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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我极少买菜，缺乏这方面的知识，经常是买的多，买错了，新鲜和不新鲜的分不清。后来我虚心向营业员和小摊主求教，才知道顶花带刺的黄瓜是新鲜的，自然长红和捂红的西红柿不一样，糠与不糠的萝卜重量不同。
敦子也是经历了一番实践的。她在日本时，为了以后能给我做出好吃的饭菜，专门到明治屋料理学校学习了两个月烹调技术，学会了做一些日餐、西餐、中国菜、点心等等。可是轮到实际操作时，我看她简直像个初次登台的演员，小心翼翼地想着、顾忌着，一会儿又翻看这菜谱，一会儿显得那么迟疑，一会儿又那么忙乱。终于做成了，但做得太多，她硬塞着让我吃，总怕我饿着。饭菜做得很可口，很快就发现我圆了一圈。
我们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来临之际，敦子突然发烧关节酸痛，我马上陪敦子去协和医院。经大夫确诊是急性肠胃炎，给了药并要一天打两针青霉素。大夫说：“不要着急，几天后就会好的。”我们放了心，然后去打针。我家离协和医院较远，天天来这里打针不方便，我对敦子说：“晚上那一针就在离我们家附近的第六医院打好吗？”
“可以。”敦子无力地答道。
晚上九点，我陪敦子来到第六医院打针室，护士一看我们陌生的面孔，问道：
“你们登记了吗？”
我把情况向他们讲了，护士听后忙说：“不行！不行！协和医院的病人来这里打针，我们这里没这规定。”
敦子无可奈何地站在那里对我说：“咱们走吧！还是去协和医院打吧！”
这时，我把护士请到门外，低声地说：“我是庄则栋，来打针的是我夫人，请您帮帮忙。”
护士马上改口客气地说：“您怎么不早说，过去我们都是您的崇拜者，您是名人，我们应当帮忙。请您夫人过来打针吧！针费免了！为你们尽义务我高兴。”我和敦子被护士的坦率与真诚所感动。
我们家附近商店的售货员，见我和敦子来买东西，总是报以微笑说：“欢迎你来中国定居，你来买东西，我们的服务态度都会好，而且特殊照顾你。”
敦子同样报以微笑说：“谢谢！”
敦子知道我的工资低，每次我去买菜由她报菜名：芹菜、菠菜、黄瓜、西红柿、大白菜、榨菜、猪肉，等等。名贵的鱼、对虾、螃蟹等她从不让我买。有时我违反她的“指示”，买回一点儿高级的虾仁和鱼类，还要挨批评。
开始我到自由市场买菜时，小摊主要多少钱就给多少钱。可是，我见到一些老大爷、老大娘买菜时常常讨价还价，我也向他们学习，再买菜时也讨价还价，尝到了买东西的学问和欢乐。
我们单位的一些同志和不少朋友经常关心地问我：“敦子来中国生活上习惯吗？在家里喜欢吃些什么？”
我总是爽快地回答：“非常习惯。她生长在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她们一家生活在甘肃省河西走廊的张掖地区。现在比那时的生活强多了，怎么会不习惯呢？！我们在家最喜欢吃炸酱面、饺子。总之，大众化的饭菜我们最喜欢吃。”
婚后不久，天津市长李瑞环同志在家中热情地接见了我和敦子。李市长亲切地对敦子说：“你加入中国国籍来北京定居，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对你们的婚姻也表示热烈祝贺！”
我和敦子受到李市长的亲切接见感到非常光荣，对李市长给过我们的支持帮助，并最后经邓小平主席亲自批准我们的婚姻。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敦子激动地对李市长说：“感谢二字无法表达我对您、对邓小平主席发自内心的感激之情，但我仍情不自禁地向您、向邓小平主席说声‘我谢谢您’！”
李市长亲切地对敦子说：“你的要求正当、合理，我们怎能不支持！”
中午，李市长设宴用精心安排的中、日合餐款待我们。席间，李市长亲切地询问敦子工作、生活、家庭等状况，敦子一一作答。
午饭后我和李市长一起打乒乓球。李市长也是打两面攻打法的，他说：“我对你的两面攻打法很赞赏，现代的乒乓打法，靠单面攻是很难取胜的，一定要搞两面攻，横直板都要搞两面攻。我开始打乒乓球学的就是两面攻，我认为：‘两面开攻，八面威风。’当然，其他各种打法也不能丢，也要创新、发展。”
我打乒乓球、研究乒乓球多年，听到李市长对乒乓球今后发展方向的精辟、精彩的论述使我肃然起敬。分别时我们恋恋不舍，敦子激动地对李市长说：“我们夫妻热爱您、感谢您，我们从心里尊敬您！”李市长送我们到门口，我们乘车踏上了归途。
我们平凡、宁静的生活中，社会活动也是不少的。一次在宴会上，沈醉老见到我和敦子非常高兴，他对敦子诚挚地说：“你来中国在物质方面赶不上日本，但在精神上你会得到许多的安慰和欢乐。”
是的，我们婚后，一直生活在同胞们热情的关怀中，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能领略到广大中国人民勤劳、善良、纯朴的心和聪明才智。生活在前进中的祖国怀抱里，我们是多么幸福啊！
二十七 我终于获得出国自由
我母亲突患脑血栓不幸于一九九一年春去世，终年八十四岁。
母亲的逝世，使敦子更想念在日本岛根县乡下瘦弱而孤单的八十二岁的老母。
她对我忧伤地说：“我现在几乎每天都梦见多病的妈妈，她脸色苍白发青，喘着气，颤抖着双手，招呼我们赶紧去看看她。你能不能给中央打报告，请求恩准我们一起赴日本探亲。”
此时我心情非常矛盾，一起去日本看望年迈体弱、风烛残年的老母是人之常情，可是上面对我有规定不许我出国。
天缘巧合！这时我收到两封来自日本的信。一封是世界乒联主席荻村伊智朗先生，告诉我在日本千叶举行第四十一届世乒赛时，我与钮琛合著的《闯与创》一书的日文版，将首次在日本发行。
另一封信，是三十多年的朋友、日本蝴蝶公司社长田舛彦介先生，邀我访日庆祝蝴蝶公司成立四十五周年纪念大会，并观看四十一届世乒赛。
两封来信使我们异常高兴。我对敦子充满信心地说：“现在给中央写信时机好，理由充足，并以人格担保，出去后绝不做对不起祖国、人民的事，我看大有希望。”
敦子不放心地说：“你从公事的角度写，我从家庭的实际情况出发给上面写可以不可以？”
“那当然太好了！”
“这次给哪位中央首长写呢？”
我想了想犹豫地说：“出《闯与创》一书是上书万里副总理，他批准后出版的。我们结婚是上书李瑞环同志，经邓小平主席亲自批准才成功的。出国问题不要再麻烦以上的中央首长……”
“那给谁写呢？”敦子急切地问。
我又考虑了好久，才用征询的语气对敦子说：“批准出国是要担更大风险的，现在我要把心掏出来让上面放心。要写，直接给江泽民总书记。”
敦子同意说：“咱们现在就起草。”
现将两封信的全文录下：
江泽民总书记：
我叫佐佐木敦子，打扰您甚忙的工作，深觉不安，但有一事求于解决，只好冒昧地写这封请愿书乞求恩准，我和庄则栋一起去日本探亲。
自1987年，中国政府批准我和庄则栋结婚来中国定居，受各界人士的关心和爱护，生活得很美满幸福。我衷心感谢中国政府。但我作为炎黄子孙，不能孝敬自己的母亲感到难过和忧心忡忡。
我母亲今年82岁，身患着高血压、动脉硬化、白内障、脑瘤等疾病，每天都去医院治疗吃药。去年5月，母亲硬向医院多要了两星期的药，强忍着晕火车、汽车、飞机的痛苦，从日本岛根县，千里迢迢来北京看望二女婿。一到女婿家就卧床一星期，缓过来后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看五星红旗。妈妈说：“五星红旗是代表新中国，而你们的父亲，就是应新中国政府的要求，作为援华专家留用于中国直至病逝。”
我们陪她到天安门前，仰望五星红旗时，她激动地哭了。妈妈在北京只逗留了两个星期，启程回国时忧郁地说：“据我的身体看，今后再来中国是不大可能了，所以希望你们俩今后经常回来，看望我和九泉之下的父亲。”我听到这话，真是心里直流血。天下谁没有父母，谁没有儿女，谁没有老的时候，理应是少的照顾孝敬老的，但是我们却反而让年迈多病的妈妈，拚着老命千辛万苦来看我们。当老人提出唯一希望，作为儿女的我们又不能给予满足，真是天大的遗憾、痛苦和内疚。
“每逢佳节倍思亲”，真正表达了我们这样人的感情。
恳请您恩谁我们探亲吧，我们愿以人格做保证：一定按期返回中国。
此致
敬礼！
佐佐木敦子
1991年3月15日
江泽民总书记：
首先，我和佐佐木敦子向您致意！
我们向您呈上请假赴日本探亲的报告，现将理由和保证向您汇报。
一、理由：
1．在中央和北京市政府的关怀下，我们婚后感情愈益弥坚。敦子把半生积蓄拿出来修了新房，作为我们终老的归宿。最近，我母亲刚刚病逝，敦子82岁多病的老母知道此事后，提出一个老人的愿望，希望我们夫妻能在她活着的时候，双双走趟日本，看望一下老人家和家里人。
2．世界乒联主席获村伊智朗先生来信说：1991年4月在日本举行的第41届世乒赛时，我的《闯与创》一书日文版首次在日本发行。与此同时，日本乒协的领导人，日本蝴蝶公司（专门生产乒乓球器材）成立45周年的庆典，特邀我和夫人参加，并参观41届世乒赛。
二、保证：
1．我们只申请1—2月的探亲假，届时保证返回。我已向中央在婚前保证不出国定居。现在，我已50多岁，绝不食言。
2．过去，我多次出国比赛、访问、参加外事活动，从未犯过错误……这几年，还有今后，日本的亲属夏季都要来京度假，我们要接待他们。
3．我是运动员出身，打了几十年乒乓球，习惯于搞业务。我没有政治才能，现已15年不参政，今后也不参政……这些年，我一直搞业务活动，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励，我非常高兴。因为，一个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是幸福的。如果领导上批准我和敦子去日本探亲，我保证既不介入政治，更不会去做对不起祖国和人民的事情。日本人民邀请我，因为我是中国人，一个人如果不热爱自己的祖国，他就不属于人类，怎能得到日本人民的信任和尊敬呢？在我有生之年，我愿通过乒乓球的业务交流，为中、日两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做点有益的工作。
恭呈报告，恳盼批准。
庄则栋 1991年3月15日
很快，中央就批准了我们的要求。有关单位办理我们的出国手续，全开绿灯。
出国前北京市委一位负责同志接见了我。我向那位同志汇报了出国的打算：探亲、访友、交流球技理论等等。
那位同志对我说：“庄则栋同志，你和敦子给中央的信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