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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底，公司本年度的销售量大幅度下降，年终统计，利润只有10万美元，仅为上一年度的％，这个结果震动了整个董事会。
“昂贵就是灾难！”在发言中，亨利·福特阐明了自己的这一观点，并提出了以降低售价、薄利多销为原则的新战略，同时主张准备研究并生产规格统一、价格低廉、用途广泛、广为大众所接受的新车型，并以此作为公司今后的发展战略。他的主张得到了董事们的一致赞同。公司的这一举措立竿见影，1907年，在美国经济开始滑入低谷的情况下，福特汽车公司却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赢利125万美元。于是，在年底召开的董事会上，董事们投票表决，一致同意把总裁兼总经理福特的月薪由300美元升为3000美元，为原来的10倍。当然，这一数目同年终分红的数目相比，就显得微不足道了，董事们是以这种方式，表示了他们对福特所取得的成绩的赞扬和对福特的信任。
福特家族6 神奇的T型车
6 神奇的T型车
亨利只好去翻跟头
钒钢的使用和冶金实验室的成立
“字母表上只有七个字母可选了！”
要让这种车征服美国的所有道路，还要让有收入的人都买得起。
“福特先生，我愿意为您工作，可是我的条件是您要允许我自定工资。”
“T型车就是我亨利·福特的名片”
福特先生就像一颗把爱迪生当作太阳的行星
“福特汽车公司必须赔偿我们100万美元。”
“库兹恩斯，咱们卖掉公司回家当富翁吧！”
“福特先生，我想买你的公司！”
1907年7月的大西洋城，虽属盛夏，却是海风阵阵，凉爽宜人，亨利带着妻子和儿子来到这儿度假避暑。金黄的沙滩上，亨利一家在尽情地亨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亨利在松软的沙滩上和小爱德塞相互追逐了一会儿，感到有点累了，于是坐在躺椅上休息。小爱德塞不依不饶，非要父亲陪自己玩不可，克拉拉怕亨利累着，便把儿子拉到一边，母子二人站在海水中相互泼水嬉戏。
望着远处兴高采烈的儿子，亨利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和去世不久的父亲。
“爱德塞比我幸运！”亨利对自己说。
是的，与少年时代的亨利和当时的许多同龄人相比，爱德塞是幸运的。作为独子，他自小就受到父母和亲友的宠爱，就连严肃有余的老威廉，也把自己的长孙捧为掌上明珠，每次见到爱德塞都是笑逐颜开。亨利夫妇对儿子要求非常严格，特别是严禁爱德塞去尝试做任何带有哪怕是一点儿“危险性”的事，比如说爬树，独自下水游泳等。不知是因为受到的管教太严还是继承了亨利·福特的性格的缘故，爱德塞在伙伴们面前总是沉默寡言，在伙伴们玩耍时更多的时间是做一个旁观者。当然，孩子毕竟是孩子，有时候来自伙伴们的诱惑要比父亲的劝告更具有吸引力。曾经有一次在果园里，爱德塞在伙伴们的劝说下爬上了一棵梨树，结果树杈断了，他掉了下来，胳膊也摔断了。这种悲剧性的事件就像一个不祥的影子，始终伴随着这个孩子，以致在后来，福特家族终于上演了一出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惨剧。
“我自己也在孩子身上犯了不少错误。”亨利对自己说，特别是在爱德塞6岁时，亨利一时心血来潮，突然非常肯定地告诉克拉拉，说他们的儿子有音乐的天赋，坚决主张给爱德塞买一把小提琴。在当时，亨利一家的生活还略显紧迫的情况下，为孩子定做一把提琴显然是不太现实的。所以亨利特地跑去求一位朋友帮忙。这个名叫查尔斯·经伯的人是个手艺人，他答应为孩子制作一把小提琴，先不用付钱。在父母的鼓励下，小爱德塞把几个月的时间花费在了练琴上。可是到后来，就连亨利和克拉拉也无法忍受提琴发出的怪声，爱德塞更是对此毫无兴趣，亨利最后只得很不好意思地将提琴物归原主。
在伙伴们面前，爱德塞就像个小大人；而在父母面前，他是个天真活泼的孩子。最宠爱爱德塞的人是老威廉，每次只要一见到爷爷，爱德塞就死缠不放，想出各种花招来和爷爷玩，一旦输了就耍赖。每当这时候，老威廉只是无可奈何地做个鬼脸，耸耸肩。
“爸爸！爸爸！”亨利的思绪被打断了，池转脸一看，快满14岁的儿子站在了自己面前，身上沾满了黄沙，手上却举着一只从水中捡起的五彩斑斓的海星。
“说是来度假，来陪我玩，结果就我和妈妈两个人玩，你一个人躲在一边偷懒！要罚，一定要罚！罚你翻跟头！！”小爱德塞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
“好！好！我认罚！”亨利站起身，开始在沙滩上做起了侧手翻，爱德塞一边拍手，一边高声数着数。克拉拉则不失时机地摆好相机，拍下了这欢乐的场面。就在这一年的11月6日，也就是爱德塞14周岁生日那天，亨利送给儿子一件特殊的礼物———一辆N型汽车，并准许儿子开着它去底特律大学附属学校上学。
公司已经掌握在了自己手里，究竟该让它如何发展呢？在继续与威利斯一起试制新型车的同时，亨利把更多时间用来考虑这个问题，即使是在大西洋城度假期间，这个问题也始终困扰着他。
与麦肯森分道扬镳后，亨利感到终于摆脱了束缚，他就像出笼之鸟、入海之鱼，决心大干一场。首先做的是寻找面积更大、更好的地块以修建新的厂房。沿着底特律伍德沃德林荫大道向北，过了英国移民聚集的曼彻斯特街有一块面积不到60英亩的绿地，以前是用来当赛马场的，称为高地公园。福特出资买下了这个公园，准备在这里建立他自己的王国。福特请来著名的工业建筑设计师，原籍德国的犹太人阿尔伯特·科恩，由他负责福特汽车公司新厂房的设计工作。科恩在设计新厂房时，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技术，同时大量使用玻璃以增加整个建筑物的采光，在四层高的厂房上总共使用了5万多平方英尺的玻璃。远远看去，绿树红花映衬着白色的厂房，在底特律灿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仿佛一块巨大的水晶。所以底特律人把福特的新厂房称做“水晶宫”。
工厂布局是这样安排的：办公室设在一楼，验车台在出口位置。各种工业原料进厂后，通过巨大的运货电梯直接送到四楼，由那里的工人把原材料加工成档板等大的部件，并用皮革制作汽车的内饰。三楼的任务是安装车轮、拼装车内地板和用黑色油漆对汽车进行喷涂。二层负责整车组装，生产出来的汽车可以沿着专设的斜坡一直开到一楼，在验车台检验出厂。
新厂房落成后，福特一家和公司的股东董事们在科恩的陪同下来验收，福特兴奋得像个孩子，他拉着爱德塞的手：“我亲爱的小男孩，你看这儿像什么？”
“像……像一座教堂。”爱德塞犹豫了一下，便脱口而出。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这孩子，胡说八道，这明明是你父亲他们的新工厂，你怎么能说像座教堂呢！”克拉拉笑骂道。
“夫人，孩子说得对，这儿是一座教堂，也是我们公司的圣地。”一向沉默寡言的库兹恩斯出人意料地开了口。
“这儿将成为汽车的摇篮，我们相信用不了多久，就会成为美国人崇敬和景仰的地方。”
亨利·福特清醒地看到：福特汽车公司之所以能够蒸蒸日上，产品销售环节处理得好是个关键，在这一点上，库兹恩斯功不可没。亨利一直认为，库兹恩斯对公司的最大贡献并不是他的一丝不苟、铁面无私的管理，而是他建立起了一张高效的汽车销售网。从1903—1905年，这张网中的骨干力量已有450人，分布在美国各地。1903年7月，旧金山的自行车商威廉·休桑从福特公司购买了价值5000美元的6辆A型车，然后把它们运到美国的西海岸销售，在福特公司的发展史上，他有幸成为世界第一个专业的福特汽车经销商。
尽管促使亨利和库兹恩斯走到一起的原因更多的是共同的利益而不是友谊，但是在亨利面前，库兹恩斯确实是个痛快的人。他直截了当地告诉亨利，他不喜欢亨利在公司经营决策过程中和产品生产中的花样百出、朝令夕改。
“你总是喜欢在每一辆车上搞新花样，这样不光是让零部件供应商头痛。而且厂里的工人和技师也常常被你的新点子弄得无所适从。你甚至在给买主的新车封箱启运前还在想着怎么再作改动，甚至不惜以拖延给买主的交货日期为代价来做到这一点。这是绝对不行的，因为这牵涉到公司的信誉问题。”
福特不得不承认库兹恩斯是对的。由于自己一直做的是设计新型车的工作，所以在“革新革新再革新”的观念驱动下，的确有时让客户、合作伙伴和手下的工人们难以应付。经过几年的发展，福特汽车公司在客户的心目中有着很好的信誉，买主往往是先把购车所需的款项一次缴清，然后等待拿到自己的汽车。这在客观上大大降低了公司的风险，在公司的帐上始终有充裕的资金在流动。
麦肯森退出公司后的半年，福特所采取的主要战略是降价战略，也就是薄利多销，其原因是为了把麦肯森当初留下来积压的高档车及时推销出去。亨利的这一果断的措施收效显著，但是，公司今后究竟生产什么种类的汽车，价格定在哪一个档次，亨利未能及时拿出一个明确的方案。
其实，从当时整个美国汽车市场的情况来看，流行的趋势是汽车的高档化。据统计，在当时的市场上，每辆汽车的平均价格已经涨到1375美元。不光是福特为这一问题所困扰，就连数年来一直执美国汽车市场之牛耳的沃尔兹汽车公司，也因为这一问题而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斗。争斗的一方以公司董事长弗里德·史密斯为代表，认为公司的产品应该以高档高价为目标；另一方是以公司总经理兰勃姆·沃尔兹为首，主张公司的产品应该面向大众，走高质低档、廉价销售的路线。一场火并下来，财力雄厚的史密斯获胜，其原因据说很大程度上在于他有个当时在美国采矿业和伐木业中最有权势的老爹。这一结果迫使沃尔兹本人不得不黯然退出公司。“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沃尔兹的支持者也一并被扫地出门，其中有一个名叫罗伊·查普林的推销员，此人后来创建了哈得孙汽车公司，靠廉价战略在市场上站住了脚，而大名鼎鼎的沃尔兹公司却从此一蹶不振。
威利斯很快就发现了亨利身上出现的变化。亨利常常一个人出神地在考虑着什么，甚至在与威利斯讨论新车型的设计方案时也常常显得有点心不在焉。每次回到家，亨利也不像以往那样向妻子描述一番一天来的情况，也不再去跟放学归来的儿子一起摆弄玩具，而是一个人关在屋里冥思苦想，或者入迷地翻阅各种汽车杂志和书籍。克拉拉知道丈夫担负的责任，每到这种时候，她就把爱德塞拉到一边，不让他去打扰思考中的亨利。
的确，福特汽车公司现在正处在一个转折点上。很快，N型车的畅销使亨利彻底驱除了笼罩在心头的疑云，坚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