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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知道自己的伤势，可是我睁不开沉重的眼睛。
“不经我的批准，不允许任何人进入病房”。那个老太太说。
“是，李医生。”回答者的声调里还掺杂着童音。后来，我知道，他是我的“特护”，这个19岁的小伙子，他名叫高岩。
他们把一勺混合奶喂到我的口腔里，它应该是甘甜的，我感到的却依然是那种退不掉的焦糊味儿。
“好孩子，”老太太说，“对于一个烧伤患者，关键是坚强。”
我做好了忍受剧痛的准备，我的身心都不缺少坚强，可是真正上了手术台，才知道那滋味不是好受的，我至今也找不到恰当的词句来形容它。
榕榕信守着离队时的诺言，每星期都有信来。“我给你读读吧！”高岩对我说。我没让他读。我不愿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儿女私情。
“要不要通知她一声？”老政委来看我。
“等等吧，”我说，“等我伤好了再告诉她。”
万万没有想到，一切希望都是失望，一切设想都是幻想，一切感觉都是错觉。
我发觉没了双手双脚，眼睛也失明了。我接受不了这么残酷的现实，我在死一样的沉默中追求着死亡，渴念着死亡。
机会来了。
一天高岩慌慌张张地跑来说：“黄河要发大水了，我们要搬家。”
我期待着投身于洪水的呼啸之中。李医生，那位老太太却亲自扛了副担架，要把我抬走，我抗拒，我呼喊，一切都无济于事。
周围乱糟糟的。我又希望能在乱糟糟的时刻静悄悄地死去。这时，高岩来了，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了一瓶麦乳精，用开水冲了，拿调羹喂我。我恳求高岩，别再管我，让我安静地离去。
我的荒唐大伤了老太太的心，她一反平日的温存和慈祥，对我发脾气：“你混蛋！七八个人组成的抢救小组一直救了你十几个昼夜，难道是为了买你具尸体吗？二十多的小伙子竟然这么懦弱，真不嫌丢脸？亏你还是个军人……”
原以为选择死亡能解脱自己，谁想收获的却是世人的轻蔑和谴责。
“不！”我对着已空无一人的病室大叫：“我苏亮绝不是他妈的那种软弱的人！我想活，但不知怎么活啊！”
三
大西北的冬天很快就到来了，高岩曾不止一次地劝我给榕榕回信，把事情告诉她，我一直克制住自己。一天上午，一封加急电报传到了我的床头，说榕榕病倒了，速归！
归？怎么归？榕榕你怎么了，我迫不及待地让高岩打开三、四个月中的那几十封信，高岩读了起来：
第八封信“小亮，原谅你的榕榕吧。这些年我们相亲相爱，你不懂榕榕的心么？赶快给我回封信吧，哪怕写几个字也是好的……”
第十五封信“小亮，亲爱的，允许我再这么叫你一声吧，也许这是最后一声了。”
“盼不来你的信，我强迫母亲为我订了去部队的票，可没等走成，我已病倒了……”
“我不读了！”高岩哭起来。
是该写封信了。我开始陈述心里被咀嚼了无数遍的那些话，请她不要回信，不要来医院。
我与榕榕是在一个院子里出生，在一个院子里长大的。后来她父亲转业，全家回到了江南，那年她11岁，我12岁。再次见面，却都是二十来岁的人了。
我入伍分在军分区农场，后来，又分到三站。提成干部后，站长便开始关心我的个人问题。他神秘地告诉我机关门诊部有个黄护士，人长得没治了，脾气也好，可就是谁也看不上。我的孤傲和倔犟的脾气又萌动了，想去碰碰这个目空一切的小护士。
冒着寒风我赶了30里路走进机关门诊部，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两个女兵。
“我来找黄医生看病。”
“这儿没黄医生。”
“哦，不，是黄护士。”
“看病站在那儿干什么。哪个单位的？”黄护士在填处方单，头也不抬地问我。
“三站的。”
“叫什么名字？”
“苏亮。”
“嗯？”她惊了一下，又问：“什么病？”
“大概是感冒了。”
“感冒也值得跑这么远？你们单位不是有卫生员吗？”
我含糊其辞地嗯了一声。
她陡然收起笑容，“年龄？”
“20岁，怎么啦？”
“说老实话，你到底干什么来了？”说完，她就径自走了出去。等回来时，已穿了件毛衣，更显出体态的轻盈。“你不是来看我的吗？苏亮，你好好看看我是谁？”这就是我和榕榕的再次相遇，既平淡无奇又充满戏剧性。
想到榕榕不可阻止地就要来临，我心里越发酸楚，我需要一张完整的脸。我恳求做一次整容手术。
经过几天准备，我被固定在了手术台上。
“再疼痛也不能喊叫。”老太太说，“这是做面部手术，任何肌肉的抽搐都会影响手术效果。”万箭穿心般的疼痛慢慢消散了，我听到了一个女人的轻轻饮泣。呼出的气浪直扑到我的脸上。这是除了母亲之外我唯一熟识的女人的气味，“榕榕！”我失声喊道。
“是我……”她猛抓住了我的两条残臂，哭着：“小亮，你这是为什么啊……”
还说什么呢？一切言语都是多余的，她留下来了，代替了高岩。
四
寂寞无聊的生活莫过于病中岁月，终于，有一天榕榕对我说：“我不想让你这么混日子，你的伤基本上好了，应该学着做点事情。”
她说我可以学习写作，做保尔·柯察金那样的人。她为我制定了一张作息时间表。
一开始想用口述的方式来“写”，后来发现自己不是那块料，便求榕榕帮我想办法。
榕榕在笔杆上用松紧布缝制了一个圈套，把笔固定在我的残肢上。她还弄来一个二尺见方的三合板，用来托放纸张。
我写得很苦，残臂红肿了，伤口流血，一个上午还写不下百多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却把两行字叠到了一起。
“我他妈的不写了。”我骂自己。榕榕只能暗自悲伤。发过脾气又后悔，我又强制自己写下去。
不敢说准能写出作品，但创作的热血是被刺激得沸腾了，明显地感觉到了写作的欲望像胎儿一样在腹腔里躁动。我把这个作品的题目都想好了，叫《我们的爱情》。可榕榕却不同意。
“你不嫌害臊，我还嫌呢，要写就写写那个患了血癌的小姑娘吧，她才13岁，眼看活不了多久了，还天天攻读英语。”
“好的。”我说。
这样，我认识了叶玲。
“苏叔叔，您好吗？”她先用英语向我问候，完了自己又译成汉语。我惊奇地发现这位住院二年多得了绝症的姑娘，竟然这般乐观，她天真地把翻译说成“翻译官”，“咯咯咯”地笑着，像从嘴里飞出了一群鸽子。
“好好学吧，叶玲。”我说。
“你说我这病还能好吗？”
“能的，能的。”
“那我们订个合同。”叶玲说。
“订什么合同呢？”
“不管你的小说什么时候出版，都让我做翻译，介绍给外国小朋友。”
“一言为定。”我说。
稿子写好了寄出去又被退了回来，可以想见我的心。正在我惶惑不安的时候，高岩为我介绍了一位当编辑的病友章老师。
他细细地分析着我的作品，耐心地告诉我该怎么写。
我又拿起了笔。
五
又是一个晴朗的上午，榕榕要出去给我买点吃的，由叶玲来陪伴我。可榕榕一直没见回来。我等着，等过了中午，果然是一桩不幸的消息：榕榕被人家欺侮了。
“小亮！”她一进门就哭。
“流氓！”她喊着。原来，她想给我买几斤杏子尝鲜，卖杏的说：“买杏吧大姐儿，怀孕闹病的都来找哥们儿。”榕榕没理，说要捡熟的，卖杏的却倒进半秤盘生的说：“你不是闹孩子想吃酸的吗？这个正好！”
榕榕生气了，抬脚要走，卖杏的却一哄而上把榕榕围在当中……
“狗杂种！”我喊叫着，我想如果我双手双脚还在，我一定会冲上街头，去找那些流氓拚个你死我活。我被狂怒震动了，身体刚挪到床沿，“叭！”的一声摔在了地上。
我悔恨自己的疏忽。我只想到自己的残疾会给榕榕带来精神上的不幸，生活上的痛苦，却没想到失去了保护她的能力。让她离开这里吧，让她重新选择能保护她的人。
我想冷静地跟榕榕谈谈，请她离开，可不待我把话说完，榕榕已扑上前来，“我不离开你，一辈子也不离开你……”
经过几天的痛苦和折磨之后，我终于战胜了自己脆弱的感情，决断：不惜一切，让她离开我。
我将她递过来的纸笔打落在地上，疯子似的胡言乱语：“你给我滚开！”我骂道，“滚得越远越好，让我永远别再见到你！”
榕榕吓呆了，她以为我受了剌激后神经失常，扑上来又是劝说又是爱抚。
“你滚开，少来这一套。”
榕榕嚎啕大哭起来。
“我讨厌你。”我说，“你快走吧！”这样，折腾了几天，榕榕不再哭了。病室里死一般寂静。她简单地为自己收拾了东西，把我的日常用具做了清理。她迟迟地站在病房，不知留恋些什么？
“你们是小亮的朋友，我最后求你们一件事。小亮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们都不要来劝他。他害怕别人的同情……”她对高岩和叶玲说。
“黄阿姨！”叶玲抱着榕榕痛哭起来：“你放心走吧黄阿姨，我会来照顾苏叔叔的。”
“玲玲，还有你自己的身体啊，听阿姨一句话，千万多保重……”
榕榕什么时候走的，我不知道，只有一个声音在脑海徘徊：你多保重，多保重啊！
六
叶玲终于按捺不住，向我开火了：“苏叔叔，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她有哪点儿对不起你，你胡说八道把人家赶走。如果不是看了黄阿姨的面子，我一天也不理你。”
“谢谢你，你骂得很对。”我说。
“恨你，我永远恨你，今后你当了多么大的作家，我都不翻译你的作品了。”
“为什么呀？”
“因为你没良心！”
被人误解是痛苦的，被叶玲误解尤其痛苦。我不能在孩子的童心上刻上伤痕，于是，我向她倒出胸中的苦水。
“你应该把这些告诉阿姨。”
“傻姑娘，告诉她，你阿姨还会走吗？”
榕榕走后，在叶玲和高岩的帮助下，我又重新振作起来，开始了我刚刚踏上的文学的长征。
5月30日，星期五，这是我一生永远也忘不了的一天。
“嘻嘻”，我正写着，突然听到了叶玲的笑声。
“你坐吧，”我说，“我这儿正写得带劲儿呢。”
“不要写了。”她撒娇地爬到我背上，“今天休息。”
“休息？凭什么？”
“今天是我生日，我下令你休息一天。”
“噢？”我也笑了。“好好，休息，庆祝我们的翻译官十三寿辰。”
我托高岩到街上买回一部精装本《英汉辞典》，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叶玲。她高兴得手舞足蹈。
生日后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