打工，不久便被老板开除了。于是，他就投靠了他的姐姐。自从兰德尔在中学念书的时候，赫尔曼舅舅便作为一个常客在他家里住了下来。
赫尔曼舅舅在家修剪草坪，浇水，跑跑腿，看看橄榄球比赛，典型的家庭消费者。兰德尔的父亲对此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正符合他一贯的信仰：有衣同穿，有饭同食。因此，他自己以身作则，给教友教徒们做了一个极好的榜样。
这时，兰德尔开始注视他的母亲。刚才他只是匆匆忙忙地拥抱了她一下，便到他父亲身边去了。这时，她独自在沙发里打着瞌睡，身边没有了爸爸，她更显得异常孤独。她看起来和蔼可亲，胖胖的脸上几乎没有一丝皱纹，尽管她已年近古稀了。她的身上穿着一件干净陈旧的衣服，脚上穿着一双穿了多年的皮鞋。
兰德尔一直挚爱着她，是他绝望时的精神依托。萨拉·兰德尔，这位牧师的令人敬慕的妻子，兰德尔猜测，她在社会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当然，对她的儿女来说，她又是一位典型的慈母。他长大成人之后，细细分析过母亲，内心也有些为她惋惜。她一生活着，似乎就是为了丈夫和儿女，对丈夫唯命是从，从来没有体现过自我。她并不知道他对她的遗憾，可她十分满意儿子在外面的一切成就。她对她儿子的爱是永恒的，无可比拟的。
他决定在她身边坐下来，等着她醒来。
就在他走进去的时候，克莱尔突然丢开了手中的杂志，“史蒂夫，这段时间你在哪里？”
“我在陪爸爸。”
埃德·佩里奥德·约翰逊在椅子里转过头来。“大夫说什么了？”
“他一直都很忙。他一出来我们就去问他。”
萨拉·兰德尔突然被惊醒了，她立刻坐直了身子，同时整理了一下衣服。兰德尔吻了吻她的面颊，同时拥抱了她一下。“别担心，妈妈，一切都会好的。”
“这只有听从上帝的安排了。”萨拉·兰德尔说着，看了一眼刚刚挂上电话的汤姆·凯里。“是不是这样，汤姆？”
“说得对，兰德尔太太。我们的祈祷上帝会听到的。”
史蒂夫·兰德尔看到凯里的目光移向了门口，顺着他目光望去，立即站了起来。
莫里斯·奥本海默医生，正在穿着他的外套，心事重重地出现在门口。他点燃一支香烟猛地吸了一口，抬起头来，感到气氛有些不对：大家都看着他，默不作声。他才意识到这异常紧张的气氛是他带来的。
“我是很希望有新情况告诉大家，”他并非对某个具体在场的人说，“不过我没有，还没有。”
他示意兰德尔坐下，同时自己也在沙发对面坐下，继续抽他那支未抽完的香烟。这时克莱尔、约翰逊、赫尔曼舅舅以及汤姆·凯里牧师都向他围坐过来。
“现在，诊断结果，我们大家都很关心，”奥本海默医生着重对兰德尔和他母亲说。“今天上午内森脑动脉里有血块凝固。大脑受伤的结果是大去知觉，通常至少也是半身不遂。”
他停了下来，吸了一口烟。史蒂夫·兰德尔插言说：“什么是半身不遂？”
“身体的一半瘫痪——通常包括脸、手臂、腿——就是大脑受损所对应的那一半。就目前状况来看，主要是左边出现了瘫痪。在内森陷入昏迷以前，他的左边就已显示出瘫痪的迹象，不过身体主要的器官还照常工作。病情至今还没有恶化。”他环视着一张张着急的脸。“总之，就这些了。”
“奥本海默医生，”兰德尔急忙问道。“您还没有告诉我们我父亲的最坏结果，他有没有治好的可能？”
这位医生无可奈何地耸了耸肩。“我无法预知这一点，史蒂夫，我只能说一切尚待观察。他的病情已经非常严重，我们只能竭尽全力去做了。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只要这次中风不引起心脏毛病的话，就有很大希望能够治好。”
他又转向萨拉·兰德尔。“萨拉，你丈夫的身体素质很好，意志坚强，有着忠贞的信仰，这几个因素合起来往往会产生奇迹。不过，我不能隐瞒，不能报喜不报忧，他的病情很危险。我们必须意识到这一点。然而也有许多有利的因素。目前，我们只能消极地观察等待。有许多人，许多大名人往往在重病之后又治愈，余生做了不少贡献。比如卢愚·贝斯特教授，在他46岁时，中风瘫痪了，就像您丈夫这样。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