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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犹太人由豪华皮包里取出一大堆股票、国债及其它债券放在经理的办公桌上，“这些做担保可以吗？”
经理清点了一下：“先生，总共50万美元，足够了。不过先生，您真的只借1美元吗？”
“是的。”犹太人面无表情。
“好吧，年息6％，一年后归还，我们就把这些股票和证券还给您……”
“谢谢！”犹太富豪办理完手续，起身离去。
一直冷眼旁观的银行行长从后面追了上去，“我是这家银行的行长，我实在弄不懂，您拥有50万美元的证券，怎么只借1美元呢？”
“既然您如此热情，我不妨把实情告诉您，我是到这儿办件事的，可这些票证放在身上不太安全，而几家金库的保险箱租金又太昂贵了。所以嘛，就把它们以担保形式存放在贵行，而这最多也不过交6美分的利息……”□
Number ： 9778
Title ：指挥棒的故事
作者 ：席慕德
出处《读者》 ： 总第 194期
Provenance ：文汇报
Date ：1997。7。8
Nation ：
Translator ：
我们大家都知道，交响乐团或歌剧指挥手中那根小棍子叫指挥棒，是用来打拍子、处理乐句、提醒不同的乐器吹奏的时间和表情的，几十人到一百多人的乐团因为有人领导而能顺利演出。我们注意的是那位指挥，很少有人去研究他手中那根棍子，我甚至还认为那是用一支铅笔也可以代替的东西。
最近看了一篇《纽约时报》上的报道才知道，很多国际知名的指挥家对他们所用的指挥棒是非常讲究、挑剔的。长度、强度、颜色、弹性、均衡度、重心等等，都必须符合他们的需要。对他们来讲，指挥棒就是他们的乐器，好的指挥棒让他们得心应手，坏的却让他们觉得吃力，有时甚至伤害到他们的手腕和臂膀。因此这些指挥家绝不用一般市面上出售的指挥棒，而是请专人定做。在这一行里最有名的是一位叫理查德·贺若维治的先生。他在制作指挥棒这方面的声望相当于小提琴中的斯特拉底瓦利，钢琴中的斯坦维。
贺若维治先生的专业是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乐团的打击乐手，制造指挥棒只是他的副业。自从1964年以来，他每季大约制造30根指挥棒，用的是很简单的工具，工作室就在他家的地下室。他的顾客包括今日乐坛上所有知名的指挥家。
在制造一根指挥棒前，贺若维治首先和他的顾客讨论现有指挥棒的缺失（一般的通病是使用时手会疲乏或发生痉挛），以及顾客理想中的指挥棒的样式和感觉。然后，他就量度顾客肘部到中指指尖的长度，以决定棒杆的长度。这将因人而异：朱利斯·鲁德的指挥棒只有29厘 米长，非常轻巧；而多明哥的却是43厘米长，半盎司重。贺若维治说：市面上的一盎司重的指挥棒弹性不够，但是他同时也认为，太尖细的指挥棒又会使动作含糊，并且容易伤到左手。
莱文用的指挥棒是白色的，主要是为了让在舞台上的歌者易于看见在暗中的他。他认为指挥棒是指挥家的乐器，其重要性犹如簧片之于木管吹奏者、弦和弓之于小提琴家，太重、太长或是太短都会令他分神并且不能自如地运用肢体语言，进而影响到他的演出。
指挥棒的手柄也是重要的一环，这里面的学问就更大了。贺若维治会考虑到演出的作品：是冗长的歌剧还是精短的室内乐，是瓦格纳还是莫扎特；指挥家的指挥技巧和特色，他手掌的大小、厚度，甚至他是否容易流汗等等，都和手柄的大小、形状有关。
一般来讲，一根指挥棒的重心是在手柄与主杆的连接处，但是名指挥家伯恩斯坦却要求他用的那根的重心必须要在离手柄10厘米的地方。由于每位指挥家都有他们特殊的要求和习惯，他们大都不愿用市面上一般的指挥棒，也不轻易换指挥棒或将自己的指挥棒借给他人。因此一旦他们用习惯的指挥棒断了或是弯曲了，问题就大了。贺若维治常收到来自斯卡拉歌剧院或是柏林爱乐的求救电报，此时他便必须立即寄上新的指挥棒或是亲自出马去修理。这真是他多年前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缘下第一次为德国名指挥家伯姆做指挥棒时未曾料到的。
多年来，不知听过多少次交响音乐会，朋友中也有好几位是乐团指挥，但我对他们手上那根小棍子却是视而不见，更没有想到去研究一下它的重量和长度，今天才知道指挥棒和指挥家之间有着这么亲密的关系。□
Number ： 9779
Title ：一屋子的爱和欢笑
作者 ：简。雷诺
出处《读者》 ： 总第 194期
Provenance ：
Date ：
Nation ：
Translator ：
就生物学的角度来说，我的确是很晚才踏入社会。我出生的时候，母亲41岁，父亲42岁，而我哥哥已经10岁了。这条过分明显的代沟也许和我那独特的血质一起造就了我的一生。
我的母亲，凯瑟琳，出生在苏格兰。我父亲，安尼罗，是第一代到美国的意大利移民。就这样，我似乎被什么从中间分成两半。倾向于苏格兰那一边的是讲求实际的、逻辑性的，甚至有一点古板；倾向于意大利的一边则是爱吵吵的、追求独特的、爱嘲笑别人也被人嘲笑的。
第一条我钓到的鱼
我父亲总是试图说服我去做一些户外运动。他会说：“你为什么不去钓鱼呢？”钓鱼？对我来说，那只是徒劳地举着一根拴着长线的棍子而已。
“去吧，”母亲说，“如果你能钓到一条鱼，至少可以向你父亲证明你已经试过了。”
有一天，我在学校里听说有人在排干我家附近的那个湖，那儿到处是死鱼。于是我马上骑了车赶到那儿，捡了25条鱼。
回到家，我冲着父亲大叫：“嘿，老爸！看我抓到了什么？”
我父亲一听就自豪地笑了：“好小子！瞧瞧他搞到的鱼！”
妈妈接过我弄到的鱼，把它们剖开。她嘀咕道：“这鱼已经发臭了，我们不能吃！”
“好了，别抱怨，我肯定它们是新鲜的！”爸爸理也不理她，还说，“好一个棒小伙子！”
最后，我母亲把我拉到一边，我只好在苍蝇拍的威胁下坦白了：“妈，好吧，好吧，是我在湖边捡的！都是死的！”
妈妈非常恼怒，但为了不让爸爸失望，她还是赶紧出门到铺子里买回了新鲜的鱼，做给我们吃了。爸爸从来没有发觉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磁带在转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哥哥帕特参军入伍，被派到维也莱姆。因为家里谁都不太会写信，所以父亲有了个主意：买一台小型录音机，录下我们的声音以后寄给帕特。
卖电子产品的商店里，店员问我们：“您想要多长时间的磁带——15分钟？”
“15分钟！”爸爸说，“我们甚至不能在15分钟里说完‘你好’！你这儿最长的磁带有多长？”
“90分钟。”
“这还差不多！给我4盒！”
回到家，爸爸把厨房餐桌上的东西收拾好，然后宣布：“好了，现在我们就要和帕特说话了！”他按下录音键，用他那独一无二的方式开始了：
“你好，帕特！家里一切都好！我很好！你妈很好！这是你弟弟！杰米，和帕特说话！”
我走向前来，说：“嘿，帕特！希望你过得不错！在那儿当心点。这是妈妈。”
妈朝机器弯下腰来，说：“你好，帕特！自己学着照顾自己！别做傻事！”
然后爸爸说：“嘿，那狗哪儿去啦？把布鲁斯带到这儿来，让它叫！”
布鲁斯叫道：“汪！汪汪！”
然后，当然了，父亲不得不说明：“这是狗，帕特！这是那只名叫布鲁斯的狗！”
我们在3分钟以内就做完了这一切。第二天，还是老样子。“帕特，一切都很好！这是狗！”
“汪！汪汪！”
几个星期以后，我们才录了不到9分钟的带子。最后，父亲说：“我看，还是让我们把它寄出去吧！什么鬼东西！”
然后我们把这奇妙的玩意儿包装好，寄给了帕特。现在回头想想看，他也许更想收到几封信。
请安静
直到“晚间剧场”成为我的全职工作以前，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在全国的每一个州演出晚间节目。我的生活把我母亲弄糊涂了。过了很久，她都不明白我在做些什么。
1986年，我有幸在肯尼基剧场演出，我的父母绝不能错过这次机会。那天他们来了以后，领座员把他们带到座位上，第十五排的中间。当我开始表演时，观众们立即就投入得不得了，他们马上就哄堂大笑。我母亲却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过了一会儿，她回过身来，把食指放到嘴唇上，对后排那些笑得很厉害的观众们说：“嘘，嘘，请安静！”
我从台上看到了。后来我对她说：“妈，别犯傻了！这是一出喜剧！他们就是该笑！”
这使她很窘迫。在公众场合被人们孤立是能够想象到的最糟的尴尬，而且还是在肯尼基剧场！
我常对父亲说，如果我从演出事业中赚了钱，就为他买一辆卡迪拉克。所以我一开始做乔 尼·卡森的经纪人，就带着父亲去商店。售货员直接把他带到一辆崭新的白色卡迪拉克车跟前，车里面是红色的座椅。父亲一眼就看中了。
我们把车开回家，给母亲看。她不喜欢任何形式的炫耀。当她看到红色的座椅时，她的眼中满是羞愧。对她来讲，这就像车轮上的妓院。
从那天开始，每当他们开着卡迪拉克到处逛，母亲总是要弯下身子。这样，父亲对镇上每一个人大嚷的时候，人们就看不到她了。
“嘿，”父亲说，“我儿子为我买了这辆车！”
终身的保修证书
我父亲钟爱证书。任何一件他买的产品，他都要为保修证书做一个卡片，以及一张封面——“作为我们的文件”，当然，用到这些文件的时候只是万一。
曾经有一次，我旅行回家，发现抽水马桶的座垫坏了。合页已经锈烂，我想把它扔掉。
可父亲说：“等等，别扔！我有一张20年保修期的证书！”
几分钟以内，他已经把那东西找了出来——一张泛黄的纸片，看起来像老式的黑白照片。
我说：“这不行，爸爸！我可不想举着这副锈光的马桶座垫穿过镇上的大街！”
“那么，我来。我有保修证书！”
我只好开车送他到杂货店，还有那副难看的破座垫。卖出它的人已经在十年以前退休了。他的儿子走了出来。
爸爸说：“我的马桶座垫坏了。我想要个新的。”
小伙子看了看，说：“它锈光了，我不能给你个新的。”
爸爸给他看那张证书：“是吗？那看看这个，还有92天！”
然后我们拿到了一个新座垫。
新座垫的保修证书保证它可以用到2008年。我们到家以后，爸爸又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