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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自忠获知日军向卢沟桥及宛平城发动攻击，引起中日军队交火后，立即赶赴北平，与秦德纯商议，决定一面与日方交涉商谈，一面电宋哲元速从山东返平，主持一切。宋哲元回电却说：“必须镇定处之，相机应付，以挽危局。”
得到这个电报，面对越来越严重的事态，张自忠和秦德纯、冯治安、佟麟阁、张维藩、赵登禹等人商议认为：看来宋哲元以为日本人只是想逼他就“经济提携”的一些项目表态，所以还不想回北平来主持一切。大家决定派邓哲熙亲赴山东乐陵促宋哲元回平；另一方面由秦德纯出面与日本人交涉，争取先平息双方的军事冲突，不要把事态扩大。
同时大家议决，二十九军将领在平的家属，应先撤离北平，以防万一局势恶化来不及撤退。
由于日军进攻卢沟桥和宛平城劳而无功，损失惨重，使他们感到兵力不足。为了给支援部队赢得时间，所以便采取了缓兵之计。日军于7月9日晨派松井太九郎与秦德纯接洽谈判，双方达成口头协议三条，即：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退到丰台，中国部队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宛平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由冀北保安队派来一部协同担任城防，人数限300人，定于本日上午9 时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由于日方意在缓兵，根本不想履约撤兵，口头协议达成后，随着日军援兵源源不断增加，日方多次违信背约，敌我双方军事冲突越演越烈。
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压抑很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样地爆发了。一时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
中共中央于8日发表通电，主张武力保卫华北，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合作，抗击日军。
邓熙哲来到山东，见到宋哲元，转达了诸将领意见，请他回平主持工作。
宋哲元却对邓熙哲说：“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的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
蒋介石电冯治安、秦德纯、张自忠，嘉奖应对得宜，指出：“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
据此，张自忠与秦德纯、冯治安、刘汝明等开会研究处置办法，议定“先设法拖延时间，把分散的兵力集结，各据点绝不放弃”。
9日，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何基沣请示师长冯治安同意后，准备会同由保定开往长辛店的赵登禹部陈春荣旅之一团、东北军第五十三军骑兵团及钢甲车两列，乘日军大部兵力尚未开到之际，出其不意于10日夜间向丰台发动袭击，歼灭该敌。
张自忠得知上述计划以后，表示不同意袭击日军。
张自忠对何基沣旅长说：“现在仍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
何基沣回答：“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
张自忠最后还是以军部命令向前线部队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这个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的良机，反给敌人以喘息时间。等到敌人援兵到来，日寇实力更强，我方更加被动。前线将士因此对张自忠产生不满情绪。这也确是张自忠在指挥上的失策。
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后，日军内部就如何解决事变形成了“扩大派”与“不扩大派”。“扩大派分子”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千载一遇的良机”，“应制定攻占南京的计划”。而“不扩大派”则认为，在对苏战争准备未周的情况下，“一旦与中国的战端打开，就会陷入长期持久战，日本就会陷于泥沼而不能自拔”。双方争吵不休，统帅部陷入一片混乱。9日上午，日本内阁四相会议决定暂时采取“不扩大”方针就地解决事变，其条件是：“中国军队撤退、处罚事件负责人、中国方面进行道歉，以及今后的保证。”
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根据内阁四相会议决定的方针及今井清的训示与张自忠的代表张允荣进行谈判。在谈判中，他向中国方面提出要求条件：
“一、冀察二十九军代表应向日本军表示歉意，对肇事的负责人应给予处分，并负责保证今后不得发生类似事件。
“二、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屯中国军队。
“三、鉴于本事件多半是由所谓蓝衣社、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团体所挑起，今后对上述团体应彻底取缔。
“以上条件如得同意，应以书面向日本军提出。以上条件经中国方面同意后，日华两军应各退回原驻防地。但卢沟桥附近应按我方要求执行。”
事端由日方挑起，而松井太久郎却摆出兴师问罪的架势，提出如此蛮横的无理要求。双方争论三小时，仍未得结果。最后张允荣根据张自忠授意表示说：“其他各条可以考虑，但从卢沟桥撤军和处分肇事者有困难。”双方不欢而散。
这表明张自忠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实质上仍坚持不让步。
最后，由秦德纯与松井太久郎签订的《秦松协定》，实质上是接受了日本条件，只是把在卢沟桥驻军改为由保安队驻防。这实质上是察北六县当时由保安队驻防的又一翻版，其结果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像察北六县那样，落入日本人手里而已。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3）
7月10日，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联名发电报给何应钦：“彼方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之竭力周旋。”
何应钦回电说：“兄行应付适宜至为佩慰。”
7月11日下午6时，宋哲元到达天津，当即发表书面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属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应该认清自己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理合法，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故，殊非尽为吾人所能逆料者也。”
就在这时，日本政府却于同时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决定立即增兵华北，并于同日任命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田代皖一郎，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随后日军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的独立混成第一、第一一旅团和飞行集团（辖六个中队），以及朝鲜的第二十师团等部，迅速向平津一带集结，同时在本土动员三个师团。这一切意味着“扩大派”已在日本政府和军队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此后虽然也仍出现“不扩大”方针的提出，那只是一种烟幕而已。
正当华北中日双方准备签约之时，日本政府《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由东京传到平津，中国驻屯军的扩大派也随之占了上风。驻屯军的情报参谋专田盛寿兴奋地打电话给今井说：“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
但是，桥本群和松井太久郎认为，在大军未达平津前，仍有必要签订停战协议。当然这是迷惑冀察当局领导人的烟幕弹，目的在于麻痹对方，从而放松警惕和戒备。
他们的这一手，其实并不怎么高明，但是，宋哲元、张自忠等冀察当局，对日方的意图，竟然是毫无察觉，确也可悲。
“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活动。10日，针对日方以“现地解决”为名，将南京政府排斥在外的企图，蒋介石责成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政府核准方为有效。”
这个声明，不仅仅是针对日方的，同时也是对冀察当局的告诫。
同日，外交部派遣杨开甲、孙丹林为特派员，前往北平监督冀察当局的对日交涉。
从11日起，蒋介石授意设置“卢沟桥事件会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每晚在部长官邸大厅，召集有关负责人具体商讨处置对策。
12日下午，蒋介石在庐山海会寺别墅会见汪精卫、程潜、陈诚等高级文武官员，商讨对策。制定的方针是：“应战而不求战，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势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
同日晚，何应钦以特急电催宋哲元到保定指挥，并指出：“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
但宋哲元对和平解决事变仍抱幻想，加上对国民党、蒋介石不信任，以为蒋催他去保定会另有所图，故不愿赴保。
15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致电宋哲元：“自本月7日以来，日军乘机挑衅，积极增兵，二十九军喜峰口之精神，忠勇抗敌，全国振奋，士气昂扬。13日来，谣诼繁兴，颇传有局部妥协之势，同人等深恐蓄意分化，以遂其侵占华北之阴谋，务恳我公，上承中央之意志，下循举国之舆情，砥柱中流，力排浮议，勿求苟安，为民族正气，为我公保全盛名，同人誓矢精诚，为公后盾。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同人叩。”
同时，天津学生发表了联合宣言。
国立中山大学电慰宋哲元及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尚望贯彻始终，誓死守土，本校全体师生，誓作后盾。”
北平各大学并推举李书华、李燕等五名代表，赴津谒宋哲元，探询华北局势真相。
天津市民1000余人联合签名，为卢沟桥事件发通电，主张：
一、拥护宋哲元统军抗战到底；
二、要求中央派兵北上，全国一心，努力杀敌；
三、要求独立、解放的和平，反对屈辱的和平；
四、誓死反对一切汉奸敌寇的分裂阴谋。
在中日双方谈判中，宋哲元等人向中央、向报界、向民众均一再表示决不以损害民族和国家主权与利益为原则。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的焦点是，日方坚持要宋哲元出面道歉；罢免冯治安；二十九军撤出北平。这些当然为中方所不能接受。
日方谈判，本就是为了赢得增兵平津的时间而施出的一招迷惑对手的欺骗手法，随着增兵的源源抵达，日本在迫使中方步步退让中，态度日益强硬，条件日益苛刻起来。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4）
7月14日，奉蒋介石之命北上的孙连仲部第二十六军开抵保定。与此同时，奉命北上的参谋次长熊斌也抵达保定。熊斌原是西北军将领，曾任过冯玉祥的参谋长，与二十九军将领都很熟悉。他到保定后派李忻赴天津，向宋哲元交代两点：中央军北上乃为增援二十九军；如能和平解决，亦可为二十九军助威。
7月16日，日本陆军省确定了一个几乎等于最后通牒的强硬方案：
（一）以7月19日作为限期，最低限度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