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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就差一份两份。这不在统计之数的七八份，很可能在东平离开他那辆车，向人送礼物
时，被人顺手牵羊偷走了。
完事以后，我们两个坐在一家馄饨摊上，要了点花生米，要了点二锅头，我问他：“小
于，此次还愿的感想如何？”
他什么高见也没有发表，一个劲地喝闷酒。
“小于，我给你讲一个故事好嘛？”
“行了，老李，你别想法来糟改我了！”
“我一点也不想让你添堵，这是我的朋友梁晓声的故事，他是你崇拜的作家，有一回他
在书店卖书，你还特地赶去，买了他的书，让他给你签过名的。这就是他给我讲的，他前不
久自己碰到的一桩事情。”
这时，他的脸倒不那么作幸福的痴呆状了。
我就简短地对他讲了……
晓声同志的家住在蓟门桥附近的儿影宿舍，一天，到北影去办事。这两家电影厂也就一
墙之隔，走没几步路，碰上了一个要饭的妇女，还带着一个可怜兮兮的小女孩，朝他要钱。
现在，这种时不时地拦住行人，拉住不撒手地要钱的乞丐，在京城是屡见不鲜的了。梁
晓声不但是有太多同情心的人，而且还是一个不怎么会说“不”的人，职业要饭的，都具有
一种判断力，好像断定梁晓声的心肠软似的，死缠住他不放了。
“大叔，你可怜可怜我们娘儿俩吧！”
梁晓声果然也就无法摆脱了。
这种“强要饭的”乞丐，挺不好应付，很理直气壮，好像应该给钱似的，不给，还会悻
悻然地遭到不满。这在任何城市里都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尽管生活在首善之区里，这种颇影
响形象的叫花子，也在所难免。于是有关当局不断地一批一批集中送走，过不多久，又一批
一批地回到城里来。当然，即使那些世界上一等强国、一等富国，也不能保证在地铁里，在
广场上，没有人向你伸出手来要钱。想到这里，人家并不在乎有碍观瞻，并且发照，准许持
证行乞，我们倒也用不着不好意思，硬撑面子了。
我说：还曾经有人写过关于我国各地丐帮的报告文学，好像是贾鲁生吧？据说有一类要
饭专业户，专门长期住在京城，要着要着，还能要出一个小康之家呢！
小于明天还要起大早去拉水产，“你能不能讲主要的，不要离题太远——”
我忍不住笑话他：“你的乐观主义呢？算了，我早说过，不一定按照种瓜得瓜的规律，
你尝到好心和好报背离的苦头，情绪马上全没了，太缺乏绅士风度了！”
他站起来要走。
“好，好，我马上讲完——”
梁晓声根据他作家的判断，相信这个追着他讨钱的母女俩，不是那种很有专业经验的要
饭人，就给了她几块钱，走了。
等他从北影办完事返回，仍旧在这条路上，又碰上这对母女俩，又伸手向他讨要。
“刚给过你们——”
“大叔，我们太苦啦！”每个要饭的，都有一段真的，或者是编的苦经。
当然梁晓声不会十分相信那些话的，不过，当时是春三月，还不怎么暖和，见她们穿得
单薄，他动了恻隐之心。“这样吧，”他说，“家里还有些过时不穿的衣服，虽旧，可并不
破，你们跟我回去，拿两件穿吧！”
北京春天的风，有时挺峭厉的。
“谢谢您啦，谢谢您啦！”这也许是母女俩，也许是临时组合搭配，以增加要饭效果而
扮演母女的两个人，自然跟随着他，不会放弃这个机会的了。
好在很近，他到了家，就翻出几件衣服送给她们。他看到她们高高兴兴地下楼走了，就
关上门，继续写他的小说了。
没想到，凳子还未坐热，有人敲他家的门，打开门一看，还是这对母女。她们说，“刚
才给衣服的时候，你老人家还有一条旧毯子，能不能行行好，也给了吧！”
梁晓声吃不准这条旧毛毯，家里还有没有用？该不该给出去？他当时正要写作，也不想
让她们老是缠着，懒得*獱嗦，“好好，给你们，快走吧！”
这是上午的事，没想到下午她们又来敲门了。还在门口叫：“大叔！大叔！”
你说这烦不烦？
他万万没料到，一开门，他头“轰”的一下，好像全北京的要饭的，都围在他家门口。
那母女俩差不多把附近的同行业的人，都招引来了，挤满在楼道里。
前面的，大概是和她们同属一地一村的，胳膊挽着胳膊，形成一个圈子，不让别人插进
来；而后面拼命挤过来的，是坚决反对她们这种垄断行为的，好事大家有份，这种很典型的
中国人平均主义心态，即使要饭，也无例外。那母女俩说，这些人不是和她们一伙的，是见
她们得了便宜跟着来的。要求梁晓声只可怜可怜她们一伙，可又不让非她们一伙的，获得这
样的机会。
后来者当然不肯示弱，尾随面来，本是想捞些什么的，自然不肯相让。于是在楼道里，
两伙人互相攻讦，乃至于谩骂。
“凭什么就许你们要，不许我们要！”
楼道里乱成一团，好像要拍雨果的《巴黎圣母院》那个乞丐王国的电影似的，弄得我的
朋友不知该怎么招架才是。这场风波，闹了两三天，才告平息。整个楼群里的邻居，都对这
位作家侧目而视，弄得他窘透了。
小于听到这里，咧开他的嘴，乐了。
“你知道梁晓声给我讲他这段故事时，什么模样？”
于东平说：“好看不了！”
“他很生气，因为所有人，包括那些要饭的，都认为是他不对，才闹成这样的！”
他没有再说什么。
不知为什么，我也没有什么话再可说的了。
夜深了，我们俩抱着碗，喝起馄饨来。我想，在生活里，这种悲剧，对善良的人来讲，
其实一点也不稀奇的。
柿饼的故事
我的一位年轻朋友，作为互相交流的干部，在太行山深处一个偏僻县份，当了两年副县
长，分工抓水利以后，又回到北京来了。
交流，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其要义就在于互相沟通，各取所长嘛！城里人把现代化
带到了农村，农村人又把朴素作风带到了城里，这就叫相得益彰了。Ｗ君，一直在京城某个
部门工作，白面书生，也许麦子和韭菜能分得清，但大麦、小麦、燕麦、莜麦、青稞的区
别，那水平就和我差不多了。临走来我家辞行时，我不免勉励几句，当然也是些老生常谈，
这回派了你到我曾经呆过的Ｓ县，也好，Ｗ君，那可是真正意义的穷乡僻壤，也是一次机
会，可以了解稼穑之艰难，民众之贫困，偏远之隔阂，内地与沿海之差距了。
他两年前出发的时候，心里没底，一个劲问我：“Ｓ县如何？”
“反正够穷的。”
“穷到什么程度？”
“这么说吧，Ｗ君，南来北去的大雁，年年在头顶上飞，可从来不落。”
“为什么？”
“那里基本上都是些寸草不生的大山。”
他颇有些犹豫，他爱人则紧锁愁眉，担心他经不起考验，影响前程。我连忙安慰这小两
口，别看那里穷山恶水，但不出刁民。Ｓ县的老百姓，至今仍有古燕赵的慷慨任侠之气，笃
诚敦厚之风，很纯朴，很实在，做买卖，连斤两的概念都不具有，你一赶集就知道了，什么
东西都论堆，给个说得过去的价，你就拿走。
这一说，Ｗ君的小媳妇，又给她先生增加了若干公斤的储备食品。
后来，事实并非如此，至少他在Ｓ县的日子，过得比想象的要好多了。别看深山老林，
尚未脱贫，但据说如今那里也时行吃海鲜的，鲍鱼啊，石斑啊，比北京的馆子还要生猛几分
呢！
他在给我的信中嘲笑我说，已非你老人家当右派，在那儿劳动改造时的Ｓ县了。今非昔
比，鸟枪换炮，他都不知该怎样处理带去的那些方便面了。
这使我很兴奋。进步，总是让人高兴的事。
所以，他在信的结尾说，现在我终于懂得人类为什么要追求世界大同这样一个目标了。
看来年轻人一接触实际，思想水平马上就提高了。当然，“同”，不一定“同”在生猛的鲍
鱼和石斑上，若是在追赶时代步伐上，求这个城乡大体一致的“同”，不正是干部交流的目
的么？
真是光阴似箭，如白驹过隙，两年，一眨眼工夫就过去了。
他又回到了北京，官复原职，还要提升，说正在等待重新安排。暂时没多少事，那天他
打了个电话来，想到我这儿来坐坐。
“欢迎，欢迎！”
“顺便给你老，带来一点当地土产尝尝，无论如何，我当过那里的父母官的人吗！睹物
思情，也许会让你再回忆一下Ｓ县。”
“政绩如何？”
“马马虎虎吧！”
Ｗ君一进门，那几篓子所谓土产的分量，可把我吓了一跳。
“乖乖，你把Ｓ县都背来了？”
“这还是少的，老先生——”
“为官一方，是不是卸任时，把那里的土地爷也带回来了？”我在逗他。
这是一则古老的讽刺贪官污吏的笑话，一位县太爷搜刮了民脂民膏，离任回家。走出县
境，在他装满行李箱笼的车队后面，居然发现当地的土地老爷也背着行囊，跟着一块走。县
太爷便停下车问他，“你是一方土地，你怎么能擅离职守，不留在当地呢？”
土地爷说：“老爷在上，容卑职禀报，因为您老人家把地皮都刮得光光的，我是土地，
不跟着您刮走的这方土地，还能往哪儿去？”
Ｗ君笑了，“我们家祖坟从没长这份蒿子，我还摊不上如此刮地皮的福气呢！再说地皮
有限，人无限，轮不到我刮了。”
他也算是爱好文学的青年，不过他不写，只看。Ｗ君开玩笑地说过，如果他写的话，也
许杂志要退稿。我请教他为什么？
他说：“水面上看到的一切，并不完全等于水底下你看不到的一切，对不对？沉淀的东
西要是翻江倒海起来，那也是蛮可怕的呵！”
“别玩儿深沉啦！Ｗ君，拜托你啦！”
如今这也算是一种时髦，弄些深奥的警句什么的，挂在嘴边，表示有思想，能思考。反
正，Ｗ君是个挺聪明的，也很现代，也很现实的年轻人，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混得不错，该
得到的也全得到了，可又不算过分。他自嘲是那种只打打小麻将，输不大，赢也不大，志不
在得，而在打的“冷眼向洋”的主。
他双亲，他爱人，我们都有来往，比较了解这个年轻人，不算怎么太沾浑水，贪得无
厌，两袖清风说不上，但也不是恶迹累累，在这年头，应该说是很难得的了。
他笑话我：“不玩儿深沉，你们说我们浅薄，玩儿深沉，你又说我们更浅薄。你们这一
帮老先生啊！反正怎么也看不上我们这一代。”他举起手里的那个精致的，编织得挺讲究
的，装土特产的柳条筐，考问我：“你能看见的，只是外面的这好看的包装，但里面装的是
什么东西，说得上来么？”
“那张封住的红纸，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