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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式说：那就算了。
我晓得孙式不替王大秘说话，是因为王大秘无视他，而我又想不通，王大秘既然能让他代替自己参加李彤的婚礼，为什么这件事却避开他，难道这中间有什么玄妙？当然了，孙式为我着想我是感激的，也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我要是不认识崔市长，那王大秘会认识我是老几？我又何必多事。
又说到今天要出席的婚礼，我问孙式：婚礼在中午举行，我们怎么这么早就出发，路程很远吗？
孙式说：路程不远，但我们必须早些赶到，晚了客人云集怕就没有和李彤说话的机会了。
我心想孙式想得很细啊。
不知什么时候柏油路换成了土路，路上来往着运粮食和庄稼秸秆的拖拉机，秸秆堆积起来的庞然大物，在马达轰鸣中铺天盖地而来，几乎占据了整条路面，孙式只得放慢车速小心躲避。
天空晴朗，阳光灿烂，是个适合秋收也适合结婚的好日子。
车子穿过一座石桥向左转弯，迎面而来的是层层叠叠的山岭，我兀地记起姜先生所讲的逃亡，想也许就是在这一地带吧，在那个黑夜发生的故事，除了当事人之外恐怕没人会知道，一旦这些人死光，其恩恩怨怨便不留痕迹地消匿在历史的尘烟中。
车子开上一道山梁，见有许多农民在路两边的山坡上挥舞锨镐挖掘，然而山坡只是布满大大小小石头的野地，人们既不是在收割，也不是在耕耘，我问孙式这些人在干什么？孙式嘿嘿一笑说寻宝。
寻宝？我怀疑我听错了。
孙式说：不错，他们是在寻宝，现在的人已不信天上掉馅饼，但相信能从地下挖出金银财宝来。
我说：这怎么可能。
孙式说：就有人挖出一罐子金银首饰和大头钱。
我问：真有这回事？
孙式说：千真万确。
我说：停车。
孙式不听我的，继续往前开，说：韦老师听到新鲜事就想深入了解是吧？用不着呢，你了解我就行了。
我问：你知道？
孙式说：这事一出便成了当地一大新闻，上了电视登了报，我怎会不知道呢？
孙式接着便说起事情的来龙去脉。
是今年春天，一个农民在自家承包的山坡上刨死树根，结果刨出一个用油布封死口的罐子，打开里面白花花一片，全是金银首饰和大头钱，他悄悄搬回家。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事被村里人知道，又很快传遍全乡，这时邻村有一个老婆子找上门，说这罐子东西是土改那年她公爹和男人埋起来的，现在挖出来得归她。挖出财宝的那人自然不干，说在自己承包地挖出来的东西就得归自己。那老婆子说那个山坡原来就是她家的，要不也不能把东西埋在那儿。挖出财宝的人问你家的山有地契吗？不料想那老太婆还真的拿出一份民国年间的地契来，挖出财宝的人无话可说，但仍不肯把财宝拿出来，老太婆就去法院告了一状。
我问：法院会受理吗？
孙式说：受理了，还做了调查，发现那老婆子家土改时的确被斗，她公爹被打死了，男人逃走，从此杳无音讯，还发现那地契也是真的，保留这份地契，也许是想到那里埋了东西以后好有个凭证吧？而工作队当时没追缴也许是没把那片荒山当回事，疏忽了。再有那个老婆子还把罐子里装的东西说得一点不差，因此得出结论，这罐金银财宝的确是她家的。
我问：法院做出判决了吗？
孙式说：还没有。这也是个难题，牵扯到一个法理问题：地主的浮财本应在被斗争时主动交公，和土地一样不再归本人所有，私自掩埋起来，今天出土，如果判给了她，这就与土改政策相违背。还有如果还给了她浮财，她得寸进尺再要分走的土地房屋怎么办？那些东西本来也是她家的呀，从道理上讲归还了这个也应该归还那个，这可就不好办了，闹不好颠覆整个土改运动。
我问：不归还老婆子，会认定属于挖出来的人么？
孙式说：不晓得，法院没最终判决，好像这方面有法律规定吧。
我说：出土文物国家有相关法律，哪种情况属于国家，哪种情况属于发现者，至于出土的非文物财富的归属就不太清楚了。
孙式说我估计要视财富的价值而定，假如有人从地里挖出几块银元几个铜板，他装进口袋就是他的了，没人会计较，更不会诉诸法律，可要是财富数额巨大，那就须上交国家。
我说如果这样，那罐子金银双方都得不到了。
孙式说：肯定这样。
我说：那些人一定是以为地下不止挖出的这一罐子，还有，所以就拼命地挖，山被挖得千疮百孔，从生态上说破坏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挖出来的财富啊。
孙式说老百姓可不管这一套。生态只是那些吃饱了喝足了的人挂在嘴边的话，老百姓在乎的只是有粮食下锅，有钱给孩子交学费，别的都离他们太远。比如保护藏羚羊如今成了一个热门话题，还拍了电影，对偷猎者处以重罚，从一般意义上说并不错，可要把事情绝对化，就让人困惑了。假若一个人处于饥饿状态，正濒临死亡，便猎杀了一只藏羚羊以求活命，对此将如何做出价值评判呢？法律判他有罪还是无罪？
我没有回答，也无法回答。
孙式说话扯远了。
汽车将梦想发财、挖山不止的人们远远甩在后面，太阳已升得很高，当头照耀着青黄的田野与正在收割的人。我放下车窗玻璃，让饱含着秋天气息的风吹进来，并大口地呼吸。这时我不由想到一些文人墨客对土地，对劳作颇具诗意的赞美，我一直觉得是很矫情的，如果换一下角色，让他们成年累月面朝黄土背朝天，看不到生活的变化与希望，只有劳累、贫穷和无望，那样他们心里那种充盈的诗意还会存在吗？
孙式说：韦老师你向右前方看，山下像城堡样的建筑，就是松山监狱。
我说看到了，很壮观啊。
孙式嘿嘿一笑，说：本人上世纪末还进去过一回呢，没想到吧？不瞒你说，以前我也是满腔热血，忧国忧民，希望国家进步，人民享受到民主和自由……唉，说这些干什么呢？韦老师你是个很清亮的人，不做作，所以我才什么都愿和你谈，起码有一点不怕你告密。
我说：老孙过夸，告密倒是不会，可我不敢担保哪一天不会将所见所闻写进作品里啊。
孙式哈哈一笑，说：这个我懂，小说是“贾雨村言”，我不会对号入座，才不怕呢。
我也笑，觉得孙式满有些可爱。
孙式迅速转脸看了我一眼，坏笑笑，说：韦老师别以为我不了解你的底细啊。
我问你了解我什么底细？
孙式说：什么都了解，比方那年我摊上事儿，也没跑了你，不是把省作协副主席都给免了吗？还有你的作品，怎么说呢？我可以给你归纳几个字。
我问：什么字？
孙式说：不改初衷。
我多少明白他的意思，故意说：孙式你这是陷害我呀。
孙式不理这个茬，说：韦老师别自得，我这不是表扬你。
我说是吗？
孙式从口袋掏出香烟和火机给我，说吸一支吧，我知道你吸耍烟。
我接过，点着吸起来。
孙式也给自己点上一支，吸了一口，说：我也是吸耍烟，有人说要不吸就彻底不吸，我觉得没必要把自己管得这么死，有句广告词叫“男人要对自己狠一点”，真是大放厥词，外界虎视眈眈，自己再对自己狠，那还有活路么？
我说：“狠一点”也可以理解为男人对自己要有约束力。
孙式说：这样说也有些冠冕堂皇，难道外界来的约束力还不足够强大，还需要自己再加以约束？
我说：自我约束总该有的，凡事都有个底线。
孙式问：韦老师你是指法律底线还是道德底线？
我说：两者吧。
孙式说：我只承认法律底线。
我觉得已无话可说。
孙式说：韦老师恕我冒昧问你一个也许不当问的问题，你嫖过妓么？我一怔，没想到他会问这个，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这种前科。
孙式说：对此，我同样不想表扬你。
我问：你……
孙式打断说：我干过，而且不间断地干，韦老师一定会在心里蔑视我，是不是？
我说：干这种事违法，刚才你不是还承认法律的底线么？
孙式说：我承认法律底线但并不认为法律的合理性，而是知道哪条法律底线可以逾越，哪条不可逾越。
我懂得孙式话的含意。他坐过监，听人说坐过监的人出来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一种是破罐子破摔，另一种是吓破了胆视法律为畏途，我不晓得孙式属于哪一种。
我委婉说：那段人生经历一定使你终生难忘。
孙式连忙反驳：No，No，不是这样的，我还不至于那么脆弱，我只是利用那段时间想了许多问题，后来倒是想明白了。
我问：你想明白了什么？
孙式说：人生的真谛。
哦？人生的真谛？这可是无数人苦苦追寻而不得的终极问题呀，孙式居然找到了。
我说：老孙……
这时车猛地一刹，原来前方有两个全副武装的警察站在路当中，并做出让车上人下来的手势。孙式悄声说句：看来头是警方为李彤的婚礼设的岗，闲人勿进呢。
下了车，两个警察很有礼貌地敬了一个礼，其中一个脸上长青春痘的警察问：你们是来出席婚礼的么？
孙式说：是。
“青春痘”说：请出示你们的证件。
孙式从口袋掏出名片递过去。
“青春痘”接过看了眼说：这个不行，请出示正式证件。
我出差身份证随身带，孙式给的是工作证。
那个身材比“青春痘”高大的警察从口袋掏出一张打印名单，和我们出示的证件进行比对后摇了摇头，说：对不起，你们不能通过。
孙式问：为什么不能通过？
“青春痘”把证件归还，说：宾客名单上没有你们俩的名字。
孙式一听有些急眼，说：我们是代表王大秘来参加婚礼的。
高个警察问：王大秘？哪个王大秘？
孙式说：就是我们市府王秘书长呀。
高个警察又问：他叫什么名字？
孙式说：王永泰。
俩警察又将目光投在纸上寻找，后再次摇摇头。
高个警察说：名单上也没有王永泰这个名字。
孙式似乎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显出慌乱，连连说：不可能不可能。
“青春痘”开始有些不耐烦，说：怎么不可能，名单上就是没有嘛。
孙式还要争辩，被“青春痘”用手止住，沿着“青春痘”的视线，我和孙式看到有一辆坦克样的大黑奔从后面驶来，在我们的车旁停下，俩警察便丢下我们，朝从黑奔上下来的人走过去，一应程序与我们相同，不同的是在证件与名单对照后他们被放行。看着大奔傲然驶去，孙式的情绪有些按捺不住，朝警察囔道：小同志，你们不能阻拦我们，我们只是去参加李彤先生的婚礼，又不会去闲逛，就是想闲逛也不能逛你们监狱呐。
高个警察用讥讽的眼光瞟瞟孙式，说：你还挺有数的呀，但是我对你讲，这事不能通融，不行就是不行，这么重大的活动出了问题我们负不起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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