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蝗鲜丁Ｎ睾簦沂呛蔚却厦鳎裼胁恢赖老諑t之理，自会小心。不过一旦伏在案上，自以为尾大不掉；三昧真火一冒，就往往忍耐不住，忘了天高地厚。而且有时候也实在是感慨太多，像廖先生焉，反对注音符号，反对简体字、反对节育，几乎凡是使我们中华民族向前一步的东西，他都反对。林肯先生于一八六二年在国会中演说，要求打破和忘掉过去的传统，呐喊曰：「过去那平静的教义，已不再适用于动乱的今日。我们必须有新的想法，新的作为，我们必须把自己从过去的束缚里释放出来。」此理使我发烧，我爱吾国，爱之切，故言之也苛，明知道这是糟透了的，但又忍不住大愚若智，扯开嗓门乱嚷，稍微有点道行的人都不肯者也。奈何乎哉，再谢谢你。
且看苏舆先生
一个新观念的建立是不容易的，有赖于经济本质的改进，社会是非标准的建立，以及思考方法的养成。对节育问题如此，对其他问题也都是如此，对男女问题，更是如此。如果我们不能用新观念来正视这个一日千里在蜕变中的社会，真能把自己气死。呜呼，仅只气死自己，其害还算小焉者也。麻烦的是，该落伍腐烂了的狗屎观念，往往盘据在有识之徒的尊脑里，于是「放欲宣淫，毫无忌惮」，那就不仅坑了自己，也坑了别人，势必成为一块异常可敬的绊脚石，阻碍社会和国家的进步。
一八九五年，吾友樊椎先生，在他的故乡湖南邵阳，组织南学分会，提倡「民权」和「平等」。到了今天，即令是顶尖的有识之徒，恐怕也不会提出反对。可是一个新观念一旦钻入旧的脑壳，该新观念遂成了「邪说异术」兼「大逆者流」，以致闹得邵阳各界，全体譁然。
在当时的众有识之徒中，柏杨先生特别推荐苏舆先生作为代表，并特别介绍他阁下的言论，以便读者老爷，温故而知新，长长见闻，泄泄尊气。盖这玩艺乃是「古已有之」的老模子，「以河洛《易经》为中心之经典」的老模子矣。
樊椎先生提倡「民权」「平等」，被选为会长，规定凡「伦常乖舛，违背孔教者，不准入会」。有识之徒苏舆先生立刻洞烛其奸，痛责之曰：「若然，则樊椎永宜屏绝不准入会，盖平等邪说，自樊倡之也。无亲是无父也，无疏是无君也。无父无君，尚何兄弟夫妇朋友之有？是故『等』不『平』而已平，则一切倒行逆施，更何罪名之可加？岂但所谓『乖舛』云乎？圣人人伦之至，以乎灭绝伦常，岂格外更有『违背』者乎？若而人者，在会诸公宜如何处治，以挽伦纪，以扶圣教，岂真『屏绝』已哉？今诸公反推为会长，其于学会章程，大相刺谬，阅者省览焉。」
有识之徒「阅者省览焉」，柏杨先生顺便在此也劝「阅者省览焉」，读者老爷中如果有患血管硬化的，最好不要继续往下再看，否则的话，看着看着，发现平等原来是邪说，则血压增高，因之脑充了血，就十分抱歉啦。
樊椎发表〈开诚篇〉一文，曰：「自民之愚也久矣，不复见天日也亦已甚矣，其上以是愚之，其下复以是受之，二千年沦肌浸髓，梏梦桎魂。酣嬉怡悦于苦海地狱之中，纵横驰骋于醉生梦死之地，束之缚之，践之踏之，若牛马然，若莓苔然。」
有识之徒驳之曰：「我朝（清王朝）开国以来，教养兼尽，上何尝愚之，下何尝受愚！且二千年自汉迄今，其间圣君贤相，理学名儒，不可殚述；樊椎谓其梏梦桎魂，酣嬉怡悦，束缚践踏，若牛马莓苔，目中固无千古矣。不知其祖宗，亦在二千年内也。樊椎不产于空桑，安得出此丧心病狂之论。」
有识之徒劈头就是「我朝」，接着就是「圣君贤相」，在那个时代，这些话都是牛魔王的钢鞭，小民很难招架。
樊椎先生建议曰：「是故愿吾皇纵五寸之管，半池之墨，不问于人，不谋于众，下一纸诏书，断断必行曰：『今事已至此，危迫日极，虽有目前，一无所用，与其肢剖节解，寸寸与人，税驾何所，蹑天无能，不如趁其未烂，公之天下，朕其已矣。』」
这一下有识之徒抓住小辫子，一脸忠贞学出笼，苏舆先生号曰：「天子诏命，岂臣下所敢戏拟，况此等大逆无道之言乎？国典具在，脔割寸磔，处以极刑，似尚未足蔽其辜。」
有识之徒的最大特征是一头栽到酱缸里，然后靠祭「国法」以撒绊马索。所谓「天子」也者，指的是载湉先生，不久就断了尊气，不过现在还有一个未死的活天子溥仪先生在当图书馆管理员，大概可以帮一下忙，把泡到酱缸的尊头拉出来。
樊椎先生提倡民主，曰：「四海一心，一心者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以救亡为是，穷极生变，郁极生智。」
有识之徒连民主也受不了，大怒曰：「治天下者，大权不可以旁落，况下移民乎？所宜通者，惟上下之情耳。樊椎贵人人有自主之权，将人人各以其心为心，是使我亿万人民散无统纪也。樊椎谓可以一其心，吾谓实亿万其心也。此则亡且益速，又焉能起而救之。泰西国固多民主，然法国议院朋党蜂起，卒为国祸，在泰西国且不可行矣。樊椎曰穷极生变，郁极生智，推其意直欲以我列圣以来干纲独揽之天下，变为泰西民主之国，其斯以为智欤？真汉奸之尤哉！」
一谈民主，就拉上法国，这是偶尔看见别人偶尔跌倒，自己就宁可泡在酱缸里，泡僵泡死，都不肯爬出来的奇异观念。俺泡在里头多舒服呀，你瞧呀，那小子连膝盖都跌破了呀。但最后仍忍耐不住，「汉奸」出口，这和「干你娘」有点差不多，盖非如此拉大嗓门，唾沫四溅，便觉得赢不了也。
樊椎先生曰：「洗旧习，从公道，则一切繁礼细故，猥尊鄙贵，文武名场，恶例劣范，铨选档册，谬条乱章，大政鸿法，普宪均律，四民学校，风情土俗，一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者是效，用孔子纪年。」
有识之徒跳高兼搥胸曰：「尊卑贵贱，有一定之份。法律条例，有不易之经。樊椎公然敢以猥鄙恶劣谬乱字样，诋毁我列圣典章制度，毫无忌惮，其狂悖实千古未有。且明言泰西是效，何必再言用孔子纪年，直曰以耶稣纪年可耳。」
夫有识之徒习惯于尊卑贵贱，习惯于奴才生涯。不要说樊椎先生对他木法度，便是上帝对他也没法度。至于由「孔子纪元」推演成「耶稣纪年」，也是有识之徒特有的逻辑，盖「列圣」把他弄得迷迷糊糊，偶尔有人拨开他的眼皮，万物都是新的，他怎能受得了哉，他怎能受得了哉。
勿听一面之词
时代总是不断进步，犹如一个沉重的压路机，它虽然走得很慢，有时候甚至被大石头挡住，好像是僵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啦，但再大的石头都会被压得粉碎，时代终于是向前走的。天主往穷人家掉第六个孩子的面包，恐怕靠不住；但天主却靠得住是一位开车朋友，坐在压路机上，无情而冷酷的开着，大石头焉，小石头焉，不大不小的石头焉，纵然在底下咯吱咯吱，顶着「列圣」法宝，呼天抢地，泪洒满面，他都照样开他的，照样压过去不误也。叶德辉先生暨苏舆先生之流的有识之徒，一面声嘶力竭曰：「我奉你的名呀！」一面用其腐烂流脓的双手阻挡，说他英勇悲壮可以，说他晕晕忽忽，睡眼蒙胧也可以。
任何时候，新观念产生之后，旧脑壳必起而反击。而反击时所说的话，所用的词汇，所祭的法宝，以及悲天悯人，义愤填膺的绊脚石嘴脸，千古以来，虽层出不穷，却固都差不多也。柏杨先生几年前，曾向一位朋友建议，建议他把有史以来，凡属绊脚石的言论，都一一收集，汇印成册。像叶德辉先生的「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像苏舆先生的「平等邪说，无父无君」，以及捧潮派三位大学堂教习先生「交响曲聒耳欲聋，甚似打架」，均包括在内，二集三集，甚至百集千集的往下编。该朋友听啦，甚感兴趣，但他想了又想，却不赞成，他的理由是：「我们为啥拿钱替他们宣传乎哉？」我想这不是宣传问题，而是真理问题，夫真理愈辩而愈明，世界上只有做贼心虚，神经衰弱者流，才怕别人说话，盖他一身毛病，受不了批评也。
读史书的朋友最大的憾事是，只听一面之词。好比秦桧先生杀岳飞先生吧，后人所看到的资料，全是一面倒赞扬和同情岳飞先生的，而从没有一篇攻击他的。嗟夫，秦桧先生绝顶聪明，他杀岳飞之时，岂能不表示理直气壮哉！一定有其种种谴责。可惜这种种谴责，没有留下来，可能是编史书的朋友或收集资料的朋友，都像吾友一样，认为其荒谬已为天下共知，而且似是而非，说不定还会混乱视听。好比说，现在不是就有人根据前人笔记的一鳞半爪，认为岳飞先生是一个「大军阀」乎？不过这种顾虑似乎是捧着脑袋过河，有点小心过度。如果当时能把秦桧先生和他的同路人抨击岳飞先生的言论流传下来（当时幸亏没有报纸，如果有的话，瞧那些正人君子兼忧国忧民之士，把岳飞先生说得不值一钱吧），对后人的帮助真是大矣大矣。
当初如果有人把抨击岳飞先生的言论文章，收集收集，汇印成册，对后生小子，至少有两件好处。第一、让我们瞧瞧古之时也那些顺调是怎么唱的，那些一脸忠贞学是怎么编的，以及那些评论是怎么发生的。第二、让我们可以对照对照，古之时也的有识之徒是啥嘴脸，今之时也的有识之徒又是啥嘴脸，看他们有没有相似之处；再然后提出他们的共同之点，一条一条列举出来，就不难发现其用词焉，其立场焉，其态度焉，其心理状况焉，会不会像一个模子，凡有识之徒都跳不出那模子。
前天柏杨先生接到一张明信片，是署名「凤」的一位先生用签名笔写的，曰「柏杨老奸收」，内容简单明了，照抄于后：
「柏杨狗仔：你的大作『柏杨选集第七辑』看后，大感『肉麻』。你心肠之毒好比『共产党』。你那吹毛求疵的文字有如『霍乱菌』，你没吃中国米？你没踏中国地？你没向老娘要过钱？你都是吃读者『半票大便』长大的？」
该明信片上的邮戳是「北港」，发于一九六五年四月十五日，另外凤先生还附言曰：「给肉麻的老乌龟第一封慰问信，第二封准备中。」
不过一直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接到第二封，大概准备尚未成功。此信是专对「柏杨选集第七辑」而发，大概凤先生第一次拜读，一瞧里面有半票观众，而他阁下又恰恰是一位捧潮派同志，于是乎头也大啦，眼也花啦，潘金莲女士那一套油然而生，别人遂都成了满天飞的野鸡，露水夫妻，再醮货儿──这是旧模子。浇出的新货是：别人都成了「共产党」「霍乱菌」「老乌龟」。说来说去，只有他自己「打死了也在这屋子里」。
我建议凤先生不必再写第二封矣，盖模子既是老模子，虽努力猛浇，也不见得能浇出啥新花样。嗟夫，对理性的东西用非理性的破口大骂，对专门学术的东西用政治性的钢鞭，对社会问题用泛道德泛政治的观点霍霍磨刀，乃千古以来有识之徒的列圣典章，凤先生例不了外也。前面我们不是谈岳飞先生乎，明王朝帝崽朱由检先生杀熊廷弼和袁崇焕，恐怕就是浇赵构先生当年的模子，则�