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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徐累为其正在主持的杂志《经典》撰写的《褶折》，我想到库切在一篇以艾略特《何为经典》为批评对象的同题演讲中的观点：“历经最糟糕的野蛮攻击而得以劫后余生的作品——那就是经典”，“经典就是得以存活之物”，“拷问质疑经典，无论以一种多么敌对的态度，都是经典之历史的一部分，是不可避免的，甚至是很受欢迎的一部分……在此意义上，批评也许是历史的狡黠手段之一。”
新上海流水五 —— 属性
孙甘露
从《季风书园》所处的地铁站爬上来，离约定的晚餐尚早，寒风把我逼进一家温暖但是生意冷清的咖啡馆。我挺享受临时的阅读，在大块琐事的缝隙，于手边的读物中，瞬间抓住若干字词和含义，仿佛在某个陌生的街角，捕获从一扇打开的窗户飘出的旋律。仓促的一瞥似乎比长时间埋首书本更能令我领会言词背后闪烁的含义。
巴伦博姆，那个你也可以从电影《她比烟花寂寞》中找到的音乐家，在和萨伊德的谈话中论及那个从一页《可兰经》开始，发现了波斯诗歌，并写下了关于“他者”文化的“西东合集”的歌德；他意味深长地说：“当你阅读歌德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是德国人……正像我指挥贝多芬或者布鲁克纳的作品那样。”以此强调“一个人对于不同文化的归属感”。
如同萨伊德在《格格不入》中的观点：“人的身份是一波浪潮……而不是某个固定的地方或者静止的物品。”萨伊德引申道：“我喜欢呆在纽约就是因为纽约是一个反复无常的城市，你可以置身其中，但仍然可以身处其外。”
我试图由他们的谈话反观自己的生活，期待在上海“发现某些永恒的东西”，或者如萨伊德所回忆的开罗，“希望它是一个复杂而有深度的城市”，配得上——当我身处他乡，这个念头像季风一样袭来——我今夏在淞沪抗战纪念馆认识的那些勇士，他们召唤出我在莫斯科卫国战争纪念馆所沐浴的肃穆和悲悯；配得上他们赋予命运的意义，配得上我们对生活的谨慎展望；配得上那个感情奔涌的词：风华绝代。
我在许多地方听人用这个词赞美上海，在那些场所——我不知道如何形容那远离我的生活的奢侈、时髦和矫饰，这个词令我毫无感触，甚至引起感官的、负面的反应。但是，多么奇妙，我在一种残酷的历史记忆中认同了这个词；随之，所有宏大和微小的事物、面貌、声音全然向我汇聚。
让我回到这杯滚烫而普通的咖啡。天气忽然就冷了。树叶要么在树枝上挂着，要么就是被清扫了，那种枝叶叫寒风刮着满地乱转的时光了无踪迹。我们对季节的感知当然受到了冲击，当我们联想到洋流对大陆气候的影响时，总是隐约意识到，太平洋沿岸我们置身其中的城市所经受的自然环境之外的冲击、照拂和困扰——这通常被看作是试图从他人的角度看待我们自身，一种和“他者”彼此塑造的循环运动。
在冬季的另一天，在对比窗艺廊开幕展览期间，我随孙良参观了芝大厦的顶层，画廊主人招待宾客的处所。那个由八十多岁的法国妇人，已经停飞了的协和飞机的内饰设计师安德丽？普特曼设计装饰的套房——我想到一种“他者”的、诉诸官能的修辞——它确实令人“产生一种对于修养而非对于肉体的、奇特的情欲……”（朱朱《邂逅》）。这种感觉，也存在于李旭让我听的，一种叫做Duduk的塞尔维亚管乐的吹奏中；那个瞬间，我们觉得，它可以用来为一部关于上海的电影配乐，令本地的历史和影像获得沉思般的声音属性。只怕是少有人认同那异域的悲伤。（麻烦的归属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句被滥用的话，更应该在观察异族文化的时候被关注。）就像大气环流送来的讯息，你可以在其中触摸到其他大陆的纹样、肌理和边界；那在很远的地方，依然令你无法释怀的“存在”，继而你的呼吸、脉动随之起舞。
新上海流水六 —— 木心归来
孙甘露
去年四月，微凉的一晚。在虹桥，徐龙森先生收藏丰富的住所，陈丹青安排我们和木心先生会面，这是他去国多年首次返乡。陈村先到一会儿，稍后尹大为王淑瑾夫妇来，还有一些客人，大家围成一桌。主人准备了地道可口的江浙风味，席间，那随意的谈话，不经意间冒出来的回忆，因主人的家具、器物、书画，令我隐约联想到清、民国和过去不久的当下。中国的文字、上海的街巷、被蒸煮的食物，南方的新米，为木心先生的乡音所勾连。往昔、艺术、我们日日所过的微乎其微的生活，顿然因上海而涌现。我也因之语塞……
之前，我所读过的木心，不会比我读过的米歇尔？布托、或者备受争议的科埃略更多，但就是那最初的几行，以他的含蓄典雅、馥郁敏锐迅速地捕获我；而他的仪表和神态也是兼具那两位作家的安详气息。与我有幸见过的来自欧洲和南美的两位衣着讲究的风云人物一样，在木心委婉的谈吐间，有着一种明确的、为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在此，它不是一个时间坐标，而是一种以年代标示的感性。一种深潭之中的澄澈。）漂染过的、对艺术的挚爱。
我不确定，也许这如同马克？里拉在《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 中所说的，也是一个“被误问的问题”。写下这些，是因为木心的著作将在此印刷出版吗？也许是因为老严寄来的马克？里拉的书——从照片上看，戴眼镜的马克？里拉模样像是伍迪？艾伦的表亲——令我回望七、八十年代。在某个夏季的建国路，在某个冬季的永福路，老严、何老师、周忱、许纪霖招我前去的聚会。茶、交谈，别无其他，这么简单，为什么逐渐地浮现出来，是什么东西因为阅读在和我们彼此召唤？
要不了几天，木心在美国写成的《哥伦比亚的倒影》，将被摆放在季风书园的书架上。而不久前，美国影星汤姆？克鲁斯来上海拍摄他的《碟中碟》系列影片时，签约将季风书园的店招搬进了他的镜头，带回美国。物换星移，世事就是这么将遥远的事物联系在一起，催促其不停地来回转化，向我们显示其耐心和魔力，所有这些比喻、象征人们都可以读到……
如同我曾经写到的，那个夜晚，当我们和木心、陈丹青在漆黑的院子里道别时，令我萦怀于胸的木心笔下的辞章，忽又闪现：“身前一人举火把，身后一人吹笛……”是啊，这是何等夜之归途。
新上海流水七——曲率
孙甘露
郭浩开车送我们去堪培拉，途中在一片辽阔的牧场边停车休息。一行人轮流进一个静谧的铁皮厕所解手，然后在茂盛的桉树下抽烟闲扯。天气晴好，隐约觉得目力可及地球曲率的极限。更远处的物体随地表逐渐向下深陷，而且看似无限地向后退却。游客总是容易小生感慨，而在家乡时却态度困倦。云朵在天上堆积，苍蝇环绕左右，当地人对此习以为常。有人说：澳洲的苍蝇是干净的。
郭浩工科出身，出国前从事航空研究，结实精干，逻辑严密。他昨夜读《呼吸》，一宿未眠。他友善地指出，《呼吸》对B52轰炸机莅临投弹的描写失之严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父亲作为高射炮部队的军人，从越南作战归来，我对美军轰炸的了解，即来源于此（后来这种“了解”被科波拉的《现代启示录》所“解构”）。对年幼的我来说，世界上只有我军和敌军两支部队，一如在另一个意义上，战略轰炸机和战术轰炸机是同一类东西；如同对某些写小说的人来说，安贝托？艾科所谓的“经验读者”和“典型读者”是同一种人。
稍后，在堪培拉中心轴线底端的战争纪念馆里，郭浩带我们重点参观了空战部分。那些悬挂着的、全解剖的早期战机，那些已经生锈的、简易的操纵系统，那些盘根错节、令人望而生畏的电路，使我对那些空中勇士的生涯顿生有节制的遐想。
人类对飞行的渴望，作为一名军人的空中经历，乃至飞行给人带来的特殊体验，对脚下的大地得以产生新的认知，圣埃克苏佩里曾经有过全面的阐述，而当我置身于一种对曾经如此激烈的空战的缅怀时，我想到的却是他在《要塞》中的另一番话：“你在海上时不可能同时害怕船只下沉和巨浪翻滚，害怕的人不会呕吐，呕吐的人不会想到害怕。……你不可能同时思考和体验两个针锋相对的真理。”
在返回悉尼时，遇上了据说是澳洲罕见的暴雨，前方集装箱卡车带起的水幕，令汽车仿佛钻进了洗车房，能见度也就是一辆卡车的车身。一些小型车辆靠在高速公路的停车带内避雨，而郭浩几乎是打着瞌睡驱车疾驶。他说在这条路上开过不止一百个来回，我们也只有依赖于他的“经验”了。
新上海流水八——断背山
孙甘露
周期性的，看电影的胃口被败坏，甚至觉得谈论电影和谈论餐馆、性、政治、旅行、奢侈品一样，充满令人生厌的陈词滥调。年关之际，《破碎之花》和《撞车》重新唤起些许对影像的热情，直到李安的《断背山》，再一次找回看电影的乐趣。影片的那份执著和挫败感，那份与滋生同志之爱的山区相生相伴的乡愁，那种动物般的洗劫和在寒冷的山间营地残留的篝火的灰烬。令我怀念观赏文德斯《德克萨斯的巴黎》的年代，感念那经由时间沉淀下来的寂寥和哀恸。这类电影，可以由各个方向梳理出众多的路径，是令观赏者摩拳擦掌的玩意，也是让人观后无言以对，多年后萦怀于胸的银幕梦魇（想想那位在德州旷野里晃悠的丈夫吧）。
南方朔先生此前在《万象》上撰文，将这部影片的原著作者安妮？普洛尔的写作，描述为“边缘书写”，说她“企图为生命作出更开阔的定义”。我就是冲着后面这句话看的《断背山》。说句题外话，也许某种“外省式”的“边缘书写”很快会在坊间蔓延开来，如同“缓慢”终于急促地被呼唤为时髦生活的指标，“旧上海”终于被无度的复制摧残得破败不堪。那些独特、自由、天然、带着痣一般的小“瑕疵”，演示了迥然不同的命运的个体，还很难被此间的写作所涉及。由《断背山》引发的庞杂殊异的议论便是印证。当然，这些议论也出自李安拍片的理念，他在回顾《冰风暴》的拍摄时就谈到：“不要做足，也不要做死，留一部分给观众去做。”
李安在回顾他的创作生涯时的一些看法，也许可以被视为《断背山》的脚注，他在为《理性与感性》准备歌词时，读到本？约翰逊的诗作《梦》。那时，这位华人导演似乎已经在英国诗人的作品中接触到了今天令人难以释怀的偏僻美国的故事。
“随你笑，随你怜/我总得有一个真正的赎罪/今夜我解除心防/爱情如花如雾在梦中/惊了我的心，也惊了我的身/它从来不敢唤醒/也不说是为了谁/让我欢喜让我忧/让我祈求/满怀恣狂的欲望/睡眠是他的帮凶/梦中充满了愧疚和恐惧/因为它不敢走到我跟前”（译文见张克荣编著的《李安》）。
新上海流水九——春乏如许
孙甘露
沈公来沪履新，何老师在许素素老师家一箭之遥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