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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主任认真起来，他的表情让我再次想起了那天打爸爸耳光的时候，他说：组织上有个决定，昨天就想告诉你，可是没有时间。简单说吧，基地要盖试验大楼，需要总工程师，你刘承宗即懂建筑，又懂结构，所以我们选定的是你，你有经验，又是技术……现在不能再说什么技术权威了……
解放军这时突然严肃地说：但是，我们也需要技术。
我在一边听着，从那时起，我对解放军的印像就永远是很好，他们天生不是为了打仗的，他们天生是来作好事的。他们在今天抗洪，明天地震救灾，当年他们进了我们家，我们家就得到了解放。
爸爸开始变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双手时而互相搓着，时而又站在那儿来回摇晃，他想为他们倒茶，家里却又没有茶叶了，他显得着急。范主任笑了，说：刘承宗是个书呆子，他就是这样。解放军也笑了，他说：我们就需要这样的人。
妈妈只能为他们倒了杯白开水。
茫主任说：你去了基地，一切待遇都按照部队的，工资，服装，还有补助的白沙子糖，每月一斤清油。
父亲的眼神里涌出了无限的希望，他问他们：试验大楼的建筑和结构都由我负责？解放军和范主任都点头。我这时看着爸爸，突然又觉得他很伟大。爸爸眼睛里渐渐地显现出感激的光辉。他说：谢谢组织上对我的信任，可是我有一个要求。解放军说：什么要求？家里有困难尽管提，我们部队尽量帮你解决。爸爸脸上产生了像革命烈士就义前的微笑，他说：我要求不给我任何待遇。只让我工作。
许多年都过去了，父亲的话此时此刻还是像寒冷的北风一样地从很远的地方吹过来，它们盘旋在我的书桌上，把我的纸和笔都吹得来回动着，使我抑制不住它们的抖动。
爸爸的嗓音在颤动：让我负责整个大楼。
整个大楼。
整个大楼……
深夜里，我被一种声音从睡梦里吵醒。再次听见了父亲母亲的大床发出的吱吱扭扭的声音，先是妈妈叫，然后是爸爸叫。
然后，我听见爸爸对妈妈说：我这辈子不求别的，就想一直工作到死。我就是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办公桌上。
妈妈笑了，那笑声在我听来无论如何都显得有些淫荡，她说：那我一定要想法为你买一张新办公桌。
爸爸咳嗽起来。那是幸福的咳嗽。
父亲走了，去负责他的整个大楼。
有一天晚上，我竟然悄悄地跟踪我自己的母亲，我对她的怀疑天天在加重，特别是父亲离家去基地的这三个月里。我总是觉得母亲有些怪异，她甚至在某一个晚上穿了她多年不穿一直放在箱子里的高跟鞋。父亲不在，她穿给谁看呢？
母亲出门时，让我早早睡觉，她态度温和，刚梳过的头有些湿。我似乎感到了她身上也有某种香水的味道。我说：你干啥去。她说：有事。我故意装着没有看她穿着的高跟鞋，但是，那鞋像是月亮一样地闪着光。她说：妈妈一会儿就回来。我点头。
当她一出去，我就立即伏在了窗前，看着她出了单元门，然后朝学校的方向走去。我也下了楼，并远远地跟在了她的身后。
进了学校的大门时，我有些犹豫了，我这样作好吗？但是，高跟鞋的声音从远处传来，说明妈妈已经上了楼，朝二楼的某个角落走去。
我跟在后边，在昏暗的过道灯光下，看见妈妈修长的身影正在摇晃，她的个子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她本身就是一个高个子女人，现在穿上了这双鞋，就显得更高。在夜色里，别人是不会注意她穿着高跟鞋的，在那样的年代里，她竟然穿上了这种鞋，她真是疯了。
母亲走得渐渐快了，当她走到校长办公室门前时，脚步竟然停了下来。母亲还没有敲门时，那门就开了。我听见了校长的声音：怎么才来，我刚才已经在楼下等你半天了。
门关上了。我悄悄地到了门前，仔细地听着里边的动静。母亲说：这鞋好看吗？校长不说话。母亲说：你那么着急干什么？我就是因为要找这双鞋，才这么长时间。然后，没有人再说话了，似乎听到里边的地板上咚咚地响着，然后，就听到了母亲的呻吟声。尽管声音很小，我却听得清清楚楚。我肯定能想像出里边发生的事。
我应该喊叫起来，可是我呆若木鸡。
许多年后，母亲对父亲忏悔，说她当时是被迫的，她是为了保护我和父亲。因为反标是要枪毙人的。她说她虽然不干净了，但是却是由于爱才这样作的。
父亲相信了她的忏悔，原谅了她，并更加尊重她，对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因为在父亲的理解中，母亲虽然这样作了，可是她的内心却在滴血，一个女人在这种时候所受到的折磨，远远超过了她们在受刑时的程度。比如说江姐在监狱里，别人拿针朝她的指甲缝里扎，那不过是肉体上的疼痛，而母亲却受到的是精神上的催残，母亲承受的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灾难。
为了安慰父亲，心疼他脸上一再增加的皱纹，我始终没有告诉他，母亲那天是穿着高跟鞋去的，母亲在那些日子里没有被摧残，她只是在享受。
母亲在那个秋天里，享受着春天里的东西，她在三十多岁时，却体验着二十多岁的激情。这其实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秘密，今天我把它说出来了，不管你们这些内地人听了这段故事之后，灵魂里是什么感觉，反正我这个新疆人乌鲁木齐人是从灵魂里开始轻松了。
一个人对他自己的母亲这样说三道四，真是不好，很不好。
可是，故事就是在那个时候发生的，那个时候父亲不在家，他已经走了三个月了。他经常给母亲写信，母亲也经常给他写信。这些信我以后也都看了，里边充满思念，当然不能说那都是假话。但是，我只是想问，如果你妈跟我妈一样，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你们会像我这样说出来吗？或者这样说，通过对于一个像母亲这样一个被扭曲形像的描写，道出了一个时代的非正常状态，如果我没有把它们定性为那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你们会骂我吗？那我能怎么办，我最好还是不说，让它成为一个永远躲在坟墓里的东西，就像是湖南坟园里躺着的那些冤鬼。他们或者她们有多少有趣的，委屈的事？当时没有什么人说，以后只有少部份让纪晓岚给说了。
那是不是母亲一生中最愉快的时候？
我不能随便下这样的结论，因为她也是学建筑的，她不如爸爸那样出名，她清华大学毕业后没有留苏，她年纪太小，她只能作为爸爸的学生辈，在爸爸大谈自己的体会时，瞪着大眼看着爸爸，并且眼里全是柔情和好奇，当然也有敬仰。她肯定当时就已经彻底地垮了，她知道自己爱上了这个有激情的老男人，尽管这个老男人也才三十岁多一点。其实母亲那个时候正在与另一个女人暗中争夺谁是校花，她善于在舞台上诗朗颂，而还有一个女人，母亲有她的照片，她善于在蓝球上表现。其实那个时候已经不太说校花这样的词了，可是她自己却偶尔津津有味地说着，就好像别人真的很关心她的风度与美丽一样。其实，她长得比阿吉泰差得远了。不过，那是我的标准。
总之，母亲就是在那种心境下认识了父亲，他像是英雄一样地走过了自己的母校清华，同时，在自己的身后背着一个箩筐，母亲只是跟在他的身后观察了一小会儿，然后一阵风过，她与他开始相互致意，就被他装在了身后的那个箩筐里。她谈不上狂热，只是心里觉得这个从新疆回来的男人身上有种大师的风范。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名气，还由于他的品德。他在跟母亲谈起建筑中的人性时，不光是说起了音乐，还说起了文学，甚至于哲学。他说了很多像母亲这样的女人根本没有想过，也从来没有注意过的名字。都是外国人。这是以后母亲的日记告诉我的。
父亲和母亲多年来恪守着一个规矩，他们都有自己的独立空间，他们从来不互相看对方的日记。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抽屉。而且，他们从不随便打开，即不打开自己的，更不会打开对方的。但是，他们以后有了我，一个他们爱情的结晶，是个男孩子，他长着母亲瘦高的身材，有着她那样白皙的像是女人一样的皮肤，却有着像父亲一样复杂的心肠。而且，这个男孩子从来不考虑父母的隐私权，他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打开了他们彼此的抽屉，把他们那点破事看了个够。他作着这么没有原则的事情竟然丝毫不感到羞耻，没有认为自己不要脸，这是不是物种的退化？
一个人在小的时候会偷看很多东西，你没有成人的权力，就只好在任何事上都当小偷。这几乎改变了他的一生。其实那个时候很多孩子都是在这种情况下走路的，他们的一生就该那样走，像小偷一样走。
不要以为我在这儿有多么悲愤，想控诉那个社会，就像是今天的少年老是想控诉教育制度一样，没有。我没有父亲进攻母亲的激情。我只是想说明自己是个小偷，因为没有很多权力，所以每样东西你都必须靠偷才能获取。
我曾为偷而深深忏悔，但是我记住了那个字眼，就像是我记住了母亲人生的污点一样。
她为什么要去作那种事，就算开始是被迫，是为了救我和父亲，后来呢？校长是她的校友，他跟母亲同出自一所大学。尽管在学校里他们并不认识，但是他们肯定用过同一个图书馆，甚至于借过同一部苏联人写的小说。他们先后来到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他们都是这块土地上的精英，校长是不是不那么自我中心？他面对母亲时内心的节奏是不是透出了某种内在的文雅？母亲在特殊的情境之下朝他那儿跑，并在夜色中穿上了高跟鞋，那时可是没有人穿这种鞋的，大家都穿着胶鞋，布鞋，我甚至想不起来有没有人穿皮鞋。当然，只有王亚军除外，阿吉泰除外。
那天晚上，母亲进家时，我装着睡着了。她轻轻地走过来，站在我的身边，看了我一会儿，她身上香气袭人，是一种我从来没有在她的身上感受过的味道。在这种我十分排斥的香味之后，有一种我童年时那么熟悉的皮肤的清香，这种躲藏在后边的味觉让我心酸不已。我害怕自己会忍不住地哭出来，就装着对于灯光无限反感地转了个身，继续睡着。母亲关上了灯，然后，她回到了自己的屋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下意识地摸了摸自己渐渐流出眼泪的脸。不能让自己的母亲看到自己流泪，而且，泪水里蕴藏着许多对于这个叫作母亲的女人的忧怨和茫然。
第6章英格力士
父亲回来的时候很威风。
他走在我们湖南坟园大院里的路上，穿着军装，甚至还有领章帽徵。他穿的真是解放军的衣服，只可惜他没有一点点那种风度。他的个子不高，戴着眼镜，挺着脖子，背还有些驼。我想，有的人一穿上类似乎于像军装这样的衣服就会显得威风凛凛，而父亲则是相反，这种衣服几乎把他压得爬下了。
但是，父亲的脸上是充满骄傲的，很有一些小人得志的意味。他走着，一上一下很有弹性，尽管浑身上下没有一个地方是伸直的，可是他还是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种的太阳，希望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我那时就常想，人是不能太得势的，不能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