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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得最凶的便是瓦岗寨。
杨玄感的叛乱被平息之后，李密被擒，在解押途中施计逃脱，流落到淮阳村隐姓埋名，做起了教书先生。不料走漏风声，官军追捕，被逼之下，李密逃到了瓦岗寨，投奔了翟让的起义军，很快他便成为这支起义军举足轻重的人物。
除了李密，在众多反王中，窦建德可算一条颇富传奇色彩的硬汉。他是贝州漳南人，历代务农，初为里长。
那是大业七年的春天，长江以北发生了自开皇以来从未有过的饥荒，大业六年的夏秋季节，黄河以北岸的地方，却久旱无雨，大片大片的庄稼死在田里，漫长的冬天终于熬过去了，青黄不结的春季更为严酷，但人们总还是或多或少在春耕的劳作下播种下收获的希望，大灾之年后的春天，这希望就更加强烈了。
然而，眼前广袤的田野里却看不到黄牛拉着犁铧，农夫挥鞭呼唱的生机。而通往北方的大道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与死寂的田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根据大业皇帝的诏令，江淮以北十六岁至五十岁的丁壮都在征调之列，或服军役，或服劳役，服军役的编为营排，北上至涿郡集结，服劳役的就赶着自己的牛车马车运送粮食军需至辽西郡的泸河、怀远两军镇屯积。
这是一次空前的军事动员，一百一十二万士兵，二百三十万民夫源源北上，秦皇汉武以来历朝诸帝，没有任何一次行动能与此相比。长途跋涉，道路险阻，加之饥寒交迫，只见赶着牛马车辆的民夫匆匆北上，道路两旁，冻饿病累而死的尸首随处可见，敕令紧迫，谁也顾不上去掩埋死者。本是春耕大忙时节，田间地头却看不见忙忙碌碌的农夫。
牛车、马车征发罄尽，朝廷的指令还远远不能完成，皇上又下诏旨，征发独轮鹿车六十万辆，二人一车，前拉后推，每车载军粮三石。
通向涿郡再往辽西大道由南往北穿过平原郡漳南县，一条漳河从西南流向东北，注入刚刚开凿不久的永济渠。漳河原是流入勃海湾的，现在被永济渠截断，在漳河与永济渠交叉的地方，向北有一片宽广六七百里的沼泽洼地，叫高鸡泊，当地百姓俗称“洼地”。洼地里港汊交错，芦苇丛生，一直蔓延到渤海湾边。
高鸡泊看似荒凉，实则却很富饶，港汊里的鱼虾捕捞不尽，芦苇丛里栖息着无数飞禽，尤以野鸭为多。以往每到秋后，四方百姓都来洼里捕鱼捞虾，打野鸭子，有的还割了芦苇回去偏席换钱，不过很少有人进到洼里深处，因为都知道洼里地势复杂，一人多高的芦苇一望无际，万一迷了路可就叫天天不应了。此外，由于洼里环境特殊，多年以来，早就成了贼人囚犯躲避官府缉拿的栖身之处，这些人一般都躲藏在洼里比较深的地方，无论是打鱼捞虾还是猎鸭的百姓，都不愿自找麻烦去惊扰他们。
高鸡泊西南二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泊头的村庄，这是距洼里最近的村庄，泊头这村名或许与此有关，泊头村不大，但在高鸡泊以南方圆几十里小有名气，因为窦建德就住在泊头村。
三十多岁的窦建德从小就行侠仗义，胆力过人，在村里很有威信，曾被老少爷们推举为里长。有一年，县衙的两个衙役到村里张老头家里催逼租调，老张头家人丁不旺，几代都是单传，到老张头这一代却成了孤独一个，因为家贫如洗，老张头娶不起媳妇，六十岁了还是光棍一条，一年到头指望着那二亩薄田里刨几升粮食，与一头老黄牛相依为命，也就施欠了官府许多租。
两个衙役来到老张头的破草房里，听说还是没有钱粮交租，就要带走老张头的那头牛，老张头跪在地上苦苦哀求，衙役根本不理，牵着牛只管出门。窦建德闻讯赶来，鞠躬作揖求衙役给予通融通融，说他以里长的身份担保，发动村里乡亲为老张头凑齐租调，三五天后一定交到县里。两衙役死活不听，非要牵走老张头的黄牛不可，让窦建德凑齐租调后再去赎回来，其中一个衙役还出言不逊，说你一个里长算鸡巴，我能听信你作保。
窦建德怒火中燃，抡起铁拳给了那衙役当面一击，顿时，衙役满脸开花，口鼻窜血，摔出去两丈多远，昏了过去，另一个衙役吓得撒腿就跑，回县衙役报信去了。
闯下大祸的窦建德不甘束手就擒，没等官兵赶到就逃走了。
一年以后，大业皇帝巡幸江南回到东京，诏令大赦天下，窦建德才又重归故里。
天黑下来，从高鸡泊吹来的北风让窦建德感到了春寒料峭，他瑟缩着身子推开了家门。
听到了门响，妻子急忙从里屋走出来迎他问道“回来了”。
窦建德点点头，拿一个小木凳坐下，一身疲惫。
妻子搬过一张小矮桌放在他的面前，将噼啪作响的油灯放在桌上，然后去灶台前掀起锅盖，从锅里端出一只大婉，碗里盛着三个菜窝窝，妻子将碗往矮桌上一搁，说：“吃吧。”
偏安江南（2）
窦建德抬眼看看妻子，还没说什么，妻子又说：“不用看，俺都吃过了。”
窦建德端起大碗走进里屋，土灶上，九岁的儿子和六岁的女儿蜷缩在一团破棉絮里，眼巴巴地瞅着他，他把碗往灶上一放，转身走出来，又坐在小凳子上，妻子“唉！”地长叹了一口气，没有再吱声。
过了一会儿，妻子又问：“没有见着他。”
“嗯。”窦建德应着，又说，“看样子他没去那草皮棚子里躲藏。”窦建德在找的人是同村的孙安祖。
孙安祖与窦建德同龄，任侠骁勇，两人是心腹知己，窦建德住在地势较高的村南，孙安祖的家在低洼的村北，孙安祖家有妻子和两个女儿，去年的那场洪水让他一夜之间成了孤身一人。
半个月前，窦建德和孙安祖同时被征调军役，要立即开赴涿郡。孙安祖以妻子女儿刚刚去世，家中贫寒无人照料为由再三推辞，坚决不从征调，这可惹烦了漳南县令，当众将孙安祖鞭打一顿，并说若再不从征就以抗旨罪杀头。
县令前脚刚走，孙安祖趁人不备，怀揣一把尖刀也尾随出村，在旷野里，他追上了县令，凭着一身武艺打跑了衙役，割断了县令的咽喉，从此就没了踪影。县衙派人几次来村里搜寻，也四处追捕，但始终都没有查到他的踪迹。
窦建德猜想孙安祖一定逃进了洼里，因为那里有间他和孙安祖用芦苇搭建的草棚，他们去洼里捞鱼打野鸭时，就在草棚里休息，还有几次在那里过夜。搭草棚的地方在洼里深外，又比较隐蔽，外人一般很难发现，所以，他今天去了那里，想找到孙安祖共谋后路。
可是，孙安祖并不在那里，草棚早被大水冲倒，四周全是倒伏的芦苇和一片干涸的烂泥，没有人到过的迹像，窦建德失望而归。
妻子走进里屋，见灶上的大碗里已经空了，一对儿女蜷缩棉絮里发出了细微而香甜的声音，妻子把空碗放回到锅台上，问：“你饿吗？”
窦建德摇摇头。
“那就早点睡吧，”妻子叹息说。
突然，传来笃笃的敲门声，窦建德猛抬头，问：“谁？”
“建德兄弟，是我”。
窦建德一跃而起，忽啦一下打开门，接着就跟扑进来的那个人抱在一起，喊了声，“孙大哥”。
第二天，两个人就聚集村里的一帮也被征调的年轻汉子起事了。自此，声势日益壮大。
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深秋，夜静更深，东京洛阳的宫城中一片肃穆沉寂。西风瑟瑟吹过，宫墙外几株古槐上残留的几片枯叶，发出轻微的唰唰声响，就零乱地飘进禁宫院内，随风翻卷着不知去向了。
诺大一片宫殿群落，只有后宫皇上的寝殿里隔窗透出灯火———不，皇后的寝殿里也有烛光闪烁，只不过好像比皇上殿里的光亮要暗一些。
蓦地，从皇上寝殿中传出一阵凄历惊恐的嘶叫：“啊———有贼！来人啊，有贼杀进来啦！”
这叫声穿透大殿窗牖，从阴森的廊檐下飞出，划破浓重的夜幕，传播得十分辽远，令人毛骨悚然，然而，直到这叫声回荡着消逝远去，整个禁宫却没有一点儿惊恐慌乱，一切又复归深夜的静谧。
柳惠轻轻推开萧皇后寝宫的木门，低低地叫了声：“皇后”。
萧皇后和衣裳斜倚在凤榻上，下身遮盖着锦衾，见柳惠进来，浅浅地笑笑，说：“我就知道你也没睡。”她笑得有些勉强，但语气中却流露出正盼着柳惠来陪伴自己的心思。
柳惠移步走来，在床沿上坐下，说：“皇上又做恶梦了。”
萧皇后微微叹了一口气，显得无奈，又习以为常，不足为怪了。
皇上自九月中旬离开了雁门，经并州南返回到东京洛阳的时候已经是十月初了。听说在并州多滞留了两天，要不然回来的还要早些。
滞留并州的缘由是，群臣对自此返回西京长安还是东京洛阳的意见发生了分歧。
纳言苏威早就认为，三征高丽返回长安之后，皇上就该安于京师，不应再东巡西游。他先后在洛阳及汾阳宫，都曾劝谏皇上不可贸然出塞。这次雁门脱险，南返并州，他依然坚持已见，认为皇上应该即刻返回长安，坐镇西京。苏威说：“陛下，如今四方盗贼不息，又刚刚解脱了雁门之围，军中士马疲弊，社稷也多受惊扰。陛下应直往西京，深固根本，养息天下，才是为国家大计着想。”
关中是形胜之地，周室隋代，朝廷根基全在关中，这一点炀帝不是不明白，凭心而论，苏威的话很有道理，但是，他从心底里就不愿意回到长安那个山河阻隔，四面闭塞的地方，因此，尽管苏威说得有理，他听了却很不顺耳。什么士马疲弊，天下惊扰，即使如此，回到哪里不照样休养生息！所以，炀帝对苏威的建议只是默默地听着，不置可否。
宇文述却说：“陛下，随驾北巡的臣将眷属大多在东京，臣以为，陛下应顺路先向洛阳，使群臣安慰家眷，然后由潼关入关中，再去长安不迟。”
这话说到炀帝的心里去了，而且这个理由也非常合于情理，文臣武将随驾出巡已有半年之久，谁没有离思别愁？应该先让他们与妻儿团聚，也是人之常情，更是皇上隆恩，什么坐守西京，深根固本，等以后再说吧。
偏安江南（3）
于是，炀帝决定由并州起驾，直向东京。
回到洛阳的那天，浩荡的车驾前进在通向皇城的大街上，炀帝环顾四周，看着拥挤在街道两测观瞻皇上仪容的人群，说了一句：“咦，这人还不少嘛！”
苏威在旁边听了，心中一惊，诛杀杨玄感余党时，皇上曾说过人不可多，人多了便会聚众为盗的话，今天又嫌人还是太多，是何用意？又有什么新的打算？还是依旧没从突厥兵围攻雁门的惊吓中清醒过来？苏威着实猜不透了。
让后宫嫔妃内侍大感惊异的是，皇上自雁门归来后就有一种“怪病”，每到夜晚久久不能入眠，好不容易睡过去又几乎夜夜都被恶梦惊醒，声嘶力渴地高呼：“有贼”，而且大汗淋漓。及至醒过来，问他梦到了什么，却又支吾着说不清楚，好似根本就没有做梦，术士太医都轮番看了，也都无从解疑。
柳惠与萧皇后对视着，好一会儿不说话，或许两个人心里都在想着该说点什么才好。沉默半响，还是柳惠先开了口：“皇后，皇上到底是怎么了？”
“谁知道呢。”萧皇后叹息着说：“太医们都没了办法，只说是受了惊吓。可那镇惊驱邪的药用了一筐了，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