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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俚皆缤说牧攘任藜浮Ｑ几墒裁慈チ耍看蚬ぁ２患友谑蔚乃担慈昭�95％以上的人是以留学为名，行“留钱”为实的。来日后，高昂的学费、房租、生活费还有债务，又迫使你不得不拼命打工。所以一位读了半年又退到我们班的同学仍然是五十音图发得“五音不全”。在国内时就听人讲“留日学生素质太差”，分析一下班里同学的文化程度、知识结构，这句判词一点也不为过。80％以上的同学实际文化程度小学（“文革”中的高中生）。看这些三十好几，前半辈子没有在教室正正经经坐过几年的同学在课堂上煎熬的可怜相，心里好不苦涩。坐在这样的教室仿佛使我想到20年前“复课闹革命”的情景，求学的热望顿时减退了。
生活的悲与喜
大林总算有了一间自己的房子，还是我的房东老太动了恻隐之心做保人为大林向街坊一位邻居租的。大林来日一月已在3处搭过铺，搬了3次家，为找房子一个月掉了10公斤肉。近来房租日日见涨，大林的“新居”3贴（约4。5m2）租金1。5万日元，外加水电近2万日元。我真替大林担忧，他现在两个地方打工5小时，收入仅6万日元，肯定要入不敷出，马上要夏天了，这房子连个大澡盆也放不下，外出洗澡每月又得多支出1万日元，真够受的。
今天从一上课开始，广州来的阿龙就一直趴在课桌上。邻座的同乡向老师解释，他来日3个月至今没找到工作，虽说凭这几年在广州的积蓄混过来了，可再雄厚的资金在东京也会很快坐吃山空。在东京的中国男儿“有泪轻弹”已司空见惯。课是不能上下去了，大家议论帮他找工作的办法。一位女同学说她工作的饭店缺一名刷锅的，估计问题不大。
小方苦着脸姗姗地走进教室第一句就说：“单丽娟被护送回北京了。”小方的话很轻却很沉。同学们听到这消息并不吃惊，可脸上个个挂出为同病者送殡的神色。
上周六晚上，单丽娟骑自行车忘了打开车灯被警察拦住，要查她的外国人登记证，她正巧没带，又加上语言不通，就被带到派出所。那晚回家同室的小方就见她眼睛失神、发呆。第二天醒来不见她人影，桌上留着一张字条：“警察今天还要来抓我，我先走了江姐。”单那脆弱的神经在长期的过度紧张又加上一阵剧烈的惊吓后变形了，她疯了，一周后被警方找到时，那件穿出去的旗袍的两边已被撕到大腿跟。
要问留学生最苦最难忍受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所形成的无形无影却24小时陪伴着你的高压。有些来了二、三年的人都无法摆脱这种心理压力，可只要待在日本一天，就得承受一天。
爱国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
元旦是日本的新年，放假3天。一个朋友的朋友邀请我参加他们几位朋友的聚餐。10平方米的房子来了七、八个人，好不热闹。在日本难得有这样的轻松，难得有这样的休息。绍兴黄酒、上海五香茶叶蛋、北京水饺、广州烤鱿鱼纷纷登场，各显神通。一盒马季的相声磁带、一曲费翔的《故乡的云》听得你先笑后哭。渐渐地大家似乎“醉了”，平日里憋着的那口怨气都发泄出来。“东京的马路高低不平像山路，哪有我们上海的马路平坦，要不我也不会骑车摔了一跤。”小殷拍着受伤的腿说。他早已忘了每次跨过苏州河桥时所产生的厌恶。“东京的羊肠小道和日本人的心胸一样狭窄，哪有我们北京的大街宽阔、畅达。”小顾更是不无自豪地申辩着，他决不再对北京的风沙有半点抱怨。话愈说愈多，愈说愈气。“我们老板是个吝啬鬼……”“好了好了，说到底一句话，日本人是中国人的死敌……”一位看上去挺文静的姑娘突然站起身拿起一把切菜刀模仿着电影里的动作唱道：“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家笑得前仰后合，酒瓶翻了一地，汤洒了一桌，饭喷了一身，“醉了”真的“醉了”，尽管明天又得向“鬼子”俯首贴耳”说一百遍“哈伊”（是），今天能放肆就放肆个够。
我似乎也被弄得似醉非醉，就这么似醉非醉的回家躺倒，似醉非醉的思索：40年前日本人妄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如今那些未被征服者的后代却争先恐后地涌来“心甘情愿”地接受“心理征服”，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族的悲哀。无怪乎日本方面对中国留学生数目激增持乐观、积极的态度，一则解决苦力活劳动力不足的问题，二则留学生不能定居日本，回国后必然会带着潜移默化后的“日本化”影子。
自信与自尊
小刘是朋友写信介绍到我这里借宿的。现在每天去一个清扫公司扫大楼，每天回家就对我讲一个日本人干活的“笨伯”故事。对于日本人干活中显出来的“笨”劲，留学生几乎是众口一个词。可说的时候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我们的许多留学生是以自己大学的文化程度，或者以精明强干的能力与日本最少需要文化知识的洗碗、扫大楼、端盘子工人作比较，这种反差是很明显的，结论也就明显了。
无论从哪方面说中国人也许比日本人多一点聪明。可日本人却“笨鸟”先飞，显巧了，这个问题从民族心理上探讨却有许多可深思的地方。我本想把这番话告诉小刘。再一想他一个大学生每天扫大楼，心情可想而知，回家说说只是求得一种满足自尊心的平衡而已，所以作罢。
小刘与我同住，最大的不满便是缺乏现代化气息。是的，比起有些留学生从“露天商场”“免费采购”的彩电、冰箱、地毯甚至于沙发、衣橱一应俱全来，我的居室可以说家徒四壁了。
某晚我们一起到朋友家看录像回家，路上看到一堆塑料袋包着的衣服和垃圾放在一起。他竟然从容不迫的走过去。一件件地挑选，有路人经过他仍然镇定自若，站在一旁的我羞得无地自容。过后我和他沉下脸来争论。无论他说因为穷拾东西不坍台也罢，说我虚荣清高、死要面子活受罪也罢，我决不允许他把挑选出来的两件呢大衣带进屋。
我想起其他许多留学生在“因为穷”的幌子下做出许多令人惭愧的事。古人尚能以“不为五斗米折腰”而自豪，经过2000年进化，我们的脊椎骨反而萎缩了，我这才痛悟到多年的内乱使许多人失去的不仅仅是时间、金钱，还有更重要的东西一种很难恢复的东西。
“留学”的利与弊
《解放日报》一篇《‘巴拉巴拉’东渡》的文章在学校里传阅。第3天报纸传进了我们班级。课间休息便围绕文章展开了争论。争得最热闹的就是关于有关领导得出“留日利大于弊的结论”。
“自费学习，学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怎么学，仅为维持生计就让你玩命，还学这学那，100个留学生99个没进过东京图书馆。”
“要说学日本也很简单，四个字‘苦干巧干’。如果中国10亿人都像日本人一样每天拼命干10小时、12小时，再加中国人智慧，那么什么人间奇迹都可创造。”
“也许学日本人的精神太容易了，所以掌握得最快的就是‘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生命’，我的一只箱子寄存在同乡处，他要我每月付1000日元。”
“想想真可怕，如果中国将来发展到目前日本的现代化水平，是不是比日本人更日本了呢？如真的这样，还不如不发展。”
……
小夏的话也说出了我的忧虑。也许这是一种悲观主义的论点，可仅仅为“留钱”而在日本苦斗的人能带回去其他更多的什么呢？
上午休息，难得有闲心去逛街。偶然看到一个日中文化交流服务公司。这里专为日本提供日中文化交流服的中方人才。办事处小姐热情接待了我，并回答了我的全部问题。来这里登记的中国留学生已逾2000，其中绝大部分是年轻的书法家、画家、武术家、翻译家、工程师、医师。他们几乎都会二、三种文字，填表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找到与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我问小姐成功率高吗？她遗憾的耸了耸肩。我本想凑热闹填一张申请表的念头打消了。
这2000多人大多是在荒芜了10年的土地上重新崛起奋斗的有志青年，本应是国家急需的人才。许多人都因在国内干着自己不喜欢干的事而奔向海外寻觅机会，可最终还是不能干自己喜欢干的事，甚至比国内更难。原因很简单，你学了几年日语总难与学了几十年日语的人竞争，何况日本人仅仅因你“不是日本人”就对你另眼相看，所以自费留学生要专业对口干事业何其难。
我又想那天关于利弊得失的争论。相对于闭关自守、相对于人才埋没来说，人才开放无疑是英明之举。尤其对留学生个人而言，学会另一门语言，体验包括忍受民族屈辱在内的另一种生活，带回用血汗换来的另一种纸币，不管怎么说总是“利大于弊”的。而对于国家而言，一批又一批青年精英四海为家，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在国内的有志青年人心思出，学而不用，长此以往定会形成一条更深更长的断裂层。
出走与回归
程韵终于也来日本了，可从大阪发来的第一封信就让我不敢想信是她写的。“小柴，来日一月一切使我失望，一年后我一定回国，一天也不多待，不知你的意见如何。”
和韵的来信搅乱了我自以为的“平静”。一个一直不敢想却一直想的问题再也不能回避了留还是归。对了，应该去问问老孙，他来日3年已进入博士生学习，必定对一切都适应了。我叩开了他的门。
听我说了程韵的想法和我自己的苦闷，老孙竟把那杯为我冲的植物奶粉加咖啡没放开水就端到我面前。“谈点别的不好吗？……他一脸的沮丧。”说起来我比你们单身汉更难熬，插队，返城，考大学，结婚，生儿子，总算安定了，又到海外流浪。出来时儿子刚刚周岁，在日本想儿子都想疯了。”他情不自禁地又凝望着桌子上儿子抱着一只汽球的照片，眼睛湿润了，摘下眼镜用手绢擦着。“今年春天我实在忍受不了，写信回家说，不准备考博士了，打算回国。不料，父母、兄弟姐妹、妻子的信接二连三飞来，劝我无论如何也要坚持下去。妻子的信说得最真挚也最伤心：‘我每分钟都盼着你回来，可想到小明的将来，我也只能和你一起克制着、苦熬着。你爸爸做了一辈子的中学教师，你们受了一辈子穷，你回来虽说在大学当讲师可也难免让儿子受穷。最近物价又上涨，吃蔬菜每天也要3元，靠你那点薪水怎么维持。还有，你一旦回国，邻居、同事、朋友将怎么看你。’就这样我又坚持下来了。现有我选择一个自己根本不熟悉但毕业后被日方聘用机会多的专业攻读博士课程，加上语言上的障碍，这种困难可想而知。这种痛苦也可想而知，”他停顿了一会。“你时间待长了会知道，你问留学生想不想待在日本，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说不愿意。如你问想不想回去，同样百分之九十的人显出犹豫。”
在“仅仅为了出来而出来”和“仅仅为了不回归而不回归”之间只能是迷惘、茫然和苦痛。
不是题外的话
国内朋友来信常问，日本人对中国留学生的态度如何。我的记事中没提到，必须补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