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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能够娱乐我们的人来娱乐我们吧！》
孙甘露
在我的少年时代，看电影属于聚众之一种。好几百人凑在一块，嘻嘻哈哈的，在军营的操场上，或者在某家新而简陋的郊区影院里。托纳托瑞的《天堂影院》定义了这黄金般的普罗大众的影像生活。在散场后的平淡岁月里，人们三三两两的回味、谈论着影片和影片唤起的记忆，复诵电影中的对白，哼唱电影音乐的旋律，凝望着某个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已经十分遥远的明星的俊美形象。
几乎是在一瞬之间，这种情形被差不多彻底颠覆。为大尺幅银幕制作的影片被压缩成烙饼式的光盘，观影变成了个人在家中秘密进行的阅读活动，尽量少的人在一起观看，而后，和尽量多的人谈论——在各种场合，倾慕、玩味、讥讽乃至唾弃，评论电影已经成了看电影的天然衍生的部分，电影被过度的阐释，仿佛不如此就不曾被观看过似的。
在合理的时间尺度内，一部影片被我们谈论得越多，它在我们心中唤起的悸动便日趋递减，一部被影评无微不至覆盖的影片，几乎是看不见的——一如鲍德温的著作《看不见的人》所揭示的有色人种的特殊处境那样——这难道也是“彩色”影片无法避免的历史命运？在另一种意义上，“黑”也意味着缺乏“白”色作为对比的光照，它在暗处，在深处，虽然它被自然赋予了丰富的层次。
虽然在有着炫目色彩的影片中，黑白段落的运用已近乎俗套，偶尔出现的黑白影片依然被视为少数特立独行的天才的殊异之作——姜文的《鬼子来了》即以它的特殊影像对一个昏暗时刻显示了沉痛的历史追忆；同时，令人极为惊讶的蕴涵着丰富的喜剧 性。正如这部叙事迅捷有力的影片被“观看者”轻易地忽略了，更多的载歌载舞的影片——让我们来段舞蹈般的枪战吧——令人哭笑不得、反复渲染、匪夷所思的幕后八卦，作为此地电影产业的寄生物，在影片开机之前已经以娱乐业专有的兴高采烈淹没了电影“本文”。《我最后的叹息》、《电影手册》、电影史、《编剧入门》、齐泽克关于《黑客帝国》的拉康式的读解……似乎只是为了报章杂志上的后续娱乐文字作铺垫。
我们陷入了自观看安东尼奥尼的影片之后少有的困惑，紧接着，必然的，令人费解的《阿嫂》出现了。坦率地说，终于有一部电影，以故事影片的方式，为我们汇聚了作为工商业的华语电影的显著征候：叙事乃至价值的轴心完全倾覆。作为电影观众，我们被视为乌有。
基本的，我们买票是为了找一乐子。容我哀叹一句：让能够娱乐我们的人来娱乐我们吧！
新上海流水二
——《我不相信；我相信。》
孙甘露
九月台北之行最美妙的收获，就是拉什迪了。联经张雪梅女士前后张罗，在诚品和联经两家书店，购得拉什迪大部分重要的小说，后经外文书店吴新华先生的帮助，千里迢迢，装箱走水路海运归来。有时候，我想象着波涛之上的一小箱书籍，那份期待、忐忑，令我不由得想到拉什迪在《午夜之子》中写到的“大凡我们人生中举足轻重的事件，都发生在我们不在场的时刻。”
十一月的一晚，与毛尖、陈村、小宝、王为松四位老师同去参拜《万象》新编辑部。在观赏了来自埃及的若干杯垫之后，陆灏老师建议我尝试着写一本类似主题的小说。当然，我当然写不了。如果你没有精读这方面的经典著作，是无论如何动不了笔的。陆灏先生随即慷慨的取出他正在阅读的萨德小说《索多玛的一百二十天》——罗兰？巴特将其与普鲁斯特并称为法国文学世界的两极——呵呵，我受命学习这本著作。
近几年来，最令我沉迷的西方在世作家，就是这么三位：拉什迪、艾科、奈保尔。我深信，经由他们恢复、再造了叙事文学的智慧、诗性的传统，他们笔下卑微的生灵，具有维吉尔、荷马、但丁史诗般的壮丽温柔的感情。甚至那些模糊、胶着、暧昧、绝望的时刻，也被描写的如“蛇吻”（拉什迪）般充满了灼人的力量。
这是我读过的最好的描写情爱的文字，中间的片断令我愉快而不安的想到《葡萄之上》。请读吧！（以下我整段摘引拉什迪《摩尔人的最后叹息》第二章中的文字，请编辑扣除稿酬。）
“讲述自己的做爱经过，对我来说还是很困难。即使到现在，不管发生多少事，想起失去的一切，仍会让我想得发颤。我记得它的安适、温柔，以及有如天启的欢愉。如果它是为我开启的肉体之门，则倾泻而入的是让人无法想象的五度空间宇宙：它是旋转的星球和彗星的尾巴。它是混乱的银河系。它是炽热的太阳。但是，但是除了我的表情和我得呓语之外，它只是单纯的肉体行为，移动双手、夹紧双臂、弓著背弯、上下移动，还有许多没有意义的肢体动作，但也代表所有意义；纯属动物性的举动，因为任何动物——任何动物——都可能做这种行为。我无法想象——不，即便到现在，我的幻想还无法触及它所给我的感受——这种热情、这种本能是可以作假的。我不相信在那种时刻，那种火车进进出出的时刻，她会对我说谎。我不相信；我相信；我不相信；我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相信。”
新上海流水三
——克鲁伊夫怎么说？
孙甘露
我之喜爱看马拉多纳、罗纳尔多踢球，丝毫不亚于听帕瓦罗蒂、卡雷拉斯歌咏；我一度认为球场的观众席是白痴也有权利坐的地方，观赏这类涨红了脸大喘气的游戏，要不了多少感受艺术的特殊本领。（听起来我好像是在贬低歌王。）我当然知道这是错的，只是我一直不知道错在何处。
阿利桑德罗？巴里科（《海上钢琴师》的原作者。）以美国大型马戏班班主巴南姆名字命名的专栏文章，令我微微开窍。他曾经形容佐拉在对方禁区内的渗透像“病毒”一样，他像打冰球那样的小传，使得队友舒服地只需将足球“装”进球门。
接着是克鲁伊夫，他为西班牙《先锋报》写的专栏，让我知道了我“前一天”看过的比赛——那些足球的享受和感官上的陶醉，视觉和内心的震撼——到底是因为什么。别误会了，我指的是巴萨和皇马的比赛，克鲁伊夫的专栏谈论的主要也就是这类球队，包括他不屑的切尔西。而某些为赢而赢的比赛，在他看来甚至是亵渎比赛。他曾经写道：“要知道，不能赢也是足球游戏的一部分。” 因为影响一场足球比赛结局的原因太多了，“有时候也许一个孤立的细节就能导致一场比赛获胜。”
听起来，克鲁伊夫好像是在为失败找借口，因为他所在的荷兰队，为世界奉献了最漂亮的攻势足球，但是却没有赢得世界冠军。多年后，他这样为巴萨的失利开脱：“快乐的度量衡不应该是你征服了多少冠军，而在于一旦选择了就与它荣辱与共的过程。整个赛季，如果你的球队都在为了踢出最好的足球而奋斗，它的观赏性甚至超过了任何对手，我想你的自豪感会油然而生。最终，你的球队可能取得冠军或者没有，你也尽管享受那些让你为之自豪的东西。”
当然；只有克鲁伊夫这样的大师才配在失利的时候这样说话；同样，也只有他才懂得赞美真正的胜利。 他在利物浦对AC米兰冠军杯决赛的惊天逆转之后评论道：“新的经典又出现了。足球比赛中，能够持续九十分钟的，不可能是绝顶的技术和出色的战术，唯一能够确保的是信念和气魄。我只想说，今晚利物浦所有的小伙子们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定义了境界有的时候可以超越意识。”
这位技术大师十分明白，“可以打出华美的场面，但如果这样还不能让对手降服，应该去学着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踢球。”这大概应该是他讨厌的穆里尼奥的方式。当然，克鲁伊夫评论的美妙之处在于每一次对比赛的精湛的技战术分析，很多时候，在读到他的分析之前，你甚至搞不清楚那些穿短裤的男人在草地上跑来跑去究竟是在干什么？
我不止一次在电视上看到某个成熟的球员侃侃而谈，说应该学会阅读比赛，（这可是个时髦的说法，当然，我只听得懂中文。）但是具体怎样阅读，却从来没有人屈尊向我们普及；直到有一天，读到克鲁伊夫谈论皇马的巨星们。他说：“这要看他们怎么踢球了。三十二岁一般是球员低谷期的开始，一些球员到了这个岁数，他们阅读比赛的能力依然很强，但真正打起来却是两码事。他们把球给别人一传，然后了事。”谁都有这一天，无人例外。但是这尖锐、风趣、权威，可以和卓越的文学评论相媲美的球评，只有听克鲁伊夫了。
新上海流水四
——南京去来
孙甘露
坐火车旅行，多么奢侈。缓慢地，在途经的每一个灰色杂乱的车站停一下，随李旭下车吸一支烟，未等抽完便在列车员的催促声中掐灭；回到车厢欣赏李旭定制的皮装和他柔软得可以捏成一团塞进口袋的皮帽。飞机令我头疼，就距离而言，南京恰好使我有理由选择火车。
旅行由江梅安排，我们去南京博物院看她策划的展览。这座又新又旧的都城，我上一次去是在十年以前——秦淮河边的状元楼，歌德学院的阿克曼组织的城市文学研讨会——孙良记得，就是那回认识了江梅，乃至其后促成了她和李旭的姻缘。
徐累驱车来接，稍后，众人在餐桌上传阅他为《经典》杂志写的《褶折》——叫我们这些写东西的人看了暗自叹气的文章。晚餐后和朱朱孙良一起去徐累的住所看画。寒夜中，他门前的腊梅香气袭人；一时为自己的嗅觉所触动，知道我们的鼻子还在。他的隐匿在院落深处的居所，此刻暗到幽深，仿佛他作品中的屏风、被遮住一半的器物、不可见的阅读者的脸，散发着朝时代侧过身去的颓废之美。朱朱在论及徐累时以川端康成的话做注释：“颓废貌似远离神，其实是捷径”。
似乎是屏风的另一面，与玄武湖畔的徐累遥相呼应的苏州河畔的孙良，也是一位“前行物体中的后望者”，这是徐累一再提到的源自曹磊的比喻。他们的志趣似乎远离时代，但是，一如朱朱进一步引述的：“并不是那种力图成为年代见证人的写作，就能够成为其年代的见证。”在石头城，他们曲折、鲜明、幽暗或者绚烂的作品更容易被清晰地感知，这些越来越昂贵的作品，以它们“残相”般的内敛夺人眼目。
在冬日的鸡鸣寺饮茶，在小刀般的寒风中下坡解手，眺望修缮中的旧城墙，令我欣喜地意识到，来探望生活在此的朋友，看见他们的作品，我是多么幸运。
作为这次短暂旅行的必然部分，在回程的火车上闲聊时，我们偶然地谈到了“天才是否会被埋没”，或者说大师的作品在他所处的时代何以被辨认？孙良提到了维米尔，这位几乎被埋没的十七世纪的荷兰大师——他的人物和风景有一种令人惊骇的宁静安详之美。人们可以据此设想，有另一位或者更多的“维米尔”，因人类的漠视、短见、偏执而陷于历史的幽暗地带，被掩盖、遮蔽，连沉寂上百年而被重新发掘的可能也没有，仅仅是存在于和艺术史平行的另一种宇宙历史中；如此绝望而激动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