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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配上一身新潮入时的打扮，一看就知道是一个漂亮、俊秀的新女性。高君曼瞥见姐夫从房里出来，就笑着迎上前去说道：“姐夫，你在报上的大作，小女多有拜读，还有不少疑惑之处，不知姐夫愿否折节赐教？”说话间神气活泼之中还带些顽皮。
陈独秀手一让，说道：“请到书房里谈吧。”
高君曼对高大众一挤眼笑着说道：“姐姐，失陪了。”说完就半推半搡地把陈独秀先拥入了书房。
高君曼如此开化的举动，使陈独秀的心头为之一震。两人打开了话匣子，从社会讲到家庭，从男人说到女人，谈得很多，可谁也不觉得时间太长。高君曼告辞的时候，借走了几本书，说是不几日就来归还。目视着小姨远去的背景，陈独秀心想：“高家这个封建老窝子，居然也出了这么个尤物，简直不可思议。”
以后，高君曼借着各种由头，时不时地和陈独秀见面、攀谈。攀谈中，陈独秀知道高君曼是高登科的次女，就学于北京女子师范学校，特别喜爱文学，见识也开阔。两人过从甚密，自然少不了别人的风言风语。但高君曼似乎并不在意，而陈独秀也觉得高君曼的出现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亦不愿意为了顾及人言而隐身自退，于是也从不回避。相处日久，两人的感情日趋融洽，大有恨不相逢未娶时的遗憾。为此，陈独秀同高大众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到了名存实亡的境地。后来陈独秀借回国探亲的机会，索性把高君曼也带去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两人终于互相倾吐了爱慕之情，就此形影不离，于1910年在杭州西子湖畔自由结婚。陈独秀经历了一场悲剧之后，忽然获得自己相中的佳偶，喜从悲来，自然对高君曼加倍怜爱。高君曼为人贤淑，知书达理，能理解陈独秀的事业，所以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伉俪之间和睦相处。
但是琴瑟生活中也不乏暗流。高君曼比较注重隐定宁谧的家庭生活。然而，也恰恰正在这方面，陈独秀不能遂高君曼的心愿。他天生就是一个看轻家庭生活的人，走南闯北，屡遭风险，老婆也跟着颠沛流离，很难过得上一段安逸的生活。特别是陈独秀参预创建中国共产党之后，高君曼的生活更是充满动荡，甚至还陪着他一起坐过班房。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与高君曼向往的教授夫人的生活毕竟差距太大，只是凭着对陈独秀的崇仰苦苦熬着。可是这一片苦心独独又没有得到陈独秀的体谅。尤其在对待陈独秀与高大众所生的子女的问题上，陈独秀固执的偏见极大地刺伤了高君曼的心。事情是这样的，自从陈独秀把《新青年》编辑部迁到上海后，陈独秀前妻所生的儿子陈延年和陈乔年也来到了上海。他们白天在外工作谋生，夜间就借宿于《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生活十分艰苦，人们看到后无不暗暗责怪陈独秀。高君曼想把延年和乔年接到家里去食宿，但陈独秀坚决不同意。高君曼不知陈独秀安的是什么心，就跑到他的好友潘赞化处求他劝劝自己的丈夫，并且哭诉道：“我是他们的姨母，又是继母，我从名义上及感情上看待他们兄弟，一定会甚于我亲生的儿女，但他不让他们在家里食宿，不知道这事情缘由的人谁又会原谅我呢？”谁知陈独秀知道了这事以后，并不为之动容，反而说“妇人之仁，徒贼子弟，虽是善意，反生恶果。”仍是不同意让延年和乔年来家住食。陈独秀的固执暴躁和古怪乘张的生活方式，使高君曼忍无可忍，伤心透顶，终于开了口舌之争，继而又发展到出手相打。高君曼自小就娇生惯养，受不得半点逆来之气，更何况陈独秀还振振有词地宣布她是“资本主义”遂把爱情前景看淡，终于带着自己所生的儿女，离陈独秀而去，直到香消玉殒，也没有去见陈独秀一面。
婚姻生活中的两度离合，在精神上给陈独秀带来了很大的刺激，眼前一下子人去楼空，寂寞之中更生出了无限的凄凉。其时正逢大革命失败，不久陈延年和陈乔年也相继壮烈就义，再加上陈独秀由于犯下右倾错误，受到了党内的批判，他一下子变得心情消沉起来。于是改易姓名，在一个城市贫民聚集的所在隐居下来，从此，一个名噪一时的革命志士变成了一个清贫独居的寒士。
如果说打这以后标志着陈独秀轰轰烈烈的政治生涯结束的话，那么又可以说是他真正得到了异性温馨的开始。和陈独秀同一个楼里面，住着一位叫潘兰珍的姑娘，江苏南通人氏，在上海英美烟草公司当工人，虽说比陈独秀小30岁，但对陈独秀的敬爱却使他们成了忘年之交，不久就一起过了。几年的婚后生活，经济来源大半靠潘兰珍菲薄的薪水。不过陈独秀看到了如今娶的这个妻子，是一个能和自己同甘辛、共患难而又毫无怨尤的女性。
1932年10月，由于谢立功、费侠向国民党告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不久又转押于南京老虎桥模范监狱。当潘兰珍从报上得悉自己的丈夫原来就是政府通缉已久的陈独秀时，不由得惊喜交加，更觉得自己的终身没有误托。于是马上收拾行装，赶赴南京，租了一间屋子，一面揽活赚点钱，另一方面抽出时间去陪伴和服侍陈独秀。就这样，陈独秀在南京坐了5年大牢，潘兰珍便风里来雨里去的给他送了5年牢饭。起初狱警以为他们是师生，但又见他们关系亲昵，耳鬓厮磨，甚至还肌肤相侵，于是找了一个同狱的案犯转告陈独秀，让他行为检点一些，不要搞得大家都无脸面。可陈独秀听了这话，毫无郝颜，反而微微一笑道：“难道我就不能有个伴侣吗？”
1937年抗战爆发后，陈独秀在党的营救下获释。其时他虽已离党，但仍关心着抗战的前途。尽管贫寒，但也绝不爱国民党的拉拢和俸禄，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此前，刘伯坚同志曾受党的委托，给陈独秀送去100元，陈独秀坚决不收。他说，敌人逮捕、屠杀了我们那么多同志，经费应该用来营救狱中的同志和照顾烈士的遗孤，在辗转流亡的日子里，潘兰珍始终形影不离地伴随着陈独秀。陈的一言一行都深深地留在这个普通女工的心里，使她懂得了许多自己过去所不懂的道理。虽然两人已做了多年的夫妻，但在潘兰珍的心里，陈独秀似乎永远是先生，所以在称呼上，她叫陈独秀是老先生，一直到死，也没改口。
由于敌人的迫害和窘迫的生活所迫，当时陈独秀的身体已变得很坏。朱蕴山曾拿了几只鸭子去探望他，只见他胃痛得在床上打滚。1942年5月，陈独秀在江津瞑目长辞了，只留下一堆他和爱妻亲手种获的土豆。潘兰珍泪流满面地抱着独秀的尸身，望着几件破烂桌椅和四壁萧条的陋室空堂，这才觉得这十几年来使她感到人生充实的老先生真的已先她离去了。耳畔回响的只剩下老先生弥留前的遗言：“兰珍吾妻，望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
潘兰珍谨守遗言，始终以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妇女的身分，在自食其力的艰辛生活中，走完了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程。
Number：4032
Title：金婚式
作者：内娜·尼尔
出处《读者》：总第57期
Provenance：
Date：
Nation：
Translator：房芳
我们全家的最后一次团聚，是在四年以前举行我父母的金婚纪念式的时候。那天，我们一齐涌进家门，叫喊、拥抱。大大小小的提箱一直堆到屋外，电话铃从早到晚响个不停，亲朋好友络绎不绝。
我的两个兄弟和他们的妻子，我和我的丈夫乔治，共同安排了一切请帖、仪式、乐队、佳肴和大厅。我们都沉浸在兴奋和激动中，为能把这个盛会作为礼物献给父母而感到高兴。五十年啊！回首往事，真令人不胜感慨。那些消逝的岁月像一片片雪花，纷纷扬扬，堆积成爱和关怀之山。
看看他们的婚姻生活，我感到自己婚后的三十年就像是一本书，一页页地翻过去了。这本书的某些章节写得不错，有几段光芒闪烁，有些又充满了痛苦，而另一些则令人兴奋或使人感到沉闷和怅惘。他们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呢？整整五十年意味着什么呢？
年复一年的琐碎事、每天不变的生活，还有同生活中一场场小风波伴随而来的激动。几英里长擦过的地板和好几吨熨过的衣裳。在那些难以数计的日子里，父亲每天出去干活，然后披着雪花或携着暑热走进家门。还有那数不清的秋日的野餐和星期天的家庭便宴。有一次戴维骑自行车摔断了胳膊；还有一次14岁的杰丽送完报纸后灌了一肚子廉价酒，醺醺地回到家来。更不能忘怀父母对我们的管束，他们鼓励我们努力学习、真诚坦率地相处。有多少次他们忍受到别子之苦，又有多少次我们享受了他们宝贵的抚爱。
在安静的大厅里，我们兄妹三人站在人群面前，我宣读了给父母的简短的献词。
“我们，你们的儿女，感谢你们赐予了我们生命，感谢你们对我们的教诲，感谢你们为我们树立的互相爱护、体贴的榜样。
“我们，你们的亲人和朋友，为了你们并肩度过的半个世纪而向你们致敬，并和你们共享庆祝的欢乐与展望未来的幸福。”
现在，我还因为一个曾使我反感的东西而感谢我的父母，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过去，在我看来，他们的生活总是固定不变，显得愚蠢、平淡无奇而令人生厌。然而，正是他们这种相濡以沫的深情打动了我，使我能从许多方面看待爱情与义务，帮我度过生活的难关。
金婚式上，当他们重述他们50年前的婚誓时，教堂一片宁静。整个仪式就同他们的一生一样，讲求实际，朴实无华。他们仍站在祭坛旁，紧握双手。而母亲现在已开始发福，步履蹒跚，她的金发短而卷曲；父亲的肩膀还是那样宽，腰板还是那样直，但头发也变得稀疏和灰白了。在那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亲友们只是站在一旁凝神着这对老夫妻，看他们怀着同样的赤诚重述在50年前就已宣誓信守到底的誓言。他们绝不孤单，他们共同送走的那些岁月还围绕着他们，伴随着他们。对他们来说，这些美好的岁月比起任何前来表示良好祝愿的人们都要亲密得多。
话讲完了，我凝视着父母。父亲戴着一个大蝴喋领结，打扮得很整齐；母亲穿着一件柔和的绿色长裙。我真想扑过去拥抱他们，给他们佩上一枚带有长长的美丽的彩带的大奖章。是的，多少年的情感，几句赞誉和感谢的话怎么能容得下啊！
我明显地感到，自己好像是在长途接力赛中途的一名运动员。我们，父母的三个已婚的儿女，正接过那个悠久的传统并要将它传给后人。然而此时，我却想到当今一般的婚姻有多少脆弱，我犹豫了。谁知道几年以后我们会如何呢？但很快疑云就消散了，因为我们的父母就站在那里他们就是那坚实持久的爱情的证明。于是，我决定加入接力的队伍中，把我们的传统传下去。
现在，父母已老多了，我注意到妈妈总是听广播却很少打开电视机；而爸爸承担了全部家务，不论是做饭还是买东西。爸爸还重新安置了我们的家，把他们的卧室搬到了餐厅里，好让妈妈不用再在楼梯上爬上爬下。
我和我的丈夫本打算今年请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