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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后第二十四师（富春）、第二十五师（马冠）也由第一军节制。还有吉鸿昌为军长的第二军（第五师宣侠父为中共党员）、阮玄武第五军（两个师）、张凌云第六军（两个师）、李忠义第十六军（三个师）、黄守中第十八军（五个师）、邓文第五路军（三个师两个旅）、刘桂堂第六路军，孙良诚骑兵挺进军、张砺生察哈尔自卫军（三个师两个支队）、方振武抗日救国军、蒙古军等等，声势很是浩大。并且在收复康保、宝昌，收复沽源、多伦等战役中，民众抗日同盟军给了日寇又一次沉重打击，振奋了全国民心。
但是，冯玉祥此举，为蒋介石所不容。最后蒋介石还是派出多路大军，对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了围剿。而日寇在遭受打击后，也把消灭这支抗日武装作为主要目标。
在日寇侵略军和国民党军队的两面夹攻下，加之外无实力增援，内有败政困难，抗日同盟军很快陷入困境。
在这种情况下，冯玉祥为了给这支抗日队伍保存一点元气，被迫卸职，邀宋哲元回察哈尔，将民众抗日同盟军交给宋哲元改编。自己则于8月中旬赴泰山隐居。
宋哲元于1933年8月底返回察哈尔后，即按照与冯玉祥达成的协议，对民众抗日同盟军进行改编。张自忠随之赴察协助工作。
抗日同盟军中，除吉鸿昌、方振武、刘桂堂三部拒绝改编外，余众加上汤玉麟残部共计3万多人。宋哲元采取分别对待、保留骨干的政策，对原属西北军的佟麟阁、张允荣、阮玄武等部，尽量多编多留，对其他部队则大部遣散。
到1934年初，改编基本完成。原西北军部队保留了12个团，汤玉麟残部保留了一个团，这样既使西北军旧部有了归属，又增强了二十九军的力量，全军总兵力增至4万多人。另外，汤玉麟残部的三十几门大炮，也为二十九军所得，各师首次建立了炮兵营。至此，二十九军的实力，在华北各部队居最强。
由于长城抗战战功显赫，南京政府核准二十九军增编一个师，由功勋卓著的赵登禹任师长，番号为第一三二师。
刘汝明的暂编第二师改番号为一四三师，刘仍任师长。
在这次整编中，三十八师增编第一一四旅，董升堂升任旅长，全师增至三旅九团另一个特务团，兵力达1．3万人。
二十九军由晋东移驻察哈尔省，三十七师驻张家口；三十八师驻宣化，兼顾独石口、沽源一带；第一三二师驻张北；第一四三师驻怀来、涿鹿、蔚县。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宋哲元与蒋介石的关系变得密切起来。为笼络二十九军将领，蒋介石同意二十九军派员到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
1934年7月，包括冯治安、刘汝明在内的二十九军营以上军官四五十人，由张自忠率领，前往庐山受训。
第三部分：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支持抗日同盟军（6）
张自忠自从第二次投军以后，到1934年，只回乡去过两次。第一次是1928年12月，那是因为张自忠的母亲于是年2月去世，张自忠请假回乡为母亲“成主”。那次回家，他觉得侄女廉瑜聪明、直爽，便把她带在身边。
第二次是1933年长城抗战结束，局势比较平静。年底张自忠决定回乡一趟，一为参加侄儿廉瀛的婚礼，二为祭扫父母陵墓。
这次张自忠返乡，可说是衣锦荣归，他是三十八师师长，又是全国闻名的长城抗战的英雄。他带着全家七八口人，乘坐两辆轿车，并有一个警卫排，分乘两辆大卡车随行。一路之上，他受到沿途官府、驻军的热烈招待。
车过山东武城，这里是滦州起义领导人王金铭烈士的故乡。张自忠特地下车，看望了王金铭的家人。他一直很敬仰这位和冯玉祥一起战斗过的革命前辈。早在1928年，张自忠就奉冯玉祥之命，将当年出卖王金铭的叛徒张建功父子活埋，为烈士报了仇。
他们从武城上车，向西南行50公里，就回到了家乡临清，从三里阁跨过运河到达唐园。此时已近傍晚，张自忠离村老远，便下了车，步行进村。
小廉瑜却兴奋得很，大声嚷嚷：“按喇叭，按喇叭！”
张自忠对于侄儿的结婚，认为应该新事新办，不要送帖，更不要送礼，所以廉瀛这次结婚，二十九军知道的人很少。
自明想请自忠为儿子主持婚礼，自忠却坚决要请大哥为侄儿主婚。自修与自忠、自明是同父异母兄弟，在家族中没有什么威信，可越是这样，自忠觉得越应该尊重他。
在家乡的几天里，张自忠先后登门看望了已经分居的自修、自清和自严几位兄长，并送给他们一些衣料和带回的土特产。
对于乡亲们，张自忠不管男女老幼，都十分亲切和蔼。乡亲们都从未坐过轿车，张自忠让司机把两部车都开了出来，让乡亲们轮流坐上，在村里溜达一圈，尝尝“新”。
临清县县长徐子尚得知张自忠回乡探亲，特来拜望。张自忠留他吃饭，并让他坐上座。徐谦辞不坐。张自忠说：“我回家是私事，是老百姓，是你县太爷的属民，你不用客气。”
徐子尚以后对人说：“我还没有见过这么没架子的将军。”
张自忠这次回家，也参与了不少社会活动，做了不少与救济有关的事。为救济穷苦百姓，他给县粥场捐了1000元；给唐园及邻村的穷乡亲们留下2000元，供年景不好时接济之用。他听说县里的武训高等小学经费不足，维持困难，便捐了500元；又给临清私立回民育才小学捐赠几百元。
此外，他还检阅了县民团，鼓励他们练好本领，保卫乡土。民团指挥赵仁泉曾是他任学兵团长时的学兵。张自忠鼓励他，要用在学兵团学到的东西，把民团训练成一支能够战斗的精兵，好保卫家乡父老的安全。他在离乡返回防地时，唐园及邻村的乡亲们都自发地聚集在村口，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为他送行。他们的车已开出老远，他回头从车后窗望去，看见乡亲们还站在村口，向他们这远去的车队挥手。乡亲们的爱戴使他久久激动不已。
喜峰口、罗文峪大捷后，他率部撤到通县。他突然得到一个消息，他的一个表侄名叫吴应瑗，在北平中国大学读书，参加了中共地下组织，参与学校的进步学生运动，被特务抓了起来，准备押送到南京处理。
张自忠得到这个消息，便亲自给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打了一个电话，说明吴应瑗是他的表侄，并不是什么“赤匪”，只不过由于年轻人热情，思想活跃，也许有些过激之举，但绝不是共党分子，希望能够从宽释放。何应钦自然要卖张自忠一个人情，于是便下令将吴予以释放。
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学习期间，发生了对张自忠来说非常不幸的事，那便是他的次子廉静的病逝。廉静于1933年冬患伤寒，找中医诊治未见好转。张自忠赴庐山训练后，张自明见侄儿久病不愈，便将他接回山东老家，希望家乡清新的空气能让侄儿康复。张自忠在庐山得知儿子病重，让自明赶紧把廉静送协和医院治疗。但此时为时已晚，廉静已被送去山东临清老家。在唐园，由于医疗条件差，廉静病情越来越重，不久夭殁，是时年尚不足18岁。
廉静的死，使全家人十分悲痛，夫人李敏慧更是痛不欲生。
张自忠十分喜欢廉静。他认为长子廉珍，忠厚老成，但是却干不出大事业。在他眼里，廉静长得英俊威武，一表人才，性格倔强，坚毅勇敢，为人处事很像自己，将来定有出息，可以干出一番大事业来，却谁知竟然早逝。
张自忠在庐山就已知道儿子的死讯，从庐山回来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仍陷在失去爱子的沉痛之中。
1934年，二十九军进驻平津后，高级将领纷纷在北平购置房产。张自忠也在椅子胡同买得一处房产，旧主是北洋时期曾任总统侍卫长的徐邦杰。
新房院落很大，房屋有百多间，还有花园亭台，占地十几亩，但因徐家已经败落，房屋年久失修，所以大都要重新修缮。整个修缮工作由张自明操持，历时数月方完工。1935年初迁入新居，由于政局相对稳定，张自明一家从临清迁来；儿子廉珍一家由郑州迁来，与张自忠夫妇一起生活。家中顿时热闹兴盛起来，还请了厨师、司机、锅炉工和看门人，以及每个小孩一个保姆，上上下下有四五十口人。
张自忠自费购了一辆旧的雪佛兰轿车。他在担任察哈尔省省主席及天津市市长期间，公家配有一辆绿色轿车。张自忠是公事用公车，而私事和家人外出，一律用自己的旧车。
夫人李敏慧没有念过书，却通情达理，待人宽厚，十分贤淑，对子女和侄女一视同仁。家中具体事务都由七弟张自明处理。即或遇有不当处，她也不计较。
张自忠因为军政事务很忙，对家中大小事务不大过问。他虽然比较严肃，但却很喜欢孩子。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抗日却恨魑魅多（1）
张自忠等在庐山军官训练团受训1月，以优异成绩毕业，还获得蒋介石颁赠的像片一帧和“军人魂”短剑一把。
张自忠北返后，仍率部驻宣化。
1934年11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视察了察哈尔，视察了二十九军。
蒋介石视察后不久，就发生了“察东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借《塘沽协定》打开了华北门户后，便把侵略魔掌从东北伸向华北。
察哈尔省地处华北西北部，与热河毗邻，是西取晋绥、南下平津的战略要地，因而成为日本侵略者攫取的目标。
1934年冬，张自忠、冯治安收到一份报告，这是三十七师刘自珍团长送来的。报告写道，他们团已将从热河窜来的匪徒全部围歼，缴获步枪30余支，子弹1000余发云云。
原来刘自珍报告的事件是这样的：前些日子，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热河丰宁县伪保安大队数十人，在日军的唆使下，携带武器，入侵察哈尔东独石口、乌泥河一带，大肆抢掠。二十九军得报，当即令驻扎于附近的三十七师刘自珍团对这股“匪徒”进行围剿，要求干净彻底消灭之。刘自珍团奉令执行，果然一举将这一伙窜犯作恶的“匪徒”聚歼于独石口。
张自忠看了报告后，对冯治安道：“打得好，刘自珍团这次打得好。把这伙匪徒干净彻底歼灭，对热河的日伪军也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和严正警告。这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凡有敢来侵犯我察省地界者，不管他是日本人或是伪满的傀儡军队，我们都把它当成匪徒，一个不留地干净、彻底消灭。”
冯治安道：“从这次热河丰宁县窜来的日伪军匪徒情况看，日本侵略者又在试探，想发动下一轮侵略行动了。这目标第一个便是察哈尔省了。我们得未雨绸缪预作准备才行。”
张自忠道：“不错，俗话说‘一叶知秋’，丰宁这些伪保安大队人员数十人入侵我独石口、乌泥河，说明他们已有侵犯我察哈尔东部地区的迹象，我们应早一点作好准备，以便敌人来犯时予以还击。我想我们应加强察哈尔东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