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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察哈尔到天津，张自忠自理多起中日冲突事件，与日频繁交往，有抗争，也有让步；在日方要求的所谓“经济提携”中，他没有深刻认识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本质，所以对日本人存在幻想，进行过妥协。所以国人对他和宋哲元等人难以理解，从长城的抗日英雄到与日本过往频繁，反差如此之大！？
造成这种局面自然是有原因的。
二十九军是一支杂牌军和地方实力集团，要寻求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之路。日蒋之间的矛盾和华北的特殊形势，为二十九军的生存、发展提供了机会和条件。宋哲元、张自忠等正是利用了这两点，才谋取了冀察平津的控制权。但要在这块地盘生存、发展，他们就不能与日本人发生大规模冲突，才能维持一个相对稳定局面。这点，二十九军将领的认识是一致的，乃至号称主战派的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认识也是一致的。如冯曾就如何应付日本人对部下说：“我们既要本着南京政府的指示办事，又要保全现时本军处境。平津是我国著名的大城市，也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国内外人士深为关注。若稍有处置不当，即会遭到全国同胞的唾弃，甚至使我军无法生存。但从好的方面说，平津地区不但能满足我军的开支，而且还可以壮大实力，舍此再难得此机会。因此，与日军争端，越往后推迟越好，望你们好自为之。”
其次，冀察当局的对策是由南京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所决定的。国民政府预计中日全面抗争将于1938年爆发，在此之前为进行抗战准备，需要避免中日大规模冲突，即所谓“政府抗日准备未周，不要轻启战端”。冀察政务委员会主要使命，就是在蒋日之间扮演缓冲角色。从这个角度，宋、张的对日妥协确具有忍辱负重、为国苦撑的性质。也就是说，冀察当局的所谓对日“亲善”政策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不说硬话，不做软事”，“表面亲善，实际敷衍，绝不屈服”（宋哲元语）。这就是他们的对日政策。
在日蒋间扮演缓冲角色诚非易事，需要忍辱负重，忍受误解；需要强压怒火，委曲求全。张自忠之所以感到“精神上苦到万分”，原因就在于此，否则，用他的话说：“抗战是国家大事，要是我自己的事，早与鬼子拼老命啦！”
“九一八”以来的历次冲突，无不以蒋介石的失败、妥协告终。因此，宋哲元、张自忠等对蒋介石是否有决心进行和何时才能进行全面抗战，心中没底。在此情况下，若仅靠二十九军孤军抗日，把部队拼光，也只能成为蒋介石妥协的牺牲品。长城抗战就是例证，二十九军伤亡5 600余人，取得喜峰口、罗文峪大捷，然而在蒋介石对日妥协政策下，二十九军的胜利换来的却是屈辱的《塘沽协定》，使二十九军抗战成果付诸东流。其后，宋哲元主察期间，对日本的挑衅作了坚决回击，结果是宋哲元不但未受嘉奖，反遭罢黜。这对二十九军坚决抗日打击很大。
但是二十九军及其将领们，包括张自忠在内，却仍始终是抗日的，是具有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的。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1）
1937年，一场巨大的“风暴”，在华北地区酝酿着。
各方的势力在这里交汇、争斗。这就如大自然界中的天气一样，冷热气流交锋的结果，必然会在交锋地带发生一场风雨，甚至是一场暴风雨。华北地区就成了各种政治力量交汇、争夺的中心地带，所以必然也会出现一场巨大的“风暴”，那就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在让主人公张自忠融入这场风暴之前，不能不把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形势作一描述，才能使读者清晰地看清主人公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
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央军、东北军逐出河北、平、津，从而取得种种特权。这对国民政府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因为这种局面严重威胁着国民党在华北的统治地位，加剧了国民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扩张势力，也侵害了英、美在华北的利益，加深了英、美同日本的矛盾。
在国民党、国民党军队和国民政府内部，越来越多的人反对“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强烈要求抵抗日本侵略。在此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渐渐变得强硬起来。
1936年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但通过各方努力，最终和平解决。这样就基本上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国共内战，为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创造了前提，也宣告了“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结束。
在冀察平津，自从中央军、东北军被迫撤出后，宋哲元、张自忠等领导的二十九军乘机崛起，填补这一力量真空地带，成为华北地区举足轻重的不可忽视力量。因此，二十九军、冀察当局便成为日本侵略者和国民政府争夺的对象。
宋哲元等人本来就不是甘心附日之人，所以在他们逐步站稳脚跟之后，表现出来的中央化倾向也更加明显。特别是1937年2月，他们不顾日本人的反对与阻挠，派秦德纯出席了南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正是在这次会议上，实际上接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政策，首先明确提出了抗战的政治主张。接着他们以日方不取消冀东伪组织为由，拒绝了日方提出的所谓“经济提携”要求。他们还设立军事训练团和军事训练委员会，加紧军队训练工作；恢复辖区内中等学校学生的暑期军训，以增强青年学生的自卫、卫国技能。
这一切，难怪日本特务头目寺平忠辅才会发出惊呼：“……三中（指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之后，抗日的气氛乎弥漫京津一带。总之，已是大祸临头，……如何使宋哲元逃不出我们掌握，乃是北平特务机关应尽全力的任务。”
尤其令日本侵略者感到震惊的是，冀察当局宋哲元、张自忠等，根据南京政府的旨意，准备在冀察平津地区进行“国大”（制宪国民代表大会）选举。
举行“国大”选举，在其他地区，算不了什么大事，但冀察当局举办这一活动的意义，却远远超出了选举本身，在全国乃至国外，都产生了不同寻常的影响。
《国闻周报》第十四卷第二十六期发表了著名学者胡适的评论文章说：“国民大会有它本身的意义，但冀察平津的国民大会选举是国大本身之外还有它特别重要性的。我们试悬想，在那个包括全国并且包括海外华侨的国民大会里，若没有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那成什么样子！所以冀察平津的代表出席至少有三层特别意义：
“（一）让全世界知道这两省市当然是整个中华民国的一个不可分离的部分；
“（二）让我们的强邻知道，一切‘分化’、‘特殊化’的阴谋是必然失败的；
“（三）让全国国民知道，冀察平津的军政当局是拥护国家的统一，是不受浪人汉奸的煽动或离间的。”
冀察当局的中央化倾向和国民政府政策的转变，自然引起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不满。为了阻止这种倾向，实现吞并华北的侵略目标，他们认为宋哲元等人已不可靠，必须把华北变成又一个东北，才能牢牢地抓在他们手中，以便能继续推进它侵华的下一个计划和目标。所以他们加紧了对华战争的准备。
可惜宋哲元、张自忠等大部分冀察当局和二十九军的主要领导人对和平存在错误幻想，未能认清、警惕、察觉到这一点，快速地作出反应，作好准备。而国民党蒋介石也未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及时表达抗战的决心以坚冀察当局、二十九军主要将领之志。
其实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对于日寇发动战争的可能，已然提出了警告。
早在1937年4月，苏联情报机构就传出消息说：“宋哲元、韩复榘近来对中央态度较好，有日益中央化的危险，因此在最近将来，日方有随时随地寻衅可能，至少在外交上做出盘马弯弓姿态，地点将在内蒙或冀东，时间约在五六月之交。”
毛泽东也敏锐地预测道：“佐藤的外交是大战的准备，大战在我们面前。”
5月中下旬，日军参谋本部次长今井清中将在我国东北组织参谋旅行演习，并派人到关内各地侦察情况。
在日本国内，近卫文麿取代林铣一郎，组成了新内阁，号称“举国一致”，标志着它可能推行“更为极端的独占政策”。“佐藤外交”结束了。
在华北，日本中国驻屯军从4月下旬起，在天津近郊开始举行战斗演习。到6月份，演习更加频繁。尤其是驻丰台的第一团，竟以攻占战略要地宛平城为目标，不分昼夜地举行演习。
一时间，平津一带，风声鹤唳，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日寇在厉兵秣马，磨刀擦枪，而冀察当局的领导人却毫无所觉，还以为冀察平津是稳定的，从而没有作好应战的充分准备。在这样全然不备的情况下，日寇突然发动攻击，怎不显得被动呢！
二十九军主要领导人如此，下面的广大官兵却不然，他们对日军的侵略行为，极为愤恨，爱国热情高涨，与驻北平的日本华北驻屯军时有摩擦，战争随时都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既事先未能阻止“七七”事变的发生，又未能争取“七七”事变后的军事上的全面胜利，最终还是把惨淡经营的地盘丢掉，这不能不说是二十九军、是宋哲元、张自忠的悲剧。
果然，在这样的事态发展下，一场石破天惊的大事变，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夜里，在卢沟桥发生了！这就是著名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2）
卢沟桥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乐陵，冯治安在保定，刘汝明在石家庄，北平只有秦德纯在主持工作。重庆《新蜀报》1937年7月8日报道：“天津六日电：冀察行政机构为适应当前环境，决定改组。宋哲元续作相当时日休养，暂时还不返平。所有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绥靖主任及二十九军军长等职，均由张自忠代替，另设副委员长，由秦德纯充任。不久即实行。”
7月7日深夜，张自忠得报说，我军在卢沟桥同日军发生了大规模的军事冲突。张自忠大吃一惊，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变呢？
其实，日军向卢沟桥我二十九军发动武装进攻，是早就策划好了的。日军驻丰台部队的军事演习，就是以攻克宛平为目标；日本东京的上层人士早已传遍：“七夕的晚上，华北将重演第二个柳条沟一样的事件”。这第二个“柳条沟”就是卢沟桥。只是宋哲元、张自忠等多数冀察当局领导人，沉迷于和平的幻想之中而不察觉罢了。
驻守宛平及卢沟桥的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一一○旅二一九团（团长吉星文），对日军的军事进攻进行了反击，给予敌人以沉重打击。
张自忠获知日军向卢沟桥及宛平城发动攻击，引起中日军队交火后，立即赶赴北平，与秦德纯商议，决定一面与日方交涉商谈，一面电宋哲元速从山东返平，主持一切。宋哲元回电却说：“必须镇定处之，相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