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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这一段自白，是多么痛苦，又是多么愤慨！在这毕生不能磨灭的见闻的强烈冲击之下，他写下了长篇小说《燕归来》，连载于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1934年7月31日至1936年6月26日）。父亲为了描写西北惨绝人寰的苦难，采用倒叙法，将民国十九年的灾情写出来。书中通过一位西北逃难到南京的姑娘为骨干，来回两次西北，一路见闻，犹如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画面，使读者如身临其境，小说一开头，用了几首竹枝词，把西北人民的苦难突显出来：卖了耕牛卖种粮，几天未吃饿难当；看来一物还能卖，爬到墙头拆屋梁。
一升麦子两升麸①，埋在墙根用土铺；留得大兵来送礼，免他索款又拉夫。
大恩要谢左宗棠，种下垂杨绿两行；剥下树皮和草煮，又充饭菜又充汤。
树皮剥尽东西空，吃也无时饿越凶；百里长安行十日，赤身倒在路当中。
死聚生离怎两全，卖儿卖女岂徒然！
武功②人市便宜甚，十岁娃娃十块钱！
越是凶年土匪多，县城变作杀人窝；红睛恶犬如豺虎，人腿衔来满地拖！
平凉军向陇南行，为救灾民转弄兵；兵来匪去屠不尽，一城老小剩三人！
真是一字一血，一字一泪！只要是还有点良知的人，读了这些诗，谁不会为人祸天灾带给西北同胞生不如死的苦难，一洒同情之泪！《燕归来》这部小说，敌伪时期曾有人把它拍成电影，但被日本人查禁了。
另一部描写西北生活的小说《小西天》，连载于上海《申报》副刊《春秋》（1934年8月21日至1936年3月25日）。这部书和《燕归来》在构思和写法上完全不同，《燕归来》是通过女主人公杨燕秋回西北探亲的一路见闻，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灾民图，使我们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小西天》则是采用了西洋名剧《大饭店》的手法，把环境、背景、情节、人物以及故事的发展，都安排在名叫“小西天”的大旅馆中，通过这一典型环境，让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登上这个舞台来表演，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性格的人，都勾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小说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因为故事是发生在饭店里，人物的穿插就像舞台剧一样上场下场自然而又富于戏剧化，它把西北的社会生活浓缩在一个饭店里，自然巧
第三部分
第33节：“北华美专”与西北游（4）
妙地通过旅店小社会，反映的是全西北大社会。《春秋》主编周瘦鹃先生在1934年8月20日的《介绍》一文中说：“我们既希望有民间文学的出现，就不能不鼓励作家到民间去。而张恨水先生就是鼓励的一个。张先生这次游历西北，在陕甘逗留约有3个月……他看到这一矛盾的事实，是绝好的小说材料，于是就利用了这材料，构成一部实实在在的西北民间小说。我想，一个作家，只坐在咖啡厅里，高喊到民间去，恐怕是不会想到西北的真实情况的。”
除了《燕归来》、《小西天》两部长篇小说外，父亲还写了大量介绍西北的散文，《西游小记》是父亲应上海中国旅行社《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先生之邀撰写的，连载于《旅行杂志》1934年9月第8卷第9期至1935年第9卷第7期，长达数万字的长篇西北游记，在当时的文坛是绝无仅有的，父亲对历史娴熟，识见通达，观察入微，描写生动，形象逼真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西北的社会风貌，自然景观，历史地理，民生民俗。这篇《西游小记》共计33篇，全方位立体交叉地介绍了西北的社会和民情，以引起国人对开发西北的关注。父亲自己在《西游小记》的前言中，很明白地作了交代：今岁五月，予作陕甘之游，意在调查西北民生疾苦，写入稗官。至于风景名胜，旅程起居，则非稗官所能尽收，乃另为一记游之文，投之本志。与本志主编赵先生约，盖已三月于兹矣。今征尘小歇，寄居牯岭，虽寓楼斗大，然开窗北视，远及百里，但见长江如带，后湖如镜，烟云缥缈，胸襟豁然。觉赵君之约，未容久违，遂即趁此逸兴，把笔追志。文以白话为之，取其通俗。而其内容，着重于旅行常识，俾为将来西北游者，略作参考。间以风土穿插之，以增阅者兴趣而已。记游之文，此本不合，然《旅行杂志》之命意，似当如是也。文中有图，亦记者所自摄，初为此道，佳构甚鲜，择其略可者入之，亦点缀篇章之意目。二十三年八月七日，序于牯岭望江楼。
近几年，掀起了一股“西部文学热”，殊不知早在70年前，父亲就已经开拓在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西部文学土地上了！
第34节：以笔当枪的抗战者（1）
以笔当枪的抗战者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和有着民族气节的人，他虽然是一个不过问政治，也不参加任何派别和文学团体的人，从来都是“孤军奋战”，但在爱国和抗击日军的侵略上，他从不后人。他认为这不是政治，这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和关键时刻，他愿摇旗呐喊，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不仅是这样说了，也这样去做了。父亲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惟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的确，从1931年“九一八”国难后，他立即就开始写抗御外侮的文字，小说、诗、散文，都在大力宣扬抗击侵略，民族自强。《太平花》这部小说，很能说明那时父亲的思想。此作连载于1931年9月1日至1933年3月26日的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这原是一部反对内战，控诉军阀争夺地盘，使百姓家破人亡的小说，但是小说连载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求武装救国，而《太平花》表现的却是非战的和平思想，和当时气氛是有些不相时宜的，父亲有感于此，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改动？报社的编者也有同感，写信来问父亲，何以善其后？父亲考虑只有两个办法，一、书的立意，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故事变成抗战。二、干脆，把这篇“夭折”，另写一部。考虑来考虑去，还是采用了第一个办法，于是从第8回起，父亲做了大幅度的改写，由于是个大翻个儿，比另起炉灶要难多了，父亲费了大力气，整整想了一个礼拜，才动的笔，父亲果然是倚马才高的人，这样的陡然的大转弯，他居然不落痕迹地改写得顺畅自然，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事变成：由于外寇侵袭，交战双方认识到同室操戈不对，一致言好御侮。1933年春，全书写完，共36回。到出版单行本时，又把描述内战的那一段删去8回，补写两回共缩为30回，在上海出版。1944年，上海原书局负责人也到了重庆，告诉父亲此书是被日伪查禁的，还带来了原书，请父亲审阅，准备在内地印行。不想父亲再看此书时，常常被引得哈哈大笑，因为书中描写的抗战军事行动太幼稚、太外行了，如果原封不动地出版，会让经过了8年抗战的国民笑掉大牙的，所以迟迟没有动手。1年后，抗战已接近全面胜利，父亲认为必须要对这艰苦卓绝、旷日持久的民族保卫战进行反省和深思，虽然我们要讴歌全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但是也不该忘记内战的祸害，若不是长期的内战内耗，国家的元气也不会削弱到如此的地步。因此，他又来了个第二次修改，仍然把命意着重放在内战、削弱国本上。但是事隔十几年，当年内战带给人民的灾难的具体素材已不大记得，而从前搜集的材料又因8年的抗战，早已不知下落，只好把内战的内容改为主角故事的发展，并将回体改为章体，30回删去10回，又重新写了6章，变为26章，于1945年5月出版。父亲告诉书局，今后出书，以此为准，并要求将纸型销毁。《太平花》的两次大改写，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大事件，也反映了父亲在事变中的思想变迁，如果能把报上的连载，及第一次单行本、第二次单行本，都保存下来比较的看，是一件很有意思和很值得深思的事。
和《太平花》堪称姊妹花的是《满城风雨》，此书连载于1931年1月18日至1932年10月8日北平《新晨报》。这部书不仅揭露了军阀“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丑恶，而且也揭露了“外寇”残害中国人民的罪行。这里的“外寇”，当然指的是日寇。
这一时期，父亲创作的最主要御侮小说，还应是《弯弓集》。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事变，使父亲感到可痛、可耻，于是他在1931年底和1932年初，用了两个月时间，写了这部《弯弓集》，他在自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着他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必求其无空不入；更有何待引申？然则以小说之文，写国难时之事物，而贡献于社会，则虽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为之者矣。……吾不文，然吾固以作小说为业，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
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也出，正未可料，则此鹅毛与瓜子，殊亦有可念者矣。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张恨水序于北京，时为革命家孙中山逝世七周年纪念，寒风怒号，黄沙蔽天，凄惨动人之际也。
我想父亲已经在序言中说明他写《弯弓集》的动机，本无需我置喙。但是需要补充的是，这部书的出版日期是“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初版”，出版者“远恒书店”。也就是说《弯弓集》从动笔到出版发行，离“九一八”事变只有5个月，离“一·二八”上海事变不到两个月。由于我所见有限，虽不敢说《弯弓集》是第一部反映国难的小说，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抗战小说，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抗战小说史，是极有意义的。父亲为了再次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他在“跋”中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第35节：以笔当枪的抗战者（2）
恨水以糊口而治稗官之业，虽身长九尺，食粟而已。即言其文字，亦不过草间秋虫，月露晨风之下，自鸣自止，更何敢言思想之变迁与否？第以非战之人而作是战之篇，则其踌躇考虑，实不始于《弯弓集》。在吾方发表于报端之作，如《太平花》《满城风雨》二篇，已不惜推翻全案，掉其笔锋以是战矣。凡如此者，吾自认非矛盾之行动。盖以昔日中国内战不休，民无死所，吾人犹不非战，非仅为人道之所不容，而亦自觉置国家之创伤于不顾。至于今日，则外寇深入，国亡无日。而吾人耳闻目睹帝国主义者之压迫，为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