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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都是最出众的一个。逆境中，她给他以坚强的信心。
尽管他抱着那么一颗改造自己、建设边疆的心，人们并没有忘记他那“反革命”的老子。他没有资格参加基干民兵，更没有资格得到一支神圣的枪，不用说，参加征兵体检的资格也没有。但他不屈地干着，他笃信：不论外界对我怎样，我活着，就要为这个社会，为我周围的人干事。他怀着近似宗教圣徒的感情，学蒙古语，穿蒙古袍，学习各种畜牧知识和技术，调查草原资源。不久，他成了一名骁勇的骑手，套马技巧极棒，他成了一名兽医，一名配种员……有人劝他，像你这样出身的人，怎么干也干不出名堂来的。他说：“我要用我的头颅，去撞唯成份论的大门，哪怕撞得血迹斑斑。我已决定把我的一切交给大草原了。”他真诚的行动感动了真诚的人们，乡亲们已经忘掉了他的汉名，全叫他“乌日根达赖”，意思是“宽阔的海”。后来，他成了那儿唯一的汉族大队干部和那一批知青中的第一个共产党员。
1977年，一块儿下来的一百多人已所剩无几了，田园牧歌的宁静被都市的喧哗纷扰着。10月，妻子也离他而去，病转回到了北京。生活环境的变化，带来了他们思想上的差异和感情上的隔膜。1978年4月的一个夜里，他为队里办事，顺道回到北京。他见到她，她提出离婚如果他不回北京的话。他在春寒料峭的大街上转了一夜。最后，他妥协了。为了珍视那么美好的爱情，也为了孩子，他答应考大学。但是，回内蒙古后，他却在报名登记表的十个空档中，只填了内蒙古农牧学院一个。旗里负责招生的同志认为这样不严肃，越俎代疱，在重点大专院校一栏里填上了北师大心理系。于是这个好心人笔下的几个字，决定了他后半生的生活方向。
1978年9月，他怀着复杂而惆怅的心情。离开了他生活了11年的大草原。
两颗心越来越疏远了。两颗心都在痛苦。因为他们毕竟那么深地相爱过，毕竟还有着割不断的牵挂。
“爱，使他们恨得那么深。”他引用了一句罗曼·罗兰的话。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折磨后，由于某一件事的触发，前面说的那场悲剧发生了。这个有着那么严格的道德规范的理想主义者，干了他一生中最大的、他自己也不能原谅的蠢事。
开始，学校只给他留党察看的处分，因为她没有起诉。她对公安人员说：这事属于家庭纠纷。领导处分后，在感到深深自责的同时，他继续领导他发起组织的“高考研究小组”，运用心理学和教育学原理对高考试卷进行统计分析。他们的研究报告获北师大学生论文比赛一等奖，并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百科知识》《北方论丛》上发表了。他又独自撰写了《测验里的科学》，发表在《百科知识》上，《新华文摘》转载了。
1981年3月，他们离婚了。由于种种原因，她在10月提出上诉，“家庭纠纷”变为伤害罪交由司法部门处理。
1982年1月，是谢小庆人生途中的又一个暴风雪之夜。1月14日，学校对他宣布了开除党籍的决定；同月，她又结婚了；他也接受到了美国依阿华州立大学研究生录取通知书、助教聘书、助教工资提供保证单及出国签证。6月，他被司法部门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
家庭没有了，党籍、学籍没有了，出国的机会没有了，工作没有了，前途似乎也没有了。然而他并不责怪她，并不怨恨学校，只是切身体会到了法律的尊严。“这次我要是倒下去，我就在内蒙古白呆了十年。”这曾经是他被送进拘留所中多次想到的话。他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分别制订了判刑七年、五年、三年的学习计划。
判刑后的那一段时间，他怀着一种近乎宗教教徒般的赎罪心情在学习、写作、看待人生和社会。他用一种更广博、更深厚的爱来看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他渴望再一次为她们奉献。他读小说，看电影，常常泪流满面。他觉得自己得到这样的处罚是罪有应得，要不然，由于留在她脸上的那一道刀疤，将会使他的良知和道德永远不得安宁。
在紧张的读书写作的同时，他还出去打零工，到科普出版社当编辑，到教育心理学院当翻译，每天都忙到深夜。这段时间，他遇见了许许多多温暖的心，这一点，更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说：“积我三十多年的经验，我每次都是捧着心和人交往，每次都换到一颗心，经常会换到一颗比我的更珍贵的心。
1983年4月，他以戴罪之身受聘前往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系心理学专业任教。让一个没有文凭的刑徒登上大学的讲台，他至今谈起来还感慨万端。
他去华中师范学院后，同时开讲了两门新课：一门公共心理学，这是对学生讲的；一门心理测量学，这是对教育系老师讲的。与此同时，他还在数学系听三门课：测度论、概率论、数理统计，并开始自学日语。此间，他的《自己查智力》一书出版了，另一部书也脱稿了。他的论文《现代心理学研究成果的认识意义》，发表在权威的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上。除了讲课和到食堂打三餐饭，他整天整天坐在那张小桌前。他在心理学、哲学和数学的领域中，进入了一个新的、奇妙的境界。
1984年10月也就是他刑满之前八个月，他收到了北京两所大学的信，希望他能去任教，正式的。
知道这件事后，华中师范学院院长章开源教授亲自挽留他，并当即派人到省委组织部办理了正式调动手续。
为了感谢华中师范学院的知遇之恩，他终于放弃了北京更优惠的物质条件，留下来了。这位三十四岁的父亲，带着自己十岁的儿子，在远离北京千里之外的武汉，重新建立起自己事业的框架，继续为他所深深热爱的祖国和周围的人们干事情，并作出了出色的贡献。
还有十天，他就要从这场漫长的暴风雪中走出来了。他没有倒，只要自己不倒，便永远不会倒的。
他说，在他的体验中，如果有点什么可以向青年朋友们说说的话，那就是：人的一生，难免会碰到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挫折，小到受一顿批评，大到像我这样，或更大。但它们只能临时、局部地改变生活轨道，只要你自己不倒下，他们改变不了你总的方向和最终的理想目标。
Number：3958
Title：“我不能”
作者：
出处《读者》：总第56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
Translator：
不久前，白桦的独生儿子写信恳求他说：“爸爸，您不能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吗？为什么那样重视文学的使命？”白桦复信说：“儿子，我不能！因为文学是我的生命，我越来越理解古人说的‘文章千古事’那句话。一个有生命的人，怎么能不重视自己的生命意义呢？！我不能！儿子，虽然从你出生的时候起，就因为我而受累，就饱尝孤独无依和惶恐的滋味。我很抱歉，儿子！我是经历了长期坎坷之后，仍然选择了这条时断时续的艰难的道路，选择了这个伴随着我的也是你的辛酸快慰和幸福的事业。如果为了安度晚年，我当然会放弃这项工作，我们也会有一个像别人一样的谧静和舒适的家庭，而我不能！儿子，原谅我！你曾经多次原谅过爸爸，因为我的选择，似乎和顽固不化、执迷不悟没有关系，而是对生活应有的、执著的爱！看得出你对你的爸爸还是理解的。但，还理解得不够深，因为你没有经历过我所经历的时间和空间。我不能，儿子！我不能用生命的意义，这样昂贵的代价，去换取谧静和舒适的生活，儿子，我不能！！”
Number：3959
Title：韵脚
作者：陆幸生
出处《读者》：总第56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一个真实的故事。并非是“难得人间几回闻”，也并非他人的婚恋就得照此办理。
一对夫妻。丈夫：桂兴华，文学报编辑。妻子：孙练军，新成誊印社工作人员。
他的旅行袋里装着她的“脚”
右手，公文包。左手，旅行袋。像个出远门的。
“带个旅行袋，装的什么？”一个熟悉的过路人伸手去扯拉链，他坚决不让。
上渡轮了。上公共汽车了。他万分小心地将旅行袋摆在自己的双腿间的地板上，极其诚恳地要求乘客们：“别碰，谢谢，别碰！”
作为一个写诗的，有着情绪型性格的他，眼睛潮乎乎的。里面，里面……是妻子的两只脚啊！脚，知道它们的重要性吗！今天，她不能站起来走，但为明天能走，他现在得快步走。
6岁的她到乡下去过春节，脚溃烂了。亲戚们按照“行之有效”的土方给她治。一大盆滚烫的开水，放上碾碎的尖头辣椒，再硬把她的脚揿进去洗……挣扎、哭、叫。待得知消息的父亲将她从乡下背回上海，多少家医院给了一个共同的结论：坏疽，从膝下截肢。
她的第一双脚，不见了。她死活不愿用拐杖。她的第二双脚是小孩样式的假肢，长大后又换成成人的，此刻，她的第三双脚就装在他的旅行袋里。系带的铁扣擦着皮，有“点”痛，要送假肢厂去修理。
34岁的她，从不穿丝袜，也没穿过裙子。无论冬夏，总是一双布鞋它比皮鞋接触地面的面积大，站得稳。
40分钟的雨中徘徊
在外表上，丝毫看不出她是残疾人。
她曾有过一个男朋友，大学生。可就因为他说，“我和你‘轧朋友’，要承受多少舆论压力！”她狠狠心“断”了。邻居们劝她“将就点”，她不，她就要挑一个“称心”的，看得起她的。
邻居跟她说起他。她指指脚：“把这个也告诉他。”
1976年，他下乡在安徽省定远县文化局搞创作。父母身边无子女，他正在办“困退”。抱着“反正可以回来，谈个朋友也不要紧”的想法的他，听到“两腿残疾”，沉默了。出于礼貌，他答应去“看一看”。
到她家楼门口时，正值霏霏细雨。他整整徘徊了40分钟。这扇门好进不好出。伤她之心非所愿，勉强自己亦甚难。
沉重而矛盾的心情。轻微而有节奏的叩门。一个很周正的、身穿墨绿底色白点子棉袄罩衫的姑娘，站在门口，用坦率、探寻的目光打量着被邻居称为是“专门写笔记本”的他。
一杯清茶，他端起喝了一口，说不清是爽口还是苦涩。
忽然，，他发现她左臂佩戴着一块黑纱。一块为周总理戴的黑纱。她没为这个还不能称为“约会”的第一次见面而摘下它。她根本没考虑过黑纱可能会给她的这次会面带来的晦气和不吉。惯于捕捉形象、善于开掘寓义的他，及时而准确地把握住了这块黑纱所反映出的她的气质和人品。他知道，今晚可以写一首诗。自然，还不是关于爱情的。
短促的见面。她坚持要在雨中送他到很远的弄堂口。她要让他明白：她能走，会走！
他明白。
她说：“再来……”
让我扶着你吧
他“再来”了
虹口公园。她执意要在阳光和众多人群的注视下丝毫不比别人差地走给他看。窘迫的他竟然没能掏出够买两张公园门票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