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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也摇头叹息着，没有话可说。
我听了也很难过，但不知另外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又不敢问。
妈妈叫我去喊宋妈来，我也感觉是件严重的事，到门道里，不敢像每次那样大声吆喝她，我轻轻地喊：
“宋妈，妈叫你呢！”
宋妈很不容易地止住抽噎的哭声，到屋里来。妈对她说：
“你明天跟他回家去看看吧，你也好几年没回家了。”
“孩子都没了，我还回去干么？不回去了，死也不回去了！”
宋妈红着眼狠狠地说，并且接过妈妈手中的汤匙喂燕燕，好像这样就表示她呆定在我们家不走了。
“你家丫头子到底给了谁呢？能找回来吗？”
“好狠心呀！”宋妈恨得咬着牙，“那年抱回去，敢情还没出哈德门，他就把孩子给了人，他说没要人家钱，我就不信！”
“给了谁，有名有姓，就有地方找去。”
“说是给了一个赶马车的，公母俩四十岁了没儿没女的，谁知道是真话假话！”
“问清楚了找找也好。”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宋妈成年跟我们念叨的小栓子和丫头子，这一下都没有了。年年宋妈都给他们两个做那么多衣服和鞋子，她的丈夫都送给了谁？旧花棉被里裹着的那个小婴孩，到了谁家了？我想问小栓子是怎么死的，可是看着宋妈的红肿的眼睛，就不敢问了。
“我看你还是回去。”妈妈又劝她，但是宋妈摇摇头，不说什么，尽管流泪。她一匙一匙地喂燕燕，燕燕也一口一口地吃，但两眼却盯着宋妈看。因为宋妈从来没有这个样子过。
宋妈照样地替我们四个人打水洗澡，每个人的脸上、脖子上扑上厚厚的痱子粉，照样把弟弟和燕燕送上了床。只是她今天没有心思再唱她的打火链儿的歌儿了，光用扇子扑呀扑呀扇着他们睡了觉。一切都照常，不过她今天没有吃晚饭，把她的丈夫扔在门道儿里不理他。他呢，正用打火石打亮了火，巴达巴达地抽着旱烟袋。小驴大概饿了，它在地上卧着，忽然仰起脖子一声高叫，多么难听！黄板儿牙过去打开了一袋子干草，它看见吃的，一翻滚，站起来，小蹄子把爸爸种在花池子边的玉簪花给踩倒了两三棵。驴子吃上干草了，鼻子一抽一抽的，大黄牙齿露着。怪不得，奶妈的丈夫像谁来着，原来是它！宋妈为什么嫁给黄板儿牙，这蠢驴！
第二天早上我起来，朝窗外看去，驴没了，地上留了一堆粪球，宋妈在打扫。她一抬头看见了我，抬手叫我出去。
我跑出来，宋妈跟我说：
“英子，别乱跑，等会跟我出趟门，你识字，帮我找地方。”
“到哪儿去？”我很奇怪。
“到哈德门那一带去找找——”说着她又哭了，低下头去，把驴粪撮进簸箕里，眼泪掉在那上面，“找丫头子。”
“好的。”我答应着。
宋妈和我偷偷出去的，妈妈哄着弟弟他们在房里玩。出了门走不久，宋妈就后悔了：
“应当把弟弟带着，他回头看不见我准得哭，他一时一刻也没离开过我呀！”
就是为了这个，宋妈才一年年留在我家的，我这时仗着胆子问：
“小栓子怎么死的？宋妈。”
“我不是跟你说过，冯村的后坡下有条河吗？……”
“是呀，你说，叫小栓子放牛的时候要小心，不要就顾得玩水。”
“他掉在水里死的时候，还不会放牛呢，原来正是你妈妈生燕燕那一年。”
“那时候黄板——嗯，你的丈夫做什么去了？”
“他说他是上地里去了，他要不是上后坡草棚里耍钱去才怪呢！准是小栓子饿了一天找他要吃的去，给他轰出来了。不是上草棚，走不到后坡的河里去。”
“还有，你的丈夫为什么要把小丫头子送给人？”
“送了人不是更松心吗？反正是个姑娘不值钱。要不是小栓子死了，丫头子，我不要也罢。现在我就不能不找回她来。
要花钱就花吧。”宋妈说。
我们从绒线胡同穿过兵部洼，中街，西交民巷，出东交民巷就是哈德门大街。我在路上忽然又想起一句话。
“宋妈，你到我们家来，丢了两个孩子不后悔吗？”
“我是后悔——后悔早该把俺们小栓子接进城来，跟你一块儿念书认字。”
“你要找到丫头子呢，回家吗？”
“嗯。”宋妈瞎答应着，她并没有听清我的话。
我们走到西文民巷的中国银行门口，宋妈在石阶上歇下来，过路来了一个卖吃的也停在这儿。他支起木架子把一个方木盘子摆上去，然后掀开那块盖布，在用黄色的面粉做一种吃的。
“宋妈，他在做什么？”
“啊？”宋妈正看着砖地在发愣，她抬起头来看看说，“那叫驴打滚儿。把黄米面蒸熟了，包黑糖，再在绿豆粉里滚一滚，挺香，你吃不吃？”
吃的东西起名叫“驴打滚儿”，很有意思，我哪有不吃的道理！
我咽咽唾沫点点头，宋妈掏出钱来给我买了两个吃。她又多买了几个，小心地包在手绢里，我说：
“是买给丫头子的吗？”
出了东交民巷，看见了热闹的哈德门大街了，但是往哪边走？我们站在美国同仁医院的门口。宋妈的背，汗湿透了，她提起竹布褂的两肩头抖落着，一边东看看，西看看。
“走那边吧，”她指指斜对面，那里有一排不是楼房的店铺。走过了几家，果然看见一家马车行，里面很黑暗，门口有人闲坐着。宋妈问那人说：
“跟您打听打听，有个赶马车的老大哥，跟前有一个姑娘的，在您这儿吧？”
那人很奇怪地把宋妈和我上下看了看：
“你们是哪儿的？”
“有个老乡亲托我给他带个信儿。”
那人指着旁边的小胡同说：
“在家哪，胡同底那家就是。”
宋妈很兴奋，直向那人道谢，然后她拉着我的手向胡同里走去。这是一条死胡同，走到底，是个小黑门，门虽关着，一推就开了，院子里有两三个孩子在玩土。
“劳驾，找人哪！”宋妈喊道。
其中一个小孩子便向着屋里高声喊了好几声：
“姥姥，有人找。”
屋里出来了一位老太太，她耳朵聋，大概眼睛也快瞎了，竟没看见我们站在门口，孩子们说话她也听不见，直到他们用手指着我们，她才向门口走来。宋妈大声地喊：
“您这院里住几家子呀？”
“啊啊，就一家。”老太太用手罩着耳朵才听见。
“您可有个姑娘呀！”
“有呀，你要找孩子他妈呀！”她指着三个男孩子。
宋妈摇摇头，知道完全不对头了，没等老太太说完，便说：
“找错人了！”
我们从哈德门里走到哈德门外，一共看见了三家马车行，都问得人家直摇头。我们就只好照着原路又走回来，宋妈在路上一句话也不说，半天才想起什么来，说：
“英子，你走累了吧？咱们坐车好不？”
我摇摇头，仰头看宋妈，她用手使劲捏着两眉间的肉，闭上眼，有点站不稳，好像要昏倒的样子。她又问我：
“饿了吧？”说着就把手巾包打开，拿出一个刚才买的驴打滚儿来，上面的绿豆粉已经被黄米面湿溶了。我嘴里念了一声：“驴打滚儿！”接过来，放在嘴里。
我对宋妈说：
“我知道为什么叫驴打滚儿了，你家的驴在地上打个滚起来，屁股底下总有这么一堆。”我提起一个给她看，“像驴粪球不？”
我是想逗宋妈笑的，但是她不笑，只说：
“吃吧！”
半个月过去，宋妈说，她跑遍了北京城的马车行，也没有一点点丫头子的影子。
树荫底下听不见冯村后坡上小栓子放牛的故事了；看不见宋妈手里那一双双厚鞋底了；也不请爸爸给写平安家信了。
她总是把手上的银镯子转来转去地呆看着，没有一句话。
冬天又来了，黄板儿牙又来了。宋妈让他蹲在下房里一整天，也不跟他说话。这是下雪的晚上，我们吃过晚饭挤在窗前看院子。宋妈把院子的电灯捻开，灯光照在白雪上，又平又亮。天空还在不断地落着雪，一层层铺上去。宋妈喂燕燕吃冻柿子。我念着国文上的那课叫做《雪》的课文：
一片一片又一片，
两片三片四五片，
六片七片八九片，
飞入芦花都不见。
老师说，这是一个不会做诗的皇帝做的诗，最后一句还是他的臣子给接上去的。但是念起来很顺嘴，很好听。
妈妈在灯下做燕燕的红缎子棉袄，棉花撕得小小的、薄薄的，一层层地铺上去。妈妈说：“把你当家的叫来，信是我叫老爷偷着写的，你跟他回去吧，明年生了儿子再回这儿来。
是儿不死，是财不散，小栓子和丫头子，活该命里都不归你，有什么办法！你不能打这儿起就不生养了！”
宋妈一声不言语，妈妈又说：
“你瞧怎么样？”
宋妈这才说：
“也好，我回家跟他算帐去！”
爸爸和妈妈都笑了。
“这几个孩子呢？”宋妈说。
“你还怕我亏待了他们吗？”妈妈笑着说。
宋妈看着我说：
“你念书大了，可别欺侮弟弟呀！别净跟你爸爸告他的状，他小。”
弟弟已经倒在椅子上睡着了，他现在很淘气，常常爬到桌子上翻我的书包。
宋妈把弟弟抱到床上去，她轻轻给弟弟脱鞋，怕惊醒了他。她叹口气说：“明天早上看不见我，不定怎么闹。”她又对妈妈说：“这孩子脾气强，叫老爷别动不动就打他；燕燕这两天有点咳嗽，您还是拿鸭梨炖冰糖给她吃；英子的毛窝我带回去做，有人上京就给捎了来；珠珠的袜子都该补了。还有，……我看我还是……唉！”宋妈的话没有说完，就不说了。
妈妈把折子拿出来，叫爸爸念着，算了许多这钱那钱给她；她丝毫不在乎地接过钱，数也不数，笑得很惨：
“说走就走了！”
“早点睡觉吧，明天你还得起早。”妈妈说。
宋妈打开门看看天说：
“那年个，上京来的那天也是下着鹅毛大雪，一晃儿，四年了！”
她的那件红棉袄，也早就拆了：旧棉花换了榧子儿，泡了梳头用；面子和里子，给小栓子纳鞋底了。
“妈，宋妈回去还来不来了？”我躺在床上问妈妈。
妈妈摆手叫我小声点儿，她怕我吵醒了弟弟，她轻声地对我说：
“英子，她现在回去，也许到明年的下雪天又来了，抱着一个新的娃娃。”
“那时候她还要给我们家当奶妈吧？那您也再生一个小妹妹。”
“小孩子胡说！”妈妈摆着正经脸骂我。
“明天早上谁给我梳辫子？”我的头发又黄又短，很难梳，每天早上总是跳脚催着宋妈，她就要骂我：“催惯了，赶明儿要上花轿也这么催，多寒碜！”
“明天早点儿起来，还可以赶着让宋妈给你梳了辫子再走。”妈妈说。
天刚蒙蒙亮，我就醒了，听见窗外沙沙的声音，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赶快起床下地跑到窗边向外看。雪停了，干树枝上挂着雪，小驴拴在树干上，它一动弹，树枝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