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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援右翼兵团的周碞的七十五军、李及兰的五十五师于1 月初到达前线，使战局大为改观。2月14日，张自忠下令发起反攻，日军第十三师团抵挡不住，向东南方向溃败，我军紧紧追杀，获得重大战果。
右翼兵团的冬季攻势，于1940年3月上旬结束。
这次全国性的冬季攻势，是抗日战争期间正面战场国民党军发动的惟一的一次战略性的进攻行动。投入兵力占全军一半以上，战场遍及大江南北、黄河流域和珠江两岸。
据统计，冬季攻势共歼敌9。2万余人（含昆仑关战役）。其中第五战区歼敌20840人，俘敌36名，是战绩最大的战区；而第五战区又以张自忠的右翼兵团战绩居首，歼敌一万余人，并缴获大批军事物资。
冈村宁次承认“受到敌军顽强、频繁反复进攻的第三师团的信阳和应山方面，第十三师团的襄河河畔及第六师团的崇阳和通城方面”。而第十三师团，正是张自忠右翼兵团的打击目标。
3月18日，蒋介石致电张自忠：“此次京钟之役，该部不顾牺牲，与敌苦战，忠勇效命之精神，殊堪嘉慰。除电李司令长官代为嘉慰外，其伤亡损失亦已交军政部迅予补充外，并准先发给该部犒赏及补充经费五万元。”
在后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亲自提出：冬季攻势以张自忠主持之襄东战场收获最为可贵，誉为各战场之模范。
冬季攻势中，前线将士高昂的斗志、民众的踊跃支前以及各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使张自忠十分欣慰和鼓舞。
战斗期中，《扫荡报》记者张剑心前来采访。张自忠对张剑心说：“这一个多月的战事……战况是那么样激烈，日军的飞机、炮火，是那么样的密集猛烈，有时候日本人一天发射一万多炮，有几天同日本人拉锯30多次，而我们部队，就连一部分训练不久的新兵也没有一个借故后退的。……我从总司令部到第一线的途中，没有见到一个借故后退的士兵，也没有见到一个轻伤退后的士兵，这真是以往战争所仅见。尤令人感动与兴奋的是，这一次民众帮助军队的热心。他们自动地组织了很多的担架队、运输队，昼夜不息地抬伤兵、送子弹……我们所在第一线的部队，买给养、烧水、做饭，完全是当地的老百姓协助，他们一个也不跑，镇静得如同后方民众一样，这给我们军队增加不少的便利与助力。我们这次能够击溃日人，歼灭日军，得力于民众的协助，实在非常伟大。”
他对张剑心等采访记者特别强调：“这次出击，我们各部队协同方面，也有很大进步，往往能以自动应援友军作战，奉令侧击或夹击日人之时，行动也异常迅速。这都证明了我们确是越战越强。”
冬季攻势对日军的打击也是相当沉重的。日军方面承认：“中国军攻势规模之大，斗志之旺盛，行动之积极顽强，均属罕见。我军战果虽大，但损失亦不小……在中国事变八年间，彼我主力正式激战并呈现决战状态，当以此时为最。”冈村宁次在回忆录中说：冬季攻势“使日本军得到重新估价中国军战斗力的机会”，甚至“引起圣上虑念，中央不安”。日本的军事历史学家桑田悦、前原透也评价说：“这次冬季攻势的规模和作战士气，大大超出日军的意料，尤其是第三、第五、第九战区的反攻异常猛烈。中国军队虽未实现夺回武汉这个冬季攻势的目的，然而日本方面深深感到解决中国事变的前景已相当暗淡。”
但是，从这次冬季攻势上看，国民党的决策在战略思想指导上，应该是错误地估计国内外形势基础上作出的，它违背了持久战的根本原则，也脱离实际。以张自忠的右翼兵团而言，投入的兵力不谓不多，将士的作战不谓不勇，但最后不仅未能达到“进攻汉口”的战役总目标，甚至连钟祥县城也没有攻克。至于其他表现平平的部队，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这说明，在缺乏强大炮火和装甲突击力量的条件下，仅仅依靠兵力优势和士兵的勇猛不怕牺牲，对日军早有准备的坚固阵地，最多也只能实现战术突破而达不到战役突破的目的。以当时中国军队的战斗力，还不能向日军发起战略性的反攻。所以还只能坚持持久战，以消耗其有生力量而达到使其逐步削弱，最后战而胜之的胜利目标。
张自忠对抗战的最后胜利，却充满着信心。他在《扫荡报》记者张剑心采访他时，曾对张剑心道：“我愈战愈强，日军愈战愈弱。这两句话，经过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任何人——我想即使是日本人——也是不能加以否认，也不能不相信了。……我们这次抗战，虽然损失了许多土地、人民财产，但我们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我们都具有百战不挠的‘战术’。我们都深信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鄂北、湘北、粤北的胜利，这便是我们胜利的前奏，也就是日军‘三战三北’而最终必溃的预兆。”
两年来，张自忠转战南北，屡克日军，战功彪炳，威名远振，成为一位抗日名将，在鄂北妇孺皆知，民间流传着不少他的故事和歌谣，歌颂着他的抗日英雄事迹。
第八部分：举国大恸吊忠魂梅花欢喜漫天雪（5）
作为爱国将领，张自忠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本就多少富有一定传奇色彩，这就必然会引起新闻媒体的关注，加上他自从重返部队以后，几乎每战皆捷，成了对日本作战的“常胜将军”，这在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几乎绝大多数逢日必败、普遍害着“恐日症”的情况下，更显得卓尔不群，惹人注目，更成为各大报刊记者们追逐的对象。
这一时期，国内一些著名记者，如彭子冈、陆诒、张剑心等人，陆续来到襄河前线采访张自忠。其中《新华日报》记者陆诒是受周恩来的嘱托特地来采访张自忠将军的。
张自忠诚恳热情地接待这些来访者。
他一度对记者有较大的反感，那是在平津冀察政务委员会时，对他不理解而报道失实所致。如今他对记者的看法已有所改变，他认为通过这些记者的笔，可以向大后方告诉前线将士们抗日的情况，可以向广大民众宣传抗日，激发民众抗日的激情，促进全民族一致起来抗日，把日寇侵略者从祖国的土地上赶出去。所以他现在不再讨厌记者，反而非常欢迎他们来前线采访。
在交谈中，他还和往常一样，谦逊而质朴，从不夸夸其谈地叙说自己的战功和艰辛，而是诚挚、坦率地就一些关系抗战的问题进行讨论，交换看法。
关于前线面临的问题，张自忠着重强调的不是物资给养的匮乏，而是文化食粮的奇缺。他对记者陆诒说：“报纸、刊物对鼓舞前线士气，作用很大。前线部队对文化食粮的需要，其迫切程度不下于弹药和给养。最近敌机在前方散发汪精卫的传单，敌人对我们加强政治攻势，但我们对前方供应文化食粮的工作太差，反而不如从前，每个连队每天还分不到一份报纸。”“临沂大战时，我们还能看到汉口各报和《新华日报》，官兵们看到报纸，了解抗战形势，心中明亮，就认为我们的热血不是白流的。”“此时我们很关心国内外形势，特别担心国内团结问题。但是长期看不到后方的报纸和刊物，这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特提出呼吁。”
缺医少药，是前方面临的另一个困难。张自忠对记者们说：“前方现在除了缺药品外，就是优秀的军医太少！我看到印度医疗队来华，很兴奋。我更希望中国的西医们也自告奋勇，到前方为同志们救护。”
谈到日货问题，张自忠告诉记者，在接近前线的后方，日货到处都是。他忧虑地说：“这是一个比军事进攻更可怕的严重问题，表明我们的国民教育和地方政治机制有欠缺。军队方面正在努力执行防止日货的办法，同时也请记者先生们呼吁进行国民教育和地方政治机制的改革，呼吁民众起来抵制日货，要让他们知道抵制日货就是支持抗战。”
张自忠对记者们说：“弟兄们对家属相当挂念，尤其家乡在沦陷区的人。”他呼吁道：“我们盼望优待抗战军人家属，最好分别轻重缓急，为他们找到工作，使他们生活不成问题，子弟的教育也要完全免费。”
记者彭子冈请他对后方人民讲几句话，张自忠恳切而豪爽地说：“我希望每一个后方的老百姓都要记住现在是全面抗战。后方重于前方。我们应该振作起来，紧张地参加后方的抗战工作。没有后方人民的支持，前方的仗也打不好……更盼望后方人民努力把兵役工作做好。受过教育的中层青年也要自动参加兵役，做一般老百姓的榜样，同时他们在训练中就可以给新兵授点政治教育，改良新兵的素质。……现在我们的脑子里没有别的，有的只是怎样打好仗，这个可不是太简单的，得大家用力量……。”
抗战期间，物资短缺，前线给养有时不济，官兵生活相当艰苦。士兵冬天没有被子，夜间只能铺稻草，用一条破军毯裹身而睡；白天没有鞋子穿，只能穿草鞋，或打赤脚；粮食不够，每天只能开两餐。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高级将领是否清廉，对鼓舞士气、凝集军心、严肃军纪、战胜困难，具有十分特别的重要意义。
三十三集团军之所以能够上下齐心，不计甘苦地同日军展开殊死战斗，与张自忠的刻苦自律，为人表率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作为一位位列封疆、拥有上将军衔的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统率的部队少则数万，多则十数万，地位比西北军时高了许多，但他个人的生活，却仍刻苦俭朴，保持着西北军的本色。除非重大场合，他从不着呢料或哔叽制服，也不佩上将军衔，而是与士兵一样穿老灰布军装，一样剃着光头，只有一条武装带表明他的军官身份。平常的饮食也很简单，同士兵一样每日两餐。记者张剑心写道：“他对于吃是不十分考究的，只要是菜，随便是青菜、毛豆，几个馍馍，一碗小米稀饭，这些便可算他一顿丰盛的午餐。”参谋长张克侠也说：“公如偶有过人享受，辄有不安之感，窥其意殆以为不与人同甘苦，实无以对部下也。”
在随枣会战中，张自忠亲赴襄河东岸指挥作战。有一次给养不继，一昼夜总部人员和特务营都没有找到吃的。勤务兵把随身带的一点烤馒头片和炒豆拿出来让总司令吃。张自忠说：“要吃大家吃，这个时候，怎能一个人吃呢？”
有一个患疟疾的士兵因饿而疟疾发作，张自忠忙叫勤务兵把仅有的一点干粮拿出来叫这士兵吃。这个士兵不论如何也不肯吃，他流着泪说：“总司令都不吃，我也不能吃，我们不能破坏总司令‘要吃大家吃’的规矩。”
宋代名将、爱国英雄岳飞说过：“文官不爱钱，武将不怕死，天下便太平了。”张自忠身为武官不仅不怕死，也不爱钱。他为将多年，且数绾政要，但却私储无几。他不仅要求自身廉洁，也要求所部廉洁，严禁克扣军饷、吃空额、喝兵血，有必严惩。每次战役所获奖赏，必按功论赏，悉数分发三军绝不居功为己，留赏于己。
他的老部下李九思将军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