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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在露天小牢经受着死前煎熬胡思乱想时，眼前忽然现出一线曙光，曙光里我们看到了“绝处逢生”的希望，就是有逃跑的可能，如果非死不可，在奔逃中被射杀，这也是最好的死法了。
转机出现在对我们的囚禁方式发生了改变，我们被允许回到各自的房东家，不是全部，须留下一人坐小牢，不固定，每天调换一次。开始我们有些摸不着头脑，想莫非是侯队长改变了对我们的态度？我甚至觉得是自己在审讯时的直言不讳对他有所触动，从而改变初衷，自然这是一厢情愿的臆想，善看了侯队长。真实情况是从在村外见过的那个半老头财主嘴里得知，也真是意想不到，那天傍晚半老头趁人不注意溜进了我和安和的住处，送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有熟地瓜、玉米饼子，还有几个煮鸡蛋，我们惊骇极了，半老头的胆大妄为简直是自取灭亡，不等我们询问，他先开口，说我们的情况十分危急，工作队已将我们的材料报送上级，要求在田庄再开一次公审大会，把我们一块枪毙，据说上级已经批准，正抓紧筹备，要求田庄工作队不要打草惊蛇，想办法把我们稳住，只待开会前一并捉拿。听了半老头的话，我立刻明白侯队长放我们回来是实行“稳住”的策略，而关一个人只是为了牵扯我们的行动。不过我和安和都很平静，继续狼吞虎咽，说实在的，半老头的通报不会再引起我们心灵的震颤，不过是死的再一次确认而已。我问半老头为什么要冒险来告诉我们？半老头说他是要我们清楚有危险，赶紧逃走。安和说谈何容易。半老头说他可以帮我们逃出去，条件是把他带到国统区。其实在他说要帮我们，我就想到他会提出这个条件，因为他曾经向我们提出过，当时我们怕受连累没有答应，而且那时的情况也不像现在这么糟，既然他能帮我们逃出田庄，带他一起走自不成问题。我们向他表示了这个意思，他无声地拱拱手，接着就讲出他的逃跑途径，他说也是老天帮忙，在鬼子占领时期，村里挖过几条地道，鬼子一来，大伙就钻地道出村。鬼子投降的第二年发大水，大多数地道都塌了，可我知道还有一条没塌，能通出去，村外的出口也很隐蔽，出来就平安无事了。听了半老头的话，我们兴奋得简直要晕过去，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我们问半老头地道人口在什么地方？半老头儿说入口更隐秘，我说了你们也找不到，反正到时候我带路就是了。想想也是这么回事，接着就商议行动的时间，这时我和安和不约而同想到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就是我们六人中有一个走不了，就是当晚坐小牢的那个人。这真像一瓢冷水泼下来，把我们浇得透凉，我们不知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劫狱？绝对不行，不但不会成功，反倒会丧失这一逃生机会；丢下一个不管？这也是我们断不能接受的。见我们踌躇，半老头有些急，说他不能在这儿久呆，得赶快定下。我说现在难定，就等定下来通知你好了。他问怎么通知？这不是个问题！我们毕竟是做过地工的人，还会被这点事难倒，我告诉他我们会把日期写在纸上，用石头压在后窗户台上，他每天来看一次即可。我知道这种方式并不缜密，但我们面对的毕竟不是专业对手，不必太复杂。半老头说明白了，接着我们又对其它相关事宜做了沟通，走时他从口袋掏出一大把铜元制钱，说帮我们解决点饭钱，也难得他想得到，正是这些钱帮我们度过了在田庄的最后日子。
半老头走后，我们的心情复杂极了，又喜又忧，还有一种对不测命运的敬畏与恐惧，田庄要么是我们的“滑铁卢”，要么是我们的凤凰涅槃，现实逼迫我们要在人生的紧要关头做出最关键的决定。我和安和商定，先不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以免走漏风声，然后要面对现实，不能强求圆满，自古事难全，如果非留下一个人不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而且这个人只能是顺东，我们与他的情分已尽，不存在道义不道义的问题，况且他已经用自己的行动与我们分道扬镳，那就让他留下来革命好了。这事一定，离开田庄的时间也就明确了，就是在顺东坐“小牢”的那一天。认识到这一点，我和安和同时“啊”了声，面面相觑，今天正是顺东在坐“小牢”，可以行动，但我们已无法通知半老头儿，错过这一天，再轮到关顺东就是六天之后了，漫长的六天，我们还等得起吗？公审大会在筹备，说不定就在这六天里的某一天开，这样我们就完蛋了，这情势真是想都不敢想的，太可怕了。如果压根没有希望，那没办法，含冤而死也好，饮恨而死也好，只能认了，而本来有希望，却生生错过，那真是难以接受，是死不瞑目的。我们不想这样，于是便探讨另种可能，要是时间往前赶我们丢不下顺东，那就要丢下另外的人，“另外”自不包括我和安和，那么剩下的三个人，按坐“小牢”的顺序就是贾开、雷觉、建越，而以顺序做原则，显而易见顺东的替代者是贾开了，不知怎么，一想到贾开，眼前一下子闪现出贾开的妈妈那双热泪盈眶的眼睛，心立刻像被针刺了般疼，记得临行前去贾开家，贾开妈妈为我们饯行，做了一大桌子菜，一连声地让我们多吃，临走时贾妈妈扳住我的肩膀，动情地说，楚向我把开开交给你了，他的岁数小，性子直，凡事不知深浅，出门在外我不放心，你要把他当成亲弟弟经管呀，说着就流下了泪，我郑重其事地向她下保证：放心，放心，我会的。想到这，我清楚自己是不能让贾开上断头台的，那样以后有回长春的一天怎能面对他的妈妈呢？我将怎样对她说，说她儿子的死是由于日期排序上的原因，是没办法的事，这么说会得到她的谅解吗？不会的。我叹了口气，就越过贾开，往下就是雷觉了，想到雷觉，心中油然泛出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儿，是内疚？是感激？还是惆怅？抑或比这还多得多。说起来要论个人关系与私人感情，我与雷觉要比任何人都深一层的，我们两家是邻居，同住南河沿，光着屁股一起长大，小学中学直到大学都是同学，医大的觉醒社也是我们俩共同发起的，随后就是一起做地工，一起坐日伪监狱，这么说吧，要是把我的简历换成雷觉的名字也就成他的了，在不算长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一度是玩伴，同学、同事、同志、狱友，在人的一生中有这种缘分，不会多见。而我要说的不是这些明摆着的事实，而是唯有我俩才清楚的内心最隐秘的部分，那就是雷觉成全了我和宛梅的爱情，或者说雷觉为我牺牲了他对宛梅的爱。这件事说起来会很漫长，我只能三言两语说了，宛梅是我俩中学时的同学，美丽而聪慧，我和雷觉都喜欢她，她对我们也很好，可以说亲密无间，经常在一起玩，一起学习与讨论问题。中学毕业宛梅没考大学，去医院工作了，和我们继续来往，后来还参加了觉醒社，帮我们做了许多工作，也是缘分不尽，几年后大学毕业我和雷觉一起到她工作的那所医院工作，我们做了同事，关系更密切了，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摆在面前，如果要和宛梅进一步发展关系，两人中须有一个退出才行，这样才合乎爱情规则，我承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很自私，用你们山东人的话说是不仗义，我没有退出，不仅如此，还加紧了对宛梅的“攻势”。我不能说自己比雷觉更爱宛梅，也不敢说宛梅更爱我，当后来我和宛梅确定恋爱关系后，我问宛梅，宛梅说那时在选择上她是举棋不定的。也就在这微妙时刻雷觉抽身而去，说是去沈阳探望生病的姑姑，事实上是退避三舍，等他回来，再见到宛梅，他就半开玩笑叫宛梅“小嫂子”了。我知道自己愧对雷觉，有一次谈到这件事，雷觉咧嘴一笑说，长幼有序嘛。也许就在那一刻，自己不由对雷觉担了一份兄长的责任。话说回来，在是否将雷觉舍弃的问题上，这种“责任”起到了作用，我告诉自己，牺牲雷觉是万万不可的，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宛梅。就往下想，雷觉之后是建越，我却又摇起了头，因为我知道安和是不会同意的，在我们几个中间，安和与建越的关系是特殊的，在一次运送传单中，安和的三轮车出了故障，停在半路被两个巡逻的伪警看出破绽，上前搜查，发现了传单，就把他带到警所。建越听说后不顾个人安危，冒充警局的人赶到警所，说要把要犯带回警局审讯，人家不相信，要他拿出证件来，建越却掏出手枪，指着说要想不死人，就放我们走，就这么生生把安和从警所劫走了。这件事一度被传为佳话。就是说建越对安和是有救命之恩的，在这种关头，安和就是牺牲自己，也不会牺牲建越。想到这儿，我倒豁然开朗，除了顺东，我和安和是不可以把任何一个人舍弃不顾的，不仅是个人关系的“扯着骨头连着筋”，还因为心中尚有一条底线，做人的底线，我们不容许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这样事情也就有了答案，我们要等，一直等到顺东再次坐“小监”的那天采取行动。
谁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那是放弃即可到手的生机，而把自己交给了无常，生死听天由命了。六天的时间，在平常不起眼，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可那时绝对不同，觉得漫长无比，心里的那种压力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晚上睡不着觉，白天神思恍惚，精神几近崩溃的边缘，那滋味儿真是生不如死。
就在我们传出信息的当天，半老头又趁房东不在家来找我们，那副焦急的样子像热锅上的蚂蚁，一边跺脚一边说，你们咋的了，风声越来越紧，再等就是不要命了，你们是疯了还是傻了？我们不能告诉他实情，只说有一件事情还未了结，所以得等一等。他问还有比命要紧的事儿？我们朝他点点头，他却拼命地摇起头，说你们疯了，真是疯了，随后又表示这样他就不等我们，要自己走。我们立刻觉得事情不妙，问：你走了我们怎么办？他说我现在就把地道口位置告诉你们，到时候自己找吧。我说你不是说那地方很难找吗？我们要是找不到呢？他说这我有啥法子呢，只能看你们的造化了。我们无语，心却像铅一样重，就算那一天侯队长还没对我们下手，可找不到出村通道也就功亏一篑，惨大了。我们看到了那一可悲的下场，但心里没有动摇，我们要求半老头尽量把地点讲清楚，他倒是尽职尽责，不仅说了地点，还讲了一处我们曾见过的标志物，临走时又关照说一旦逃出去，先往东南去到一个叫万岗的村子，找一个叫万永通的人，他说他就等在这个人的家里。
姜先生说万永通就是万胜利的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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