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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钱”！因此我们主动提出，要不要预支一部分稿费，以解燃眉之急。柳青拒绝了，回信时说：“我的意志力，足够对付一切挫折和打击的，但同志们的关心，对有足够意志力的人，也是鼓舞，绝非多余，请你们不必悬念。”是的，如果不是柳青，如果没有柳青这样坚强的意志力，早就离开了皇甫村，转移到大城市中去了。
王维玲
柳青热爱长安县，热爱黄甫村，同样他也是一个十分热爱祖国大地，热爱生活的人。柳青有严重哮喘病，对花粉过敏。1970年，他来北京躲病，住在远离市区的南苑亲戚家里。我去看他时，他问我：这几年首都的建设有什么变化？我告诉他，地下铁道建成了。他听了很高兴，对我说：十多年前，访问苏联参观他们的地下铁道时，就曾想过我们什么时候也能建成？现在有了，真想去看看。我约他第二天去参观，然后到北京餐厅吃西餐。
第二天是个大晴天，我准时赶到北京站地下铁道的入口处，却不见柳青的影子。我知道，对于柳青这样的病人，从南苑乘车到这里，是很不容易的！我不安地走来走去。忽然，我在入口处的后面，发现了柳青！他席地而坐，地上铺着一块棉垫子，垫子上放着为我熟悉的小瓷碗和暖水瓶，他安详地坐在那里，腿旁放着手杖，手里拿着喷雾器，身上依然穿着那件中式的上衣……见这情景，我的心一阵绞痛，这不活脱脱象个乞丐！谁能想到这个就地而坐，异常憔悴的老叟，就是写了半尺多高的书、中外驰名的著名作家柳青呢！
王维玲
我认识的作家柳青，他并不是下笔万言、倚马可待的才子，也从不去趋时取巧、寻求方便的法门。他只以对无产阶级事业的忠诚与高度责任感，采取“笨”办法，肯下“笨”功夫。1952年到皇甫村安家落户，就是他的“笨”的一次最重要的表现。当年省委有个负责同志就对此很不以为然，认为一个作家要写出伟大的作品，一定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守着皇甫村一个窠，怎么能写出伟大的作品来？”后来《创业史》第一部出版了，使得那个负责同志大吃一惊，“啊！”他叹服了，承认柳青的路子走对了。
朱语今
二
（1959年，柳青完成了长篇小说《创业史》第一部。作品发表后，引起了强烈反响。）
一九五九年中国青年出版社给柳青寄来了一万六千元稿费汇票，他连一个壑壑儿都没掰，就拿到公社要捐献。公社领导不要。他理直气壮地问：“公社正在发动社员筹资搞社办工业，我也是个社员，为什么不要？其他社员都把自己每年的收获交给集体，为啥不要我的？”后来，公社用这笔钱办起了个农机厂。在分社时，公社领导来征求柳青的意见，柳青说：我已经投资给公社了，怎样处理，我不加干涉。公社经过研究，又把这笔钱盖的房子全部拨给了现在的王曲医院。
张家谋等
《创业史》出版后，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来了两位同志，带着中央宣传部的介绍信，要给他拍摄皇甫村生活和创作的记录短片。他还是他的老主意三不主义：不谈创作经验，不登报，不照相。电影比照相还要引人注目，当然就更不肯了。他认为，每个作家都有自己不同的生活方式和创作道路，不能强求一律。他个人的生活和创作道路不一定适合别人，他不同意把个别人的生活方式和创作道路作为普遍的经验去宣传。贺抒玉
有一次，我们陪他去接外宾，他从皇甫村坐车来到作协门口，从车上下来还是一身农民打扮，腋下夹着会见外宾时穿的一套制服。可是，他下了车，把夹的衣服打开一看，衣服里只夹了一只皮鞋，我说：“这怎么办呀？”他不慌不忙又去车上找了一阵，才在车座底下发现了那只皮鞋。直到临接外宾时他才把那套制服穿了起来。我一看，衣服皱皱巴巴的，逗得我一阵好笑。他却毫不介意地说：“咱是乡下人嘛！”和外宾谈话的时候，他却幽默地说，皇甫村几十户人家都是农业人口，只有三户非农业户，一户是铁匠，一户是修自行车的，还有一户就是他写书的。
贺抒玉
《创业史》第一部出版后，柳青只赠送了二三十部，我觉得送的人太少了，便向他提出：“文艺界的很多同志都很关心这部书的出版，特别是熟悉你的同志，不可不送！”听了我的话，他睁大了一双诚实中带点雅气的大眼睛，问我：“主动送去好吗？人家高兴，不讨厌吗？”柳青赠书时，不写名字，常常对方还以为是出版社赠送的。我问他，为什么不写名字？他笑笑，说道：“写上请××同志指正，这实际上是一句客套话，通知人家，我已经出书了。”正因此，他寄赠给巴金同志的书，也没签名。巴金同志很喜欢《创业史》，拿来要柳青签字。柳青非常不安，觉得很对不住巴金同志。
王维玲
三
文化革命开始不久，作协机关被迫搬到小南门外大学东路来住了。
一天晚饭后，我来到柳青房里，见他独自坐在椅子上，聚精会神地抠着手指上的茧子，这是柳青凝思中常有的习惯动作。他见我进屋，便抬起头来：“你还敢来和我说话。”我说：“怎不见你写大字报呢！”他苦笑了一下，说：“我和众人不一样，我肩上有担子！就象农村赶集一样，我担了一担鸡蛋，谁都敢挤我，就是我不敢挤人家。我得躲着走，怕把鸡蛋破烂了！”
贺抒玉
“彭德怀的问题，你看将来会怎样结局？”你听了我的问话，扳了扳指头，盯着我说：“斗批改有完了的时候，历史难道也会很快终结吗？彭德怀是刚正不阿、勇于直谏的同志，一生功大于过，将来的历史总会给他作出正确评价。”
为了不影响你的身体，我要告辞，你忙说：“我休息还早哩，给你说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人把一块包脚布用了好多年，烂得没法再用下去了，就把它撂到茅坑里。包脚布觉得冤枉，就到阎王那里去告状。它说：“我为主人辛辛苦苦服侍了一辈子，最后落得这么个下场，被主人撂进了茅坑。”阎王问：“谁离你最近？我要问一问。”包脚布说：“袜子和鞋离我最近。”阎王命令小鬼找来了袜子和鞋。先问袜子：“包脚布说它为你的主人服侍了一辈子，最后被撂进茅坑，有这回事吗？”袜子赶紧说：“阎王爷，我早就烂了，主人看我还能为他服务，剪了烂底子，把我升成套裤了，不知道这回事。”阎王爷又问鞋，鞋子马上说：“我不能开口，我一开口，主人就要用锥子扎我。”
我听得哈哈大笑，你也笑了，说道：“这些年人们难道不就和那双袜子和鞋一样吗？敢说真话的人实在太少了！”
曾刚
“批林批孔”的前夕，他被专了政，关进牛棚子，又抄了家，书籍丢失、稿件和材料被洗劫一空，爱人被逼死了，孩子们没人照顾，一次又一次的残酷斗争降到他的头上。
有人喊：“柳青，你是什么人？”
他回答说：
“我是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
马加
“后来，我的病情严重恶化，感谢皇甫村的庄稼老汉把我背进了医院，他们听说狼油能治哮喘病，跑进秦岭深山里去打狼，剥下狼油，从几百里外给我捎来。我的病情越来越重，前后救抢了十几次。有一次，我死过去了，一点知觉也没有了。有人张罗把我抬到太平房去，我的娃娃们听说爸爸死了，围着我哭起来。护理我的护士也非常难过，为了存一线希望把我抢救过来，坚持不让把我抬走，要求继续观察，她耐心负责地等了一个多钟头，我才苏醒过来，我听到娃娃们的哭声，睁开了眼睛才明白自己又回到了这个世界。”
柳青的回忆
1974年6月12日下午，我去看他，当时正是他哮喘病发作期，为不增加他的痛苦，我扯东扯西，讲了不少“社会新闻”和有关批黑线回潮的“笑话”。当我告诉他江青、姚文元质问文艺界：为什么“卖花姑娘”轰动一时？为什么不宣传“样板戏”的经验？为什么总说电影、戏剧、图书少了？听了我讲的这些“小道消息”，他流露出一种痛苦的活跃。于是他给我讲了一个卖蛋糕的故事：有个人自制蛋糕，开始时，鸡蛋放的很少，油也不多，制成蛋糕，提心吊胆，可是拿到市场去卖，出他的预料，一抢而光，很受欢迎。回来后，他的胆子大了，下次制做蛋糕时，油和鸡蛋放得更少了，水份也增加了，拿到市场上去，比第一次还受欢迎。第三次，制作者的胆子更大了，根本不放油和鸡蛋了，只是面和水，糖也很少，结果与以前一样，还是都卖光了。他奇怪了，这是为什么呢？一了解，原来市场上根本就没有蛋糕卖，而他是唯一的制做者。
王维玲
1971年夏天的那个夜晚，柳青第一次公开给我谈论“样板戏”时，他也谈到：这几个戏，情况不一样，要具体分析。有些戏原作基础好，是从生活中来的。有的是别人写的，江青盗名欺世，窃为己有。这些戏还没有被那些人完全磨光，将来可能会流传下去。比如《红灯记》、《沙家浜》等。深夜，他送我出屋时，仍兴奋地谈论着。在下楼梯的拐弯处，他扶着水泥挡墙，望着夏天的夜空；沉吟有晌，说：“这些戏能不能流传下去，还要看那些人在政治上将来能不能站得住……。”当时，我政治上比现在还要幼稚。我说：“人家是党章上都写明了的‘接班人’‘亲密战友’；她又有那样特殊的地位，会在政治上站不住？”柳青笑了。停了会儿，他长出了一口气，望着夜空，慢慢地说：“我看，他们怕站不住啊……”
李旭东
1972年5月，柳青病情转重，来京求治而不得其门。敬爱的周总理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卫生部给予妥善安排，并设法转告陕西省委予以照顾。事后还对一位同志说：希望柳青养好病，写完四部《创业史》。总理的关怀使柳青万分感动，他决心要继续写完四部，乃于1973年重返生活基地长安县。之后，他把第一部修改了一遍，又继续改写第二部。1976年1月周总理逝世，使他陷于极度悲痛之中，病情亦随之恶化，写作进行极端困难。及至“四人帮”被粉碎的喜讯传来，重病中的柳青精神十分振奋。他满怀着革命的信心，希望和激情，以极度坚强的意志的惊人的毅力，忍受剧烈的病痛，在病床上坚持了三个多月，完成了第二部上卷的修改工作。
林默涵
后来不久，柳青同志带病返回长安县，但已不是皇甫村了，住在一个干部休养所里。皇甫村那个寺已经没有了，土崖坍塌了，房屋拆掉了。后来他又住进了医院。我们一些人去看他，他气喘，心脏不好，很虚弱，但因为“四人帮”被粉碎了，精神却很振奋，他指着那个过一会儿就要吸一阵的氧气瓶，还有那个超声波雾化器，笑着大声说：
“这是我的两个尖端武器！”
临别的时候，好象要总结他一生所走过的道路，柳青同志很动感情地说：“我这个人就是遵照两条：客观规律要求我的，党性原则要求我的！”
韦昕
1978年6月13日，柳青逝世。遵照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