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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默默地等待着。
“我不信任你，是因为我无法冉相信你说的话，”他说，“安杰拉，上星期你又对我撒谎了。你从前对我说过谎，不过，那只是一个小小的谎言，无关紧要。可是这次不同寻常。”
他期待着安杰拉做出反应，可是她仍毫无反应。她看上去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悲伤。
“关于圣山的事情你对我说了谎，”他继续说道，“你告诉我你同你父亲一起去圣山找过彼得罗波罗斯院长。你告诉我院长认真研究了纸草纸文稿，并且证实了它们的真实性。这件事你还记得吗？全是胡编乱造的谎话，安杰拉，这我知道，因为我亲自去过圣山。你知道上周我去过圣山吗？”
“是的，史蒂夫，我知道。”
他没有问她如何得知的。他不想岔开话题。“我去了圣山，而你却没去。1000多年以来任何女的都不允许踏上那个半岛半步。你从来未去过，你父亲也没去过。今天早晨以前，院长从未见过你父亲——或者从未见过纸草纸文稿。你能否认这一点吗？”
“不，我不能否认，史蒂夫，我不会否认的，”她的声音低得仅能到被听到的程度，“我的确对你说过谎。”
“那么你怎么能指望我信任你呢——信任你呀——怎么叫我相信你说的话呢？”
她闭上眼睛，用手抹了一把脸，而后又痛苦地看着他。“史蒂夫，我——我不知道是否能让你理解。你大多时候都在用理智思考，而很少用心去体会。只有心才能体会到有时候谎言是最真实的东西。史蒂夫，当你从巴黎给我打电话时，我的心能感知你的心，能听出你的本性，而你的本性是最令我担忧的，也是我最不喜欢的。”
“我的本性如何？”他咄咄逼人地问。
“你的怀疑主义，你那个理性的、自我防卫、自我保护的怀疑主义。或许，它对你来说是自我保护，史蒂夫，能使你免受伤害。但是这种怀疑主义是反生活的，它站在你与生活之间阻止你接受或者付出真爱，深爱。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无法爱的。你从巴黎打电话时，我就知道你又在怀疑我父亲的发现的真实性，知道你刚获得的一点信仰又丧失了。你又在变成那个你父母、妻子和孩子，还有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接近的史蒂夫。兰德尔，你看看你自己，面对着世界上最德高望重、经验丰富的学者和圣经专家提供的百分之百的真实性证据，却偏偏又在想方设法怀疑，否定我父亲在奥斯蒂亚·安蒂卡挖掘到的奇迹。我再也无法忍受了，我盼望你回头是岸，相信我。这不是为了我父亲，而是为了你，所以当时我就向你撒了谎。我记得圣山上彼得罗波罗斯院长的名字，事实上我父亲与他通信时我看过信。但是对于圣山我一无所知，所以撒了一个露了马脚的谎。是的，我说过谎，我是准备说谎的，我告诉你我们去过圣山，以及所讲的其它任何事情都是有所准备的，我只想千方百计地阻止你否定给你的存在赋予意义的最后一件东西。你好像一门心思地要去做弗鲁米想去做做不成的事——毁掉‘第二次复活’——我父亲毕生的心血，人类新燃起的希望，最后还有我们的关系以及你本人。史蒂夫，这就是我尽力阻止的一切。很显然，我失败了。你还是去了圣山，很执着地去了，可是当院长不同意你的看法，反倒证实了我们的观点时，你很不满意。不管能找到什么证据，你仍然保持怀疑态度。刚才我看出你并非真正对照片感兴趣。你在寻找其他的什么东西——且不管它是什么——这东西要能说明你的怀疑是正确的。因此我愿意再次说谎来阻止你的自我毁火。为了阻止你走向自我毁灭，我甘愿撒1000次谎。”
她说完后，已是上气不接下气，而且显得虚弱无力。
她伸出手，无言地紧握着他的双手。她凝望着他的双眼，期待着他的理解。
终于，她又说道：“史蒂夫，我爱你。为了让你爱我，我什么都愿做——让你拥有信仰、信任我、相信我说的话——不过只有你有信仰，并且对‘第二次复活’的工作也信任，你才知道去爱——这不仅仅是为了我，也是为了你自己。这个你能办到吗？”
他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她，说道：“有可能。”
“如何做到呢？我已经告诉我自己你要我做什么我都会做的。”
“什么事都愿意吗？”他轻柔地说，“很好，我想让你明天带我去罗马。”
“去罗马？”
“我想去见你父亲。”
“我父亲？”她低声重复道，“这重要吗？”
“我想见一见发现的人。我想给他看一张照片，问一个问题。他是我能找到的最后一个人。这条线索的最后一线希望。和他见面之后，我就死心塌地了，这是你所希望的，不是吗？希望我回头是岸，希望我有信仰，对不对？好吧，安杰拉，现在一切都看你的了。你愿意带我去见你父亲吗？”
“这——这能排除你对我的一切怀疑吗？”
“是的。”
她深吸了一口气，屏住，然后长长地排了出来。“好吧，史蒂夫。这——这是个错误，但又必须这样做。明天我们坐飞机去罗马。你会见到奥古斯图·蒙蒂教授的，亲自见到他。或许这样将解决一切问题。”
30
星期五上午较晚时分，从阿姆斯特丹起飞的阿利塔利亚喷气式客机，载着他们降落到离罗马尚有一段距离的莱昂纳多·达芬奇机场。在他们步行越过水泥场地和红色的上坡梯道走向卡宾枪手守卫的海关时，兰德尔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安杰拉陪同一起来了。
身着蓝色衬衫的搬运工提着行李，他俩紧跟在后面，那只宝贵的手提箱兰德尔不让别人拿，一直自己提着。他们越过机场终端的玻璃围墙，那里声音嘈杂，到处是旅客和参观者。他们叫了辆出租车，经过留有胡子的达芬奇的巨大塑像，越过写着“罗马”的装饰精美的指示牌和各类广告牌，驶过绿色的伞状松树及各类商场——走了半小时，就来到了锦花大酒店——一路之上，兰德尔心里充满了越来越激动的心情。他一直在想，这个既古又新的地方，正是事情开始的地方。这里，人们在几世纪后仍会记得，是“第二次复活”发源地和重新获得信仰的第二次诞生地。
兰德尔把安杰拉和她的手提箱一起留在锦花大酒店车道内侧的人行道上，自己匆匆奔进大厅办理登记手续。他一把行李放到房间就夹着公文包跑下楼，马上陪安杰拉去蒙蒂教授的别墅，深居简出的蒙蒂教授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到来。
从饭店出来，兰德尔穿过内侧车道朝安杰拉走去，她此时正站在那儿朝他挥手。兰德尔浑身燥热，仿佛走进了一个热气腾腾的蒸笼，此时正是晌午，整个罗马被烈火炎炎的夏日蒸烤着，一切都失去了应有的活力。
安杰拉租了一辆小车，司机是个长得结实的、看上去永远不会变老的意大利人，他笑嘻嘻地做了自我介绍，说自己叫朱赛皮。他的车是一辆奥派尔型大且光滑的汽车，值得庆幸的是里面装有空调，所有车窗都关得严严实实。
安杰拉上了车，坐到了后座，绷着脸，看着兰德尔关上了后门。“准备好了吗？”她说，“现在我们就去见我的父亲。”
“再一次谢谢你，安杰拉。”
她跟司机用意大利语很快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又用英语讲了一遍他们的目的地，“去贝拉维斯塔别墅。”
说着，他们飞快地离开了拥挤的市区，踏上了去拜访贝拉维斯塔蒙蒂教授的路程。兰德尔舒了口气，心也踏实下来了，他往座背一靠，隔着车窗欣赏着沿途的风景。
汽车行驶了40分钟，或许45分钟，便到了郊区。远远望去，只能见到零零散散的楼房和社区。
突然，汽车向右来了个急转弯，然后速度慢下来了，最后缓缓地停下来。
“到了，”安杰拉说，“这就是维拉·贝拉维斯塔别墅。”
兰德尔朝车窗外望去，映入眼帘的是粉黄色石基上的一排绿色铁栅栏，里面是一片平坦的青草地和一个赏心悦目的花园，在苍翠松柏林里有一座绿瓦红墙的二层别墅。
安杰拉对司机讲了几句话，他调了一下档，汽车又绕铁栅栏缓缓而行，一会儿来到了一座大门，白发苍苍的把门人把门打开，朝他们挥了挥手，安杰拉也向他挥动着手臂。这时，朱赛皮调转车头把车开上了车道，又行驶了一会儿后，便来到了楼房门前的阶梯前，停了下来。
朱赛皮从汽车里出来，敏捷地绕过车子，帮助安杰拉和兰德尔把手提箱拿出来。兰德尔夹着公文包，心情极为复杂——既有期盼的欣喜，又有担心和忧虑——事已如此，他来不及细想，随着安杰拉走上了通往别墅的阶梯。来到门前，门未上锁。安杰拉推开门，转脸朝他点点头，他跟着她走了进去。
此刻来到了门厅，门厅地板由玻璃砖组成。他们左侧是楼梯，右侧是一间起居室。两人走进去，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屋顶是拱形的天花板，厅内放着两架大型钢琴，数不清的组合家具，还有种类花色繁多的灯具。
兰德尔心想，对于一位独居的退休学者来说，这房子真够大的了。
安杰拉领他来到最近的一个客厅，客厅里放着一个绿色丝绒长沙发，一张咖啡桌和几把奶油色的椅子。他并没有在沙发上坐下来，只是直直地站着，目不转睛地盯着屋里两道奇怪的景象，这景象引起了他的注意，同时又令他疑惑不解。一是前面的一扇窗户被铁条从上至下封得严严实实；其二，从侧门里走进两位年轻的、装束一模一样的护士，都戴着浆硬的帽子，身着白领海军蓝服外套工作裙。
兰德尔困惑地转过身来看着安杰拉，而安杰拉看着他，轻轻地点了点头。
“是的，我父亲就住在这里，”她说，“这是一座精神病医院，而不是一栋别墅。”
15分钟以后，史蒂夫·兰德尔一个人在贝拉维斯塔别墅的起居室——实际上是这里的接待室里面来回踱步，刚才安杰拉说的真相使他大为震惊，以致于他现在还未缓过神来。直到今天以前，他一直以为蒙蒂教授是因为政治原因才隐居在罗马以外的某个地方，因而从未对此有所怀疑。甚至在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贝拉维斯塔别墅看起来仍然与其它私人住宅别无二致，使人毫不怀疑这是一位曾经有过重大发现的、卓有成就的考古学家的豪华的隐居之所。事实上这座楼房以前是一位富翁的别墅，后来他卖给了几位意大利精神病医生，他们把它建成一座精神病疗养院，并尽力保持了家庭住宅式的摆设和气氛。他们相信这样做会对病人产生有益的影响。
照安杰拉的话来看，这又是一目了然的事。蒙蒂教授在这里呆了一年多，他是这家精神病医院里最引人注目的，却不对外公开身份的人。安杰拉说出真相以后，显得很激动，接着又把一切情况一古脑儿地说了出来。
“现在你该明白我为什么避着你，为什么对你说谎吧。”安杰拉说道，“以前，我父亲一切都很正常，他的头脑敏锐睿智。可是在一年多以前，一夜之间他精神完全崩溃了，他孤僻怪异、晕头转向、沉默寡言。从那以后，他一直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